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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1)


  胡景伊扶正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纷纷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唯一的保护伞,相反,胡景伊则视如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还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足够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惟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
  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茬。蜀军上报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了招,上了当,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静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已经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剌,标志着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与由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其它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仅占重庆一隅,并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一直举棋不定。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支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更不能轻动了,但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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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2)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大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即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须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是这四个支队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献计,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即为但懋辛,那个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的东斌军校同学,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却也是九死一生。他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于不意,就象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设若当时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甭管什么计策,都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稳,只是相对而言。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骞临场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
  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提前作出反应,将第一师(周骏师)调到了泸州。
  在川军中,包括周骏师在内的那川军四个师,因为主要出自于清末时的旧军队,所以被称为老川军,蜀军则被称为新川军。其中,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
  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是讨袁军第一支队,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至为惨烈。
  第一支队前仆后继,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落于地,又接着用左手拾枪,仍大呼前进。在阵亡名单上,已有多位营长的名字。
  战场上,要说拼命,大家都拼命,关键还是武器的优劣与否。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产品。
  要论起来,老川军的武器,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尹昌衡说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这些年过去,比之于“最新式日本造”,这些“老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拙。
  在“最新式”的火力攻击下,周骏师伤亡的军官,比第一支队整整多出一倍,在野战失利后,被四面包围于沪州城中。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开始发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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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3)


  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阵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来不及了,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已经失陷。
  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处于袁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各支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分”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灭,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自辛亥之后,熊克武等人再次被迫逃亡。
  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藏在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喻意就是梁山那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胡景伊则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则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竟然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清政府因其在四川当地声望不错,为表示怀柔,对他网开一面,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
  据说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辛亥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一场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
  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我最吃得干,由不得胡景伊不得意。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
  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大部分还是自己做主,或者说是由当地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了个干净,而且震慑住了那些听话或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建立了权威。
  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迈出了“削藩风暴”的第一步。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又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1914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这下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得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
  胡景伊沾沾自喜,心里那个美,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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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军团(34)


  1915年2月,他从驻京代表处得到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
  让胡景伊感到格外震惊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他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来与袁世凯拉关系,以致于陈宦对胡景伊的情况已摸得很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他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巨款,想请陈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
  利益场上,都是知心不换命的酒友。瞧瞧胡景伊那点道行,也整不出什么新鲜的来了,这个驻京代表便不声不响,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
  陈宦到达成都后,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1915年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
  虽然都是“将军”,区别可大了去,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之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的“图川大计”。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政治观点上,他和他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加强版了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会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蹦达,蔡锷则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那些倒了霉的对象感觉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百姓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缴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首屈一指。
  在蔡锷的运作下,云南这个原本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军事力量却能执西南之牛耳,周围各个省份没有一个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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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5)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袁世凯,蔡锷也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将他召到北京,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可比他机灵多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也一步不拉地跟着参加,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得以成功潜回云南。
  蔡锷能够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的软胁。在中国,你尽可以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袁世凯当皇帝,其实不见得有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皇帝”并非彼皇帝,“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是跪拜这一套都被袁世凯给废除了。
  冒冒失失的结果,只是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究竟图什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干翻了?
  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就让他现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
  他如今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都督曾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营长),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的宝座。
  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先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就算是陈宦的部队,数量上也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计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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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6)


  袁世凯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宦督川。
  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但你要让他捡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陈宦。
  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是不如陈宦。
  并不是陈宦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真正厉害的其实还是拍马奉迎和顺风转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
  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宦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宦之间,谁才是真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却偏偏把他们两人关到了一个笼子里。
  陈宦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障碍,只要有陈宦在,滇军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宦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仍有川军共两师二旅,此外还有北洋军的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强弱不言自明。
  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对陈宦来说,趋利避害是基本人生法则,以致于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能得利,有没有好处。
  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宦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
  入滇的第一天,蔡锷就给陈宦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他站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宦笑了。
  哥们,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那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宦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辞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臣一个。他随即又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师派去前线堵截滇军。
  就在这时候,陈宦发现情况不对劲,不管怎么催,刘存厚就是迟迟不动弹。
  蔡锷的攻心战可不只对他陈宦一个人,川军将领个个点名,刘存厚当然也在其中。
  陈宦督川,倚仗着有三个旅的北洋军撑腰,对川军编制进行大删大砍,四个师被缩掉近三分之一。对留下来的两师二旅,他也没有一点客气,尽量安插亲信,刘存厚的旅长就是陈宦带来的北洋军官。
  陈宦还在四川组织“清乡”,川军在前面卖命,“以川军杀川人”,北洋军却懒洋洋地在后面督阵。
  都是打仗,川军损失了,不补缺额,剩余枪械一律缴库,与此同时,北洋军就是碰破点皮,也得咋咋乎乎地给用上创口贴。
  “清乡”尚未结束,刘存厚的一个师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并时时面临着陈宦派人渗透进来的危险。
  刘存厚对此又恨又怕,每天都做着被陈宦暗算的恶梦。蔡锷的密电一到,他就开始合计起来,因此一直在泸州赖着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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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7)


