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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帐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帐),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好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后来也只好随大流。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青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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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先跟老李打,再和老冯斗,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缘起于老蒋的另一个盟弟弟老冯的再次“生病”(蒋介石和冯玉祥早在北伐时就是结拜兄弟)。

  一说老冯生病,你会不会问:这回是不是又——装了?

  没错,说对了。

  经过上次的经验,老冯发现,装病这招真的很灵。

  当然,老冯每次“生病”也都是有“病因”的。这次的“病因”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裁军了。

  全国统一,老蒋提出来要整军理财,化兵为工。

  不排除老蒋的私心自用,当然是要削弱地方,排除异己,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当时军费过于宠大,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确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东北易帜”前,全国部队总数已达到两百多万。这些人职业就是打仗,平时自然什么都不能干,吃喝拉撒买枪购炮都得国家掏腰包,结果弄得军费连年超支,中央和地方财政早就吃不消了。

  现在统一了,得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哪能还养这么多丘八,所以得裁减军队,至少把军队数量控制在各省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以内。

  这个理由非常正当,没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当着老蒋的面,老李、老冯、阎老西都表示没意见。

  没意见就好,下面就准备开全国编遣会议,动真格的了。

  为了让同志们放下包袱,安心开好这个会,老蒋还颇动了番脑筋。

  编遣会议召开前,特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干部可不是白当的,等于说这样就要“长期驻京任职”了。老蒋的意思很清楚:知道你们一听裁军就不爽,现在当干部了,必须提高觉悟和自觉性,编遣会议不开完,一个也不能走。

  老蒋自任编遣委员会委员长。预备会议讨论裁军计划时,他第一个站出来“以身作则”——却是提议先拿自己的冯弟弟开刀。

  老冯一听可就急坏了:你就缺德吧你。分好东西时没考虑我,怎么遇到这种倒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于是从会场一出来就犯了“病”。

  他不想再留在南京,可是又舍不得刚拿到手的乌纱帽,便把他视为直系亲信的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次长是不能代理部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边的“内政部长”阎老西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更甭说大规模裁军了。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兵痞”冯玉祥学,厚着脸皮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老冯的“病”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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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阎老西不讲义气地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哼着小曲,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了自己的西北军地盘。

  再见了盟兄,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正在为筹备会议忙并快乐着的老蒋得知真相,气得目瞪口呆——老冯装病的时候,他还特地带着老婆去慰问过呢。

  这下好了,上次还是三缺一(善后会议),这次可是二缺二,一桌布置好的麻将注定凑不齐了。

  一个“团结的、胜利的”编遣会议就此成了镜花水月。

  按照原来的编遣方案,蒋、冯、阎、李拟依顺序编为四个集团军,全国陆军缩编至50个师,80万人(东北除外)。现在中间冯阎的第二、第三集团军都放了鸽子,只剩下了一头一尾的第一、四集团军。

  编遣还要继续,要不然又要被旁人看笑话了。

  说起来,老蒋和老李这两个集团军总把头的“交情”也不浅。老蒋最早换贴的把兄弟就是老李,两人结拜的时候,冯弟弟和张弟弟(张学良)还不知在哪里消遣呢。

  这次要不是李宗仁很义气地留了下来,编遣会议老蒋就真的只能唱独角戏了。

  老李在裁军问题上也没含糊,条件是必须和老蒋一起进行,同步裁撤。

  老李不像冯阎二位,他有个忠心耿耿且能独当一面的合作伙伴——“小诸葛”白崇禧帮他看家,所以乐得在南京当他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桂军和蒋军在兵力上其实差不多,大家一齐动刀子,老李认为自己还奉陪得起。

  编遣完了,却轮到老蒋不够爷们了。

  此时,两湖(湖南湖北)均为桂系势力范围。但时任湖南省主席的鲁涤平是老蒋的人,老蒋私下塞了很多军火给鲁主席。

  事情要做得秘密一点也就算了,偏偏被另一个好事分子何键发现了。湖南省主席这个位置,何键也早就盯着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立马亲自赶到武汉,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李宗仁,并且向他暗示老蒋此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老李得知内情,果然把眼睛都瞪圆了:我身为两湖长官,如果中央要发军火给湖南,也得先过我这一关。现在什么意思,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罢了,还想朝我背后开黑枪?

