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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能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实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八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瞪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三旅,经常和第八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为“战功卓著”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如果要想军旅生涯一帆风顺,绝对离不开老师的“辅导”,所以对这位敬爱的老师十分器重,不仅打仗时“傍着走”,还经常让老师给他单独开点小灶。

  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老张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出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拍板定调:就这么办了。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智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张背后的那个高人——郭松龄。

  正是通过“整军经武”,师徒两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青军官,并形成了在奉军中颇有影响和实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孙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密而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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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生死安危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岔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像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所以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东撤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实际掌控在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手里。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像,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十六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老张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手划脚,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画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创家俱,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矣,可算是名符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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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但此辈对老张家绝对忠诚,因此老张依畀很深,视为股肱之臣。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流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郭老师。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连同张公子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挺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遍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这个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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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也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但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称职的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置之度外。现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 ”

  全文意思大致如下: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完蛋只是早晚的事。我成人当兵后就发誓要以生命报效国家,所以早就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了,完蛋了倒也没什么,就是还没完成我的救国志向,太遗憾了。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关照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写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好好干,帮我把小六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明显是在应付差事,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死翘了以后都可以加以套用(只需修改一下死亡时的岁数)。

   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话: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造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小张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他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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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宦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确实是由于他的声望。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巨大声名。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愤青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学生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真动了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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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丧”)。

  九天以后,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和谐)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结果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

  两天以后,小张正式宣布就职。同时,成立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实权,但能把老棍棍们都装进去,基本相当于后来老蒋在台湾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杨宇霆名列其中。

  但是杨马上提出辞职。

  “老将”(张学良对张作霖的称呼)手下的老兵,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招呼不打一声就给免了,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就是主持会议时没选你,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意见吗?

  人一“小诸葛”,给你个小字辈当顾问逗着玩,也太不拿人当人看了。

  知道老杨是嫌职务不够份量,怎么弄一个够份量的位置让他干干呢。小张很头疼,憋了半天,总算憋出了一个“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来。

  老杨不听犹可,一听气得差点抽风抽过去。当总参议那会,黑龙江省省长都是要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竟然要到给他汇报工作的下级那里去当个公务员,这在最看重等级的军阀体系中,不啻于给他老脸一嘴巴子,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侮辱。

  走人,甩袖子不干了。

  老杨走了,小张笑了。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一点点难对付。现在走了正好,全世界都清净了。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东北少帅张学良上台后,对外连做了两件事: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正式发表大元帅张作霖死讯。

  现在悬在田中首相心上的,是张少帅还会不会做第三件他最担心的事。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北易帜。主意是南京的老蒋先提出来的。

  把奉军赶出关内容易,要跑到关外去解决东三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实际上,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奉军逐步退回东北后,原先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就已经不齐心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眼看随着平津拿下,全国已大半统一(除了东北),老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中军权、政权、财权于中央,同时削弱地方实力。而那三兄弟谋算的则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能保持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老蒋电邀这三位去北京参加善后会议,阎老西(阎锡山)和李宗仁早早就到了,但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传来消息说是生病了。这下老蒋急了,本来谈的就是四个人的事,现在缺了一个,这会还如何开得下去。

  老冯真的生病了?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0-11-3 11: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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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病了。不过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有病。

  老冯这个人,长相粗豪,大大咧咧,有“布衣将军”之称。他平时就爱戴顶破草帽,穿件与一般士兵毫无二致的灰色土布军装,连鞋子都是缝制的土布鞋,乍一看,活脱脱就是一个西北老兵。

  但这只是表相。其实老冯的心眼儿向来很活很细,习惯性的动作是紧跟时代潮流,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反戈一击,所以谁要是准备跟他一起出去结伴打架,都得背后长只眼睛,预先防着他点。

  不过站在老冯的立场,能从旧军阀混到新军阀也算不易。在他带领自己的国民军(这里是指西北军,不是广州或南京的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行北伐时,其他老家伙(旧军阀)不是死翘就是归隐了,所以也算与时俱进的牛人。

  老冯突然生病,是因为他很生气。他觉得自个吃亏了。

  这次北伐,四兄弟中,他得的实惠最少。别人不说,连阎老西都比不过。阎老西一伸手就拿走了京津冀三省,而他只捞到了一个山东。三比一,板着手指头都能算出来。

  私下里,老冯一向看不起阎老西,连带晋绥军也看不起,认为山西兵只会喝醋,不会打仗,一旦听到枪响,就只知道抱着个醋葫芦逃命,连枪都可以不要。

  想想北伐时自己力都没少出,排队分果果的时候,自己最看不上的人却拿得最多,这口气叫老冯怎么能咽得下去。

  一气之下,善后会议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善后”吧,你冯爷爷别处玩去了,比如说赴宴。

  出去吃饭时,正巧李宗仁也在场。得知老冯已经“患病”的李宗仁惊讶地看到,老冯一边猛吃桌上的好东西,一边不停地做痛苦咳嗽状,但同时红光满面,毫无病容。

  于是,他回去告诉善后会议主持人老蒋:老冯在演戏。

  老蒋听后又好气又好笑,可是也拿这位老顽童没有办法。善后会议就只好这样不了了之。

  四兄弟各怀异心,再提进军东北就不那么现实了。何况在老蒋看来,东三省的问题比其它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中间必然涉及到和苏联、日本的关系。

  要论凶狠和不讲理,这两老外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老毛子先撇开不谈,日本军人的处事风格,老蒋可是在路过济南时就着着实实领教过了。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准备采取“和平解决”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改旗易帜,使张学良归附南京政府。

  在北伐军拿下平津之前,中国一直南北对峙。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计有红黄蓝白黑五色。南方国民政府使用的则是另一种,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谓城头变幻霸王旗。旗帜问题很重要。在这之前,新疆已经宣布易帜,正式归附中央,从而标志着关内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东北也像新疆那样,只要换个旗,就能取得兵不血刃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四巨头一商量,偏偏冯头和阎头又都不同意。这哥俩历史上都吃过张作霖的亏,同时也眼馋东北的地盘,他们认为老张新亡,东北军虽说还能抵抗,但因骤然失去领导核心,一举歼灭从理论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

  老蒋撇了撇嘴,对这种只顾着打自己小算盘、完全不懂政治的想法很不以为然。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政治手段、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

  其实东北的新任少帅张学良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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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关内时,他就不想与北伐军硬磕下去了,曾经背着老头子,给老蒋又是送密信又是发电报,要求罢兵息争。

  主政东北后,他知道凭东北军一己之力,很难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政府,以抗衡日本。

  但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老蒋要在内部做工作,小张也一样少不了这一关。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坚决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如狼似虎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动弹,小张缓了口气,接下来便晓之以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这位仁兄不是已经辞职回家了吗?

  答曰:辞职是辞职了,但没回家。

  老杨在外面溜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路上就把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了:愣小子这么对待我,其实就是想赶我走。

  当初选当家人时,自己好歹还给对方留了个省长的位置,轮到自己,就只能做省长的公务员了。事情做得这么绝,本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拂袖而去。

  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当年张作霖的私人印章都是交他保管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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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干部处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了,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老蒋更是热衷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了一圈又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里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刚直,年纪不小,却还像个愣头青那样容易冲动,被别人一吹风就自觉自愿给人当枪使,结果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嘛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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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需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满蒙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画饼充饥了。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老蒋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也必须先出关。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老蒋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他们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怪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国民革命军)铁定出关。

  老蒋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年青,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老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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