  作为腹黑高手,陈宦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从窝里面赶出来,陈宦再次去电进行催促,同时另派周骏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宦会对他尚留在成都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宦是个有心计的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宦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他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帝制,一派反对帝制,陈宦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宦只给拥护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双方商定语气。
  到这个时候,陈宦又撇下拥护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去找反对派。
  反对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派来的北洋军入川。
  按道理,陈宦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反对派的提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反袁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他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宦给其它所有川军都打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这一堆肯定是信不过了,陈宦不肯亮出自己的底牌,是因为还有他所说的那三个北洋旅。
  三个旅先后奉召来见陈宦。最早赶到的旅长是云南人,他对着陈宦发牢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没准就是怕把自己顶到第一线,听者却是有意,陈宦这下连北洋旅也不放心了。
  捏着密电,陈宦又向蔡锷那边靠近了一步。
  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北洋旅要集中到宜宾与滇军作战,但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都不战而退。
  陈宦得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恰是反对帝制派的重要成员。
  对陈宦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收到前线电报,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他叫人喊邓汉祥来见。
  这个邓汉祥也属于反对帝制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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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7)


  作为腹黑高手,陈宦时时都在揣度别人的心思,刘存厚在打什么主算,他早已猜透了几分。为了把刘存厚从窝里面赶出来,陈宦再次去电进行催促,同时另派周骏师去泸州换防。
  刘存厚见拖不下去,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往前线,但一到前线就投入了反袁阵营。军官们在前线秘密宣誓时,还有人生怕陈宦会对他尚留在成都的家属不利,旁边马上就有人安慰道:“不用怕,陈宦是个有心计的人,不会鲁莽从事。”
  大家都把陈宦看得透透的。你别看他拥护帝制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这家伙其实一直做着脚踏两只船的准备。他的幕僚分为两派,一派拥护帝制,一派反对帝制,陈宦就像操纵木偶的提线艺人一样,看哪边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跟哪一派咬耳朵。
  蔡锷的第一份密电到达时,陈宦只给拥护派看,所拟复电用的也是双方商定语气。
  到这个时候,陈宦又撇下拥护派,拿着他与蔡锷的往来电报,急急忙忙去找反对派。
  反对派主张联合蔡锷,并阻止袁世凯派来的北洋军入川。
  按道理,陈宦既然是老袁的“忠臣”,就应该怒目而视,否决反对派的提议,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反反复复地说,要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反袁是不可能的。
  既称小袁,他的猜忌心之重几乎与老袁不相上下,眼前的一堆筹码只要少了一个,他就要犯嘀咕。因为一个刘存厚,陈宦给其它所有川军都打上了相同的问号。
  川军这一堆肯定是信不过了,陈宦不肯亮出自己的底牌,是因为还有他所说的那三个北洋旅。
  三个旅先后奉召来见陈宦。最早赶到的旅长是云南人,他对着陈宦发牢骚,说他的祖宗坟墓都在云南,实在不想跟滇军作战。
  说者无心,没准就是怕把自己顶到第一线,听者却是有意,陈宦这下连北洋旅也不放心了。
  捏着密电,陈宦又向蔡锷那边靠近了一步。
  按照袁世凯的部署,北洋旅要集中到宜宾与滇军作战,但作战时打得乱七八糟,后方炮兵的炮弹尽往前线自家部队里面扔,弄到最后都不战而退。
  陈宦得到战败消息,马上判断是战场指挥问题,而担任宜宾一线总指挥的刘一清,恰是反对帝制派的重要成员。
  对陈宦来说,这意味着整个指挥层都靠不住了。
  收到前线电报,已经是凌晨四点。陈宦哪里还睡得着觉,他叫人喊邓汉祥来见。
  这个邓汉祥也属于反对帝制派,跟刘一清是一条线上的人。刘一清临上前线时,曾偷偷地告诉他,说我到前线后自有办法,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无论什么情况,陈宦是绝不会杀我们两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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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39)