  这时又有几个老部下来告状,说老蒋真不地道,竟然派人过来拉拢他们,被他们拒绝了。

  明白了,老蒋的“司马昭之心”就是要砸我的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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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仁立即以两湖长官的名义,作出决议,摘去鲁涤平的乌纱帽。

  鲁主席不干,并且赖着不走,说的话也很硬气:要免我容易,但你得先拿中央的红头文件出来。

  潜台词是:我是老蒋的人,我怕谁。

  李宗仁没有红头文件,但他有的是枪。在枪口的威慑下,鲁绦平只好灰溜溜地走人。

  这就是所谓的“武汉事变”。

  事变一起,老蒋马上跳了起来,暗斗既然显形,那就明斗吧,反正搞的就是你。

  朋友是拿来玩的,兄弟是用来卖的,老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这个江湖流言的真实性。

  第一集团军集中兵力向武汉进攻。

  蒋桂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根出同门,老蒋对这些内战对手的软肋究竟在哪里,历来是搞得很清楚的。在对付他们的招数上也可谓是炉火纯青,早已修炼得像个千年老妖了。

  桂系能在江湖中自成一派,完全倚仗李白双剑合壁。

  现在要废掉桂系,就必须要先破双剑。

  就在南京政府发出讨桂令的同时,老蒋对“小诸葛”白崇禧使了一着杀手锏。

  在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思想的指导下,他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挖了“小诸葛”的墙角。

  白崇禧统率的部队原本就是唐生智旧部,现在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自然都欢喜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

  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

  现在桂系双剑,只剩下老李这一把剑在支撑了。

  不过老蒋还是没能占到多大便宜。因为双方实力本就相当。老蒋虽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但桂系的第四集团军也并不好惹,像只老牯牛一样,死顶在武汉,就是不退。

  这时形势对双方而言都非常微妙。老蒋和老李都很担心,特别担心一个人——

  西北军的冯玉祥。

  论兵力,老冯比上面这两位还要多。事实上,在蒋、冯、阎、李这四位老兄的麻将桌上,老冯手里握的牌一直是最硬邦的,要不然编遣会议老蒋也不会紧盯着他不放了。对于这场互殴,他的态度如何,会不会参加进来,参加了又跟谁联手,将会成为这场胜负局的关键。

  那些天,老冯家的门槛都快被说客们给踏破了。

  一般而言,老冯对看别人打架是有些特别兴趣的。

  别人光看不出手,他是看过之后再出手。老冯最得意的一招,就是等你们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上来插上一脚。

  轻轻松松,还赚足便宜,最后大家都得跪下来求他。所谓鱼与熊掌可皆得也。以前直奉大战的时候,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吴佩孚、张作霖都没少吃他的亏。

  说真正精明,还得看人家老冯。

  但冯玉祥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上比他更精明更会玩的还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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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原因,他终于阴沟里翻船,栽了。

  据说老蒋本人的生活并非如外界想像的那样奢侈无度,基本还保留着当兵时的传统,平时遵守“三不”主义: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娱乐方式不是唱卡拉OK,而是散步和写日记。

  就连喝水也只肯喝白开水,茶叶都不带放的。

  但是他舍得大把往外掏银子。

  桂系也知道老冯不见好处不撒鹰,大洋也没少给,但在这方面,老蒋一向表现得更有气势:一出手就是银元200万!

  我翻了一下资料,当时的一块银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60元人民币,200万银元也就是1000多万人民币。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物价不高,一块银元就能在北京的菜馆里吃上一顿不错的涮羊肉了。有了这些钱,老冯那些日子过得苦巴巴的西北军士兵上馆子都没问题了。

  这只是小意思。因为后面还有一张更大的支票: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院长(转正了),并担任湘鄂两省的省主席。

  而老冯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只是:通电声讨桂系,出兵湖北。

  通电声讨很容易,反正今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明天我打你,发个电报彼此骂两句,大家都不会很介意,以后见面也不尴尬。

  出兵湖北更不在话下。又没有规定出兵时间,什么时候出还不是自己说了算。老冯的心思是,我肯定要出兵,不过是等你们都打完了,我出兵接收武汉。

  这么好的条件,对于算细帐已经有了狂热癖好的老冯来说,不答应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了。

  可惜他不知道,老蒋就是那个传说中喜欢开空头支票的人,而且他虽然撒银子就跟撒传单一样大方,但大方的原因是他总能在撒银子的过程中,得到比撒出来的银子多得多的好处。

  老冯不知道,所以他吃了苦头,很大的苦头。

  一开始,他并没急着表态。

  老冯虽然算不上什么城府很深的老狐狸,不过在“看人打架、从中渔利”方面写两本经验之谈的专著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双方不打到头破血流,哭爹喊娘的地步,咱老冯是绝不会轻易出手的。

  不过这一回他失算了。失算在自己出手太晚。

  钱能通神。老蒋用撒银子的办法,竟然把桂军的前敌总指挥也给搞定了(当然不是李宗仁本人)。

  前线一倒戈,后方坐镇的老李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徒呼奈何。

  桂系不得不放弃湘鄂和河北的地盘,狼狈逃回相对贫瘠的家乡广西去了。

  蒋桂大战就以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做了一个了断。

  就这么打完了?

