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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的很多东西却还浮于表面。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念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都求此人着笔。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趴式。

  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的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划符合书法的要求,所以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地“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喊上了:“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则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传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日本人图穷匕现,弯子也不绕了,直接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找老张签《日张密约》(即对付郭松龄倒戈时张所允诺的条件)。老张打死不认,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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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披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两条授带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只好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想,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是割据一方的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但北伐军是要立志统一全国的,一旦实现这一既定目标,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天天嚷嚷着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中央政府。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对于那些专以挖中国墙角为能事的“中国通”们而言,更是等于要了他们的亲命。

  情急之下,土肥原赶紧给国内发急电,要求派兵阻止联军北上。

  但兵岂是那么好派的。再怎么说,那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仗,干卿何事?

  无论如何,需要一个借口。

  这时,日本参谋本部接到报告。报告中称,北伐军已经进入山东,正向济南挺进。

  好了,借口有了。

  山东的问题一向很特殊。一战后,本来凡尔赛会议要签字,把原来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让给日本。但国内反响太大,一个“五四运动”差点把老北京城掀个底朝天。

  最后,不仅几个高官被学生一顿海扁,连北洋政府内阁随后也引咎辞职了。如此一来,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就有了理由:领导都撂挑子不干了,我们更没法担这个责任。

  于是,拒绝签字。

  后来经过谈判和交涉,山东主权已基本收回。但这个句号画得并不圆满,日本在山东仍然保留了相当多的特权。

  对于日本人来说,“山东权益”仅次于“满洲权益”,那是老虎的屁股,摸都摸不得的。

  日本军部立即以保护侨民利益为由,派第六师团登陆青岛,企图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北伐军刚刚攻取济南,尚立足未稳,就遭到了第六师团的恶意挑衅和进攻。最后济南城被攻克,北伐军败退。日军在济南烧杀抢掠,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在这次遭遇战中,担任北伐军统帅的蒋介石差点也被日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人这次是存心找碴打架来的,事已至此,老蒋也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最后捏了捏鼻子,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命令北伐军绕道济南,继续北伐,先把奉军赶出平津要紧。

  此前,徐州会战已基本决定了奉系在这次北伐战争中的命运,张作霖的两大盟友孙传芳和张宗昌都在这次会战中全线溃败。等到济南失守,两个人更是惨得一塌糊涂,一个部下也不要,跑到大连避难去了,另一个则通电下野,余部向北伐军缴械投降。

  见奉军败局已定,土肥原赶紧再回头再劝张作霖往关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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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三代单传的技术型特务,他很清楚,一旦北伐军伐上了瘾,趁势打到东北去,那么关东军朝思暮想的“满洲权益”就真的鸡飞蛋打了。

  可是老张在北京才刚刚过了一年的大元帅瘾,再说现在台上能给旧军阀长脸的已经剩不下几个了,所以根本听不进日本顾问的“真诚劝告”,死活不肯离开北京城。

  土肥原生气了,真的生气了。

  他原本也是坚定的“挺张派”,没想到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他终于想通了一个问题。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决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日本人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日本人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回到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决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是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和土肥原一样,关东军也有此想法。

  说起来,日本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而这个所谓“下克上”现象,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就叫做“关东军”。

  这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剌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剌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弄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拉死拉”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看的,那是言必称幕府将军。

  等到西方入侵,带动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就又变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因为按照日本土产宗教——神道教的理论,天皇是神的唯一代表,代表神来统治万民。

  不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政体上并非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国家大事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

  但内阁却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

  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可是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日本有一个雷死人不偿命的现任武官制。根据这个制度,政府内阁中管军事的常委——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即陆相和海相)都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

  该制度龌龊就龌龊在,现役军人必须由军队委派,一旦军队对内阁稍有不满,只要让那两个“自己人”辞职就完事了。旧的走了,新的军部又不派。内阁一共也没几个大臣,一下子空出两个位置,还怎么干法,于是只能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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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看到内阁垮台的实在厉害,有人提出把现役改为退役或后备役,不过很快又被军队逼着退回去了。有了这个要命的制度,等于是政府下面的小把把被人家捏在手上了,要你软就软,要你硬就硬,由不得自己。