  可是它们都被坐镇云南的唐继尧给扣住了,用作扩充自己实力,连一个子都不愿多拨出来。
  唐继尧不肯给钱,“口惠而实不至”,蔡锷必须自己想办法,但他“生平不好货财”,虽统军多年,却没有什么积蓄,想做到毁家纾难都不可能。无奈之下,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四川当地绅商筹借,以继续维持军队开支,结果到护国运动结束时,他已经负债两百万元。
  比军饷短缺更要命的,是弹药的匮乏。云南方面的子弹老是运不上来,没有子弹,枪支不过就是根中看不中用的烧火棍,为此,护国军甚至不得不将鞭炮放进铁桶里燃放,冒充枪声,以迷惑北洋军。
  正是由于受到唐继尧的掣肘,前线军队很快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乃至“全军惶惑”,士气受到不小打击。
  蔡锷在泸州战场上指挥出色,多次以弱胜强,可是再巧的巧妇也难煮出无米的好粥,得调整战略战术了。
  1916年3月7日,蔡锷下达退却命令,护国军转攻为守,缩短战线。
  这是蔡锷非常苦恼的一段时间。全军撤退后,他“形容清瘦,颇有劳悴之色”,日子难过啊。
  可是护国战争终究将成为蔡锷一生事业的顶点,在这场别人看来难以打赢的战争中,他把自己的智和勇发挥到了极至。
  军饷困难,他就通过刘存厚与陈宦联系,商请陈宦暗中接济。
  陈宦虽说一直在与蔡锷暗通款曲,但实际仍在骑墙,他每时每刻都紧盯着战场的变化,以决定下一步要把赌注投在哪一方。
  护国军虽然暂时撤退,但在撤退前其实占有优势,北洋军的伤亡要大得多,而且直到护国军撤退两天后,曹锟都不敢发起追击。也就是说,蔡锷的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性撤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溃败,随时可以再次发起新的攻势。
  陈宦是个中行家,当然看得出来,所以他不仅不能得罪蔡锷,还得讨好,不然人家若是真成了赢家,凭什么要给你好脸色看?
  怎么讨好,若是蔡锷这时候就提出来让他宣布独立,那风险就太大了,依陈宦的性格,是绝不肯如此做的。
  蔡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只要钱。对陈宦来说,给钱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是一种最为保险的讨好方式,没有理由不愿意。
  从陈宦那里拿到军饷,子弹也运来了,不过它们仍只是杯水车薪,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用完,但蔡锷也就只需要再用一次。
  他有这么做的理由。
  1916年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独立当然与四川战场的相持不下有关,蔡锷从中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和奥妙。
  战争归根到底,打的就是钱和资源。依靠这种糟糕透顶的后勤补给,护国军就算能击败曹锟,也无法席卷中国,直捣北京。
  蔡锷唯一的胜算,就是像武昌起义时那样,争取与北洋军继续相持下去,这样,那些犹豫观望的省份将会被迫作出决择,加入反袁护国阵营。
  有鉴于此,他要利用刚刚掌握到的这一点资源,最后再发起一次总攻,为的不是彻底击败对手,为的只是击垮他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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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0)


  总攻发动之前,蔡锷宣布“能战者奖,怯战者惩”,并当场将两名失职军官予以正法,三军大为震憾。
  1916年3月17日,蔡锷下令全线反攻。此次总攻的声势远大过实际战果,最后既未能重创北洋军,也没能攻入泸州城,但蔡锷的目的达到了。
  第二天,即1916年3月18日,以江苏将军冯国璋为首的“长江五督”(即长江流域的五个北洋都督)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
  “长江五督”拥兵十多万,北洋军近一半兵力都在这里。他们态度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袁世凯的阵脚。
  实际上,北洋内部的这些矛盾,早在袁世凯发动“削藩风暴”时就已埋藏下来,但最终爆发,则要归功于四川战场上护国军的不俗表现。
  如今的局面,几乎就是武昌起义时的翻版,当时袁世凯如何要挟清廷,现在他的部下也如何要挟他。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并要求与护国军进行停战谈判。
  老袁不是一般的强人,轻易从不会服软,他能服软,说明他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之大,已超出常人想像。
  其实就算袁世凯不主动停战,蔡锷的总攻也得被迫结束,因为他就那么点资源可用。
  袁世凯先叫停,成了输家,反之,蔡锷就是赢家。
  老袁精明一世,但输也就输在他的过于精明上。
  他只知道陈宦不像过去那么卖力,还不知道这个“忠臣”已同蔡锷搭上了钩。如今双方谈判,他仍授命陈宦为己方代表。
  进入停战谈判后,蔡锷仍一着不让,一面继续要求袁世凯退位——不光是先前的撤销帝制,还得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一面倒逼陈宦,让他早点站出来宣布四川独立。
  陈宦还在犹豫,但这种犹豫,已不是不知道赌注应该加在哪一边,而是他觉得安全没有保障,生怕一旦公开背叛,袁世凯会向他展开报复。
  这种危险时期,如果没有得力部队护驾,人头随时可能落地。曾归陈宦辖制的部队,川军有的投了蔡锷,没投的,只要陈宦宣布独立,一准会反戈相向。只有带来的三个北洋旅可以指望,这三个旅里面,一个远在川东,剩下的两个如今都服从一位旅长的指挥。
  陈宦踌躇不决,也就在看这位旅长的态度,他叫冯玉祥。
  冯玉祥是陈宦的老部下,陈宦对之有知遇之恩,这种知遇之恩还不是一点半点,可以说冯玉祥一路过来,皆蒙陈宦所提拔。
  早在陈宦任统制(师长)时,冯玉祥还是他军队里面的一个队官(连长)。陈宦入川之前,打听到冯玉祥已在陕军中升任团长,便特地向袁世凯保荐其为旅长,并带到了四川。
  来川后,陈宦将冯玉祥视为身边绝对的嫡系,所有部队里面,优先补充他的枪械,将冯玉祥的旅扩充成了混成旅。
  陈宦和袁世凯一样,都好猜忌,但并不是说他们谁都不信,只是能让他们信的人比较少而已。
  至少,陈宦是信得过冯玉祥的。如今冯玉祥几乎就是陈宦在苦海中的指路明灯,宣布独立与否,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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