  完了。

  正在观虎斗的老冯差点要拿脑袋撞墙,他还没来得及表态呢。

  按说现在没他老冯什么事了,既然已经摆平,人家当然也不再需要帮什么忙了。

  但老冯不这样想。

  碰上这种事,不占便宜,就是吃亏了。

  他马上发了一个声讨桂系的通电。

  这种“马后炮”的表态,让老蒋哭笑不得:这种时候你还发什么鬼通电?

  需要你搭把手的时候,你看热闹,现在我把一切都搞定了,你才匆匆忙忙地说要来入伙。我那几个地盘是这么好拿的?!

  想当年,老蒋也是在十里洋场做过股票经纪人的,算帐不糊涂。

  令人发噱的是,发完通电,老冯还天真地歪着脑袋等老蒋把赏格给他送来哩。

  等了一天,没来;等了两天,没来;第三天……

  老冯认为是老蒋把自己给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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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通电怎么说也把桂系给得罪了。现在老蒋你竟然一毛不拔,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

  面子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过了几天,老冯发了一个通电,自己宣布把行政院副院长、军政部长都给辞了。

  在撒完这通娇后,老冯犹不罢休,一发狠,决定亲自上阵客串一把拳王的角色——把西北军主力全部调出原防区,进入陕西集中。用老冯的话说,这是要先收回拳头,然后打出去才更有力量。

  也不排除有虚张声势的心理,人多力量大,咱老冯这么多部队,每人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当然,因为封官许愿那点破事不答应就要打架,老冯自己还是不太好意思承认的。

  这种事得有别人说。

  别人不说,徒弟们说。

  西北军将领通电,内容是力请冯大帅率部反蒋。

  西北军将领又通电,内容是历数蒋之罪状,请蒋下野

  总之是搞到老冯想不出来打架都不成。

  西北军看样子很吓人,黑压压的一群,帐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

  但老蒋一点都不怵。管你千军万马,我只用一种战术。

  战术的名称就叫做:银弹战。

  有了蒋桂战争的经验,老蒋对“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句话有了更深体会。所谓银弹战,就是在前方打得你死我活时,公然大胆地挖对方墙角,要钱的给钱,要女人的给女人,要乌纱帽的给乌纱帽,反正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答应当叛徒(正式名称是归顺朝廷)。

  在人性的弱点面前,银弹战无往而不胜。

  冯的心腹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率先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

  对勇于叛变的同志,老蒋立即兑现承诺。韩复榘任西北军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

  消息传来,老冯傻眼了。虽然他对于背叛和陌生早已不以为意,犹如家常便饭,但总以为这是自己的专利。没想到有一天徒弟们也会对师父玩这一招了。

  而且老冯对自己看人的眼光一向是很自信的。他曾经认为,就算别人都变心了,有一个人也会对他忠贞不二。

  这个人就是韩复榘。

  不为什么,就为这孩子特别老实。

  当兵时就不用多说了,等到韩复榘做到一省主席,老冯训他还跟训儿子差不多。有一次不知哪个神经搭错了位,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痛骂了韩复榘,还让他去给自己当小兵站岗放哨。韩复榘这个堂堂省部级干部果然也就老老实实地跑到老冯家门口站了两个钟头。

  领导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样任劳任怨的干部,如今可不多了,不用他,用谁?

  可就是这样老实听话的好干部,却第一个跑到敌人阵营里去了。

  韩复榘、石友三的叛离,对冯玉祥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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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冯帐下能战之将颇多,但他认为最能打仗的只有四个人:韩石二孙(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现在仗还没打,最欣赏的人就带着十几万精锐跑了,等于是给别人养的孩子。

  替老冯想想,数十年如一日艰苦朴素的他,容易吗?

  得知这一消息,老冯起初是不相信,后来确证了,可以用完全崩溃来形容。

  哭,骂,扇自己耳刮子,变着法地整自己。

  长期以来内心的一大支柱倒下了。老冯终于明白,他可以做“倒戈将军”,部下们同样可以做“倒戈将军”,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老冯所不知道的是,韩复榘其实早就想叛了。在他看来,当初含羞忍辱地给他老冯站岗放哨,纯粹是出于不想惹这老家伙的缘故。

  老子都当省主席了,你还摆封建家长那一套,行得通吗?

