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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了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它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黄兴也是个感性的人,岂有做软蛋的道理。听完之后,十分感奋,当即拍案,定于4月27日准时发动起义,并发电报到香港,让三百先锋队员返回广州。
  1911年4月27日早晨,熊克武奉命接船。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四点,船到了,人还看不见。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洒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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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实在是毫不吹牛,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众人沿着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其实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而高兴,相反忧心肿肿,时刻担心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已经溜掉了,匆忙之下,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反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相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从这时候起,熊克武再也没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差点就被刺刀给捅成了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还不要紧。
  此时天空中开始飘起了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亮的到来,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机率几乎降到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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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一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
  只要坚持,就能迎来希望。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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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把熊克武给围住了:“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
  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到组建军队,第一让人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
  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歪,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巴,但是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不请自来。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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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是春风拂面,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真的是黄兴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当然是居无定所,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作“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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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士兵征招的也清一色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向熊克武问计,讨论如何北伐。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其一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其二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它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所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可算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一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能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好像又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自然还有还价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回去后即登记入帐,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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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7)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股东”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帐。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再说开去,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可要查它的帐,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门外汉,且不论查帐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通常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交待。”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李某。
  查帐这一天,他雄纠纠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神色,举手投足间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喧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一所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营长大吃一惊,先前的各种美好也全都随之烟消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帐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已有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陪笑:“所有帐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帐薄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更是把汗都翻出来了。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过了些天,见客轮久候不至,熊克武决定转乘木船溯江西上,查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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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8)


  要查川汉公司的帐,其实还轮不到蜀军,那应该是保路运动发起者们的事,可是早已没人来理这个茬了。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声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象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帐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
  可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而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不值一钱。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做了才十二天,川人因此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聚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于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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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19)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乃至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精灵,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之为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伺候自个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他实际上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可“海外高材生”哪受得了这个,尹昌衡很快就递来了一封辞职信。
  临行之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尹昌衡饯行,在席上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话语之中,仍对之寄予殷切期望。
  你猜小尹答的是什么,“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张鸣岐再也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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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20)


  尹昌衡离开广西,回到四川,但现实还是小小地打击了他一下:好位置到哪里都是人满为患,你的文凭和才能再犀利都没有用。
  通过关系,尹昌衡才得以弄到一个职位,是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跟在广西时一模一样!
  四川新军系总督赵尔巽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本地人,带来的军官也大多是外省籍,导致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师长)到协统(旅长),说的都不是四川话,新军中的川籍军人早已心生不满。
  别人不满,只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成立当天,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杯酌酒,说道:“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
  军官们见状也都起立举杯,满座之上,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
  尹昌衡答道:“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这么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
  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这话怎么说?”
  尹昌衡毫不怯场。
  “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还贺什么贺。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此言一出,犹如将了赵尔巽一军,他不由追问:“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得到的回答是要择将。
  又问:“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提了一个老资格的川籍军官,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知道眼前的人不谦虚,想不到的是如此不谦虚,赵尔巽一问,才知道他是陆士毕业的。
  赵尔巽朝在座的外省军官一指:“他们不都是陆士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出了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的善辩本领。
  “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作宰相,秦桧也以学士作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然当场被问住了。见总督已下不来台,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不仅因“胆气粗豪,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就连赵尔巽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经过这么一闹,赵尔巽认为尹昌衡虽然狂妄冒失,然亦不失才气,如果要平衡军官间的省籍关系,值得重用提拔一下。
  当年秋天,四川新军分成南北两军进行演练。赵尔巽特地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有意借此考查他的军事才能,同时提升其在军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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