  现任武官制体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宪法的一个核心概念:维护统帅权。

  统帅权就是说,军队是由天皇老子掌管的,跟政府没关系。

  换言之,就是军政分离,军队可以无法无天,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

  在内阁里面,不是有陆相和海相吗?他们管的那摊就叫陆军省、海军省,只不过他们实际上管不着军队。

  在工作分配上,他们作为政府的代表,至多只能管管招兵买马或提供给养这类活,至于海军陆军都有些什么计划,准备怎么打仗,跟谁打,军队自己不说,他们半句也插不上嘴。

  日本真正能够掌管军队的最高机构,是军部。

  在军部里,陆军叫做参谋本部,海军叫做军令部,这两帮人平时也是互不服气,互不隶属,甚至经常要抬杠的。

  军部头头们虽然名义上直接对天皇负责,却丝毫不用担心天皇会真的干涉他们的行动。

  因为大多数时间里,那个被尊奉为全民偶像的天皇基本是躲在幕后的。

  他只听,却不直接处理国家军政事务。

  这个听也只限于他认为需要过问的大事,比如说日本和谁打架了,他会把首相或军部参谋长召到皇宫里问问,咱们打得赢打不赢。

  按照日本传统的精神胜利法,一般标准答案都是:请皇帝陛下放心,胜利永远属于大日本帝国。于是,天皇就放心地回皇宫洗洗睡了。至于为什么会打起来,打得到底怎么样,似乎都与他无关。

  上有所为,下必效焉。看到军部表现得如此牛气,下面的那些军队和军人也跟着学样,个个都喜欢逞英雄,充好汉,先斩后奏的事屡见不鲜,弄得政府只能天天跟在后面擦屁股,盖图章(当然是橡皮图章)。

  这些日本军人在历史学家那里有个特定称谓,叫做昭和军阀(昭和是裕仁天皇的年号)。

  事实上,在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上,日本国内的军人和政客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当时的内阁总理田中认为张作霖虽然不够意思,但在东北已叶茂根深,且表面上对日本人还算客气,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人选。

  但是关东军就没这么好说话了。他们认为,之所以“满洲权益”一直无法得到应有保障,事情坏就坏在张作霖这个“不知报恩”的老狐狸身上,所以非得把他除掉不可。

  关东军的娘家人日本参谋本部实际支持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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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宜迟,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亲自下达“消灭张作霖”的命令(“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面对北伐四路大军的继续穷追猛打,老张意志再坚定,也终于扛不住了,不得不放弃他的“中原梦”,发表通电,准备退出京师。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意识到,除掉张作霖的机会来了。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奉村冈派遣,准备前往北京,配合那里的日本华北派遣军,趁张作霖撤退前夕进行剌杀行动。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一把拦住了。

  河本认为,到北京去行剌,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性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它列强的干涉。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张作霖回奉的路上炸车。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需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打听张作霖返奉的行程。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做出的唯一选择。

  但他不知道,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他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路。

  如果你认为老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出关作战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鬼子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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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都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老张的专列共有二十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做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就是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但南满铁路却是日军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日军负责守卫。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子落错了地方——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的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三十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的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搀合。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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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过度紧张,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两百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当时参与这次谋杀行动的日军后来回忆:

  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

  连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栗。时人描述: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了,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一口气了。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

  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

  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专列被炸四个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肯定,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出卖过国家利益。

  盖棺论定,这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摆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大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座火车?你当是两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像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他们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日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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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他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

  “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何况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吊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田中内阁虽然又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它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刚好四个人,凑成了个“四人帮”(可不是后来提倡打砸抢的那个)。

  “四人帮”里,除了两个驻外武官外,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尽数,别提多剌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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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于是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四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就简直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裕仁一见面,就问皇姑屯那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田中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故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走在路上,田中才忽然回过神来,什么都想到了,就是一点没想到——河本不是公务员,他是现役军人(还是一个大佐),而现役军人是不归他管的。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独木桥了。

  回到国会山,里面早就吵得翻了天。

  作为在野党的政友会气势汹汹地要找他算帐。这个政友会可不是什么小党小派,那是日本首任内阁总理、被称为“明治维新第一人”的伊藤博文一手创建的。五十年代连任三届日本首相的鸠山一郎曾是该党的干事长。

  五十多年后,鸠山一郎的孙子重操祖业,他就是现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

  所以政友会虽然“在野”,却生猛的很,一贯以攻击政府、给政府难堪为己任。

  田中内阁的那个声明自然骗不了他们,更何况中国方面还以事实证实,所谓“南方便衣队”完全是日本人自导自演的一场蹩脚戏。

  政友会的著名干将、议员中野正刚看到首相来了,马上放了一炮。他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他还指出,如此过分而且愚蠢的强硬政策,只会继续恶化中日关系,影响今后日本在华的长远利益。

  田中被吓了一跳,还没等他准备好措辞跟中野议员辩论,那边旁听的陆军参谋总长早已杀气腾腾地跳将起来:抹黑,彻底的抹黑,这事陆军根本没干过。

  大家都傻眼了。

  没有比这更离谱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首相您不用辩了,因为黑后台就在这里呢——日本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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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田中很无语。眼前的独木桥看来是无论如何过不去了。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关东军和河本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军部不久也知道了天皇的态度,想想怎么也得给皇上一个面子好下台阶,于是就给出了如下处理意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负领导责任,转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负直接责任,退出现役。

  但从始至终,无一人受军法审判。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缘自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十四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速成班?)。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乃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呆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愤青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法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但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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