  另外让韩复榘耿耿于怀的,是老冯常常自以为高明,对别人进行遥控指挥,往往把好事也给办砸了。

  西北军之所以被称为西北军,就是因为一直驻扎在老少边穷的西北地区,那真是穷的穷死,饿的饿死,早就叫苦连天了,巴不得找个机会进城脱贫致富。

  上次蒋桂大战,韩复榘本来像条猎狗一样猫在武汉外围,就等着能捞上一票。桂军一败,他就准备扑过去,顺势把湖北这个好地方拿下来。没想到老冯却要他往北撤,还美其名曰是缩回拳头打人。

  缩你个头啊缩,战机稍纵即逝,这不就是打人的最好机会吗?

  跟老冯讲,不听,还被臭骂了一通,强逼着就把队伍拉走了。韩部刚刚退走,蒋军便很快控制了湖北,想进都进不去了。

  三国时魏延找到一条袭击曹魏的最佳路径,特上奏诸葛丞相得知,没想到孔明不仅不采纳,还认为魏延后面有反骨,后来死都死了,还留了张条子让人把魏延给做了。

  看面相看掌纹也就罢了,竟然还能一眼看出什么反骨来?老兄你妖怪啊!

  韩复榘认为自己有魏延之才,至于反骨,不用看,早就有了,所以老蒋派人一做工作,马上就想通了。

  还等什么,反他娘的。

  韩、石一反,就像推倒了一座多米诺骨牌。西北军将领争先恐后,惟恐晚一点就会吃亏一样,哭着喊着都反了。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杨虎城、马鸿逵(宁夏马家军)等几位干将。

  从此之后,西北军将领的反戈就成了一种习惯,到了时候,和习惯性流产一样,想收都收不住。

  其实,老冯冶军还是有一手的,要不然也不会形成西北军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近代兵家对此也极为推崇,称“冯氏练兵,民国第一”。

  在老冯的一手调教下,西北军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兵勇将猛爱倒戈”。

  成吉思汗部队的战马,都是清一色蒙古马,既能日行千里,又能吃苦耐劳。老冯选兵也一样,不是像别人那样拨到碗里就是菜。他是得挑挑捡捡的,而且非西北汉子(除山西人)不取。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曾国藩曾剃头的湘军影响,老冯的兵不光打仗还要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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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分两种。一种叫做文化教育。入我门来,先上扫盲班。也不多,每个人学两百个字。学完才能OK。不学完不但不发工资,还不能参加军事训练。

  一种叫信仰教育。老冯被称为“基督将军”,他本人不但自称信仰基督教,还号召每一个将士相信我主上帝。老冯对信教这码子事是非常认真的。部队里有军人充任的“大主教”,还有座可以自由拆卸装配的活动教堂用作礼拜。如果需要洗礼,那也不愁。就近找几根水管来,大伙身上冲一冲,洗洗更干净。

  你还别说,有了这两下子,老冯的兵还真不一样,又有文化又有觉悟(上帝赐予力量),打起仗来嗷嗷叫。同时军纪也不错,冯部每个士兵胳臂上都佩戴袖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几个大字。至于什么吃东西不给钱,偷拿老百姓三瓜两枣之类,那更是死罪一条。

  冯军不扰民,是世所公认的。

  老冯在选将方面也不是没有眼光。与其他人不一样,他喜欢从最底层选人。西北军将领中军校出来的不多,大多数是行伍出身的普通士兵,许多人甚至是从老冯的卫兵、马夫、勤务员开始做起来的。

  这样选拔出来的将领有一个好处,就是打仗勇冠三军,实战经验非常了得。你想,原本都是苦大仇深的基层群众,又没什么思想和经济负担,往下去除了烂命一条,什么也不见少,往上去却可能前景无限美好,当然是玩了命地往前冲。

  又由于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接受枪林弹雨考验的机会自然比那些军校生多。正所谓翻烂一本书,不如打赢一小仗,实战归根到底是锻炼出来的。正因为这样,西北军出的大将也多,包括“韩石二孙”在内,有五虎上将十三太保一说,可谓战将的大宝库。

  但人都是会变化的。当兵的时候,可以傻乎乎地接受老冯那一套“愚兵”教育,把自己管得像个孙子一样。等当了官,见多了世面,了解了内情后,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他们发现,在老冯“虔诚的基督将军”背后,原来有那么多不可告人的黑幕,有那么多难以言说的背叛、欺诈与不义气、不道德。

