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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小张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了算逑。

  这下子轮到老蒋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老蒋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份,又搞不定了。原因是日本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满州是中国领土,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老蒋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老蒋马上来了火。

  其中最剌眼的两条就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和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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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老蒋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底,张学良代表东北方面,发出“易帜”通电,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更让东北人激动不已的是,自己的少帅还跟国府主席攀上了亲——老蒋和小张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1929年,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倒霉的田中内阁终于垮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关东军上下也是唉声叹气。满洲最终并入国民政府范围,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只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民国时代挥手远去,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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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惟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决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到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哪怕是军阀首领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似乎也不怎么丢人。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似乎都没搞到像小张这么上瘾,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毕竟单位里一把手吸毒,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他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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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三旅所为。回去后就拿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的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门来了。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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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老杨便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张红了脸,又羞又恨。

  你一管兵工厂的,又不是我老子,怎么这么多事?

  当下也来了脾气:不干了,你来干吧!

  一个君王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身上就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长的闲职挂着,大不了把这个也免了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叹了口气,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一直以来,小张虽然内心里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老杨,但他毕竟对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否真正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局面。

  凭心而论,张学良不是枭雄一类的人物。

  张作霖一生踌躇满志,从扎根东北,到出兵入关,一直对雄霸天下有一股子执着的劲头。对自己未来的接班人,他自然也是如此期许。

  据说,他曾对张学良说过:“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在老张看来,这可能是一句很平常的勉励之辞。但后者的回答却显得很现代也很突兀:“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

  抛去反对万恶的封建社会等等伟大意义不提,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要论治国平天下,老张做李渊或许还绰绰有余,而小张却确确实实如他自己所说做不了李世民。

  因为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唐王那样的能力和魄力。

  首先,在治军上,拿不出什么办法。这个我不是凭空瞎说,只要看看后来东北军在一系列战役中的表现就知道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战场上就能看出一个部队平时的训练质量和实效如何。过去,他手下的三旅打得好,以及在“整军经武”上取得成绩,其实大半要拜敬爱的郭老师所赐。现在郭老师不在了,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再加上临阵指挥不行,就是武器再好,这仗也没法打赢。

  其次,在理政上,压不住阵脚。老张当年虽然没文化,但老谋深算,社会阅历丰富,一句“妈拉个巴子”不仅能把部下骂得服服帖帖,还能把对方的心拴住。这叫什么?这叫本事。所以下面的一众人等,老派新派的没有不服他的(郭鬼子那样的愤青是特例)。反观小张就不行了。大家不好意思当他面直接指出来,只好说“少帅太仁厚,缺乏老帅对待部下的那种威严”。所谓威严,实际就是那种打你一嘴巴,骂你两句,你还铁了心要跟着他上刀山下火海的东东,俗称个人魅力。

  命苦不能怨政府。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多多少少带些客观因素的话,下面这个就只能让小张自打屁股了:涉毒,还绯闻不断,以致不能把全部精力(自然也包括体力)都用到军政事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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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老话:己身不正,虽令不行。

  领导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当然就不好意思教育和约束下面的广大群众了,所以某些时候也只能以“仁厚”来代替“威严”。

  小张这些毛病,大概不是在就职东三省总司令后两三天内就强化培训完成的。先前在地方上估计也好这一口,之所以老子知晓不多,是因为没人告诉他(明知道是选定的接班人,谁愿意去触这个霉头)。老张那里得到的信息,都是儿子如何好学上进,才华横溢,成绩突出。

  创业难,守业更难,更何况守业者还跟“黄赌毒”沾上了边。

  一旦东北政局动荡,就象人们猜测的那样,像杨宇霆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改旗易帜”成功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对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年青人来说,足可称得上是名利双收。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自我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领导显示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小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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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赔他搞这种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还是那句话: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杨宇霆认为,对于日本人,忽悠永远管用。

  据说,张作霖生前曾答应通过借款的方式,由日本承建“满蒙五路”(也就是东北地区的五条铁路)。日本方面派人来找杨宇霆(因为杨是当事人),问有没有这个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其实老杨早就成竹在胸。“老将”(张作霖)生前答应小鬼子的事情多了,有的人家还有证据捏在手上,黄口白牙是赖不掉的。

  但是,路反正我不想建(就是建也不找你们,南满铁路的祸害到现在还没完),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都是两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老杨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建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来人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给推掉了。

  只要用心,张少帅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忽悠苗子。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对杨宇霆又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日本人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的“满蒙五路”密约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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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捉摸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和大连,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给你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打完,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要我看,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其实都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当年老张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杀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 本帖最后由 宝宝寒 于 2010-11-12 12: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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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行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点抢占旅顺大连,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附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所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将此事件报告南京中央政府,同时布告东北各地,以安定人心。但是任凭如何威胁,秘书长都木然不动,不愿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才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按照规定,国民政府严禁军人干预政治,而常荫槐当时还是中央刚刚任命的省部级官员,就这么被军区司令给先斩后奏了(此举张学良开了先河,以后这样做的还有山东的韩复榘)。但东北刚刚“易帜”,南京方面竟无人敢予以追究。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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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成名后,对家乡教育出力甚多,所以故土之人至今对他都十分感念。

  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没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想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象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的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一举成名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北方代表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然而,弱国无外交的铁律终究是难以打破的。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中国可以说“不”,清末以来,这是第一次。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要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

  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对此表示支持。

  忘了说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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