  主教我们不可欺诈。老冯却带头欺诈了,而且不止一次。

  我们上当了。

  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些将领们也有样学样,玩起了倒戈,玩起了欺诈,玩起了不道德。

  毕竟大多数人出来混的最原始动机就是想吃一口饱饭,然后是奔前程、求富贵。一旦没了职业道德底线,变节背叛就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

  西北军的打仗之猛和“倒戈”成风盛行在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它可以在抗战初启时悍不畏死,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可以在进入相持阶段后,大量叛变成为伪军,其两极分化之严重可为各派系之冠。

  到了这一步,蒋冯之战还没真刀实枪地打起来,就可以收官了。老冯只好通电下野,宣布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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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折腾下来,老蒋除了花了点银子,其实没费多少气力,但收益实在可观。

  蒋桂战前,所谓中央国民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其它地方则各为其主:华中、华南归老李,华北、西北分属老冯和阎老西。

  战后就不一样了。中央一下子获得了二十多个省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这二十多个省里面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老蒋当着张学良的面就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老蒋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了。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俄国人才做得出。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老蒋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有了这句话,张少帅的气壮了。回到沈阳,马上加紧部署落实中央精神。

  一出手就很漂亮,不仅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管理权,还把铁路管理局的苏方正副局长都抓了起来。

  出乎中方意料,事发后国际舆论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苏联政府这下来了劲,趁势顺竿爬,以受害人的姿态做出一系列激烈反应:断交,抓人(中国侨商),扣船(中国商船),派兵。中苏边境一时乌云密布。

  对于东北方面来说,搞爱国运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遗憾的是却没军事准备——没想到看似病歪歪的苏联也敢动武。

  大兵压境,少帅犹豫了:既然没准备,那就先往后面退退吧。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想退很难。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东北方面对苏联展开行动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国民政府主席(老蒋)都坐不住,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拉,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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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每个稍知国情的人都清楚,当时除了中央军外,能跟洋人单挑的,舍东北军其谁?

  号称全国最精锐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四十万武装,海陆空齐全,飞机、坦克、军舰无所不有,如此的军事配备,已接近准现代化水准,就连中央军都要让你三分。

  干架有条件啊,兄弟,这种时候是爷们的就不能皱眉。

  在苏联频繁挑起边境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不得不首先宣战,由所谓“中东路事件”直接引发的中苏同江之战开始了。

  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从当年的日俄战争开始。

  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不同,日清战争的失败者中国是完败,日俄战争的战胜者日本却并非完胜。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虽然取得了战争前期的胜利,但最后却是它自己先支撑不下去,巴不得和俄国人签协议谈合作。

  日清战争,大清的北洋舰队和陆军主力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老本输了个精光。俄国人的情形则完全两样,虽然远东部队打完了,欧洲那边的一大半精锐还没上呢(主要是以明石元二郎为首的日本余则成们正在其国内折腾,没法过来)。

  日本人认为自己打了这老半天,累得吐血,老毛子怎么也得掏点银子出来慰劳慰劳。没想到俄国沙皇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死活一个子不掏,逼急眼了甚至不惜砸锅卖铁,舍了老家不要,宁愿带欧洲兵到东方来再跟东洋人死磕一回。日本为了日俄战争,就差跟黑社会借高利货了,一看对方这么强硬,马上软了下来。

  所以说,即使在大厦将倾的沙俄时代,俄国军队也并不一定弱于日本。要命的是现在的苏联比当年的俄国还要凶猛。

  十月革命后,苏联虽然曾一度陷入困境,但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经济已经基本恢复。特别是随着苏联红军五年计划(不是经济五年计划)的实施,其军事力量早非吴下阿蒙。到中苏同江战役打响前夕,五年计划已实施两年多时间,苏联共购置了二十多个亿的军用武器,被成批用于装备常备部队。军事训练方面,苏联红军在步兵和战车协同作战方面也已具备相当水准,可与当时一般的欧美国家相媲美。

  这种犹如吃了壮骨粉一般神速的进步,是外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俄国通”和亡命在外、对本国国情已然生疏的白俄所不了解的。

  显然,大家都被误导了。

  让我们再回到同江战场。

  两个出场队员:中方——东北军(中国东北边防军);苏方——远东红军(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

  先晒晒东北军这边。

  武器装备上,东北军虽然在国内地方军中已是首屈一指,但明显弱于苏联红军。重炮、飞机、军舰这些新式武器倒都有,不过跟红军一比,就跟纸糊的差不多了。

  当然,东北军的短板并不全在物,更多的还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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