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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1)


  在军事会议上,冯玉祥主张独立最为坚决。这让陈宦放下了心,认为自己宣布独立后,就算袁世凯要报复,只要有冯玉祥护卫左右,就没什么可怕的。
  1916年5月22日,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这一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击穿了袁世凯早已脆弱不堪的心理防线。
  袁世凯忧愤成疾,随即发布命令,将陈宦撤职查办,其遗缺由川军将领周骏继任。
  尽管早已是穷途末路,但老袁的出手仍保持着他一贯的狠辣,他没有动用曹锟的北洋军,是因为他知道,仅凭四川将军这根肉骨头,就足以驱使周骏拼着命去争去抢。
  接到任命,周骏果然呼地就跳了出去,用不着任何人来催他逼他。一路上,他连口号都想好了,叫作“川人治川”——我周骏是四川本地人,你陈宦是外地人,我当然比你更有资格做四川的一把手。
  熊克武的蜀军在时,蜀军是川军中的王牌,蜀军被灭,周骏师就成了川军第一,其实力胜过刘存厚师。
  周骏自东而西,向成都杀来,其部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蛇,把大路都给塞满了。在其身后,则是曹锟奉袁世凯之命,专门拨出的军备车辆,同样是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周骏打蔡锷没有积极性,打成都,积极性比谁都高。这阵势吓坏了陈宦,急忙让冯玉祥组织防御。
  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给予他的答复是:“我要走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冯玉祥却要率兵回陕西。至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老领导是死是活,他不管。
  此前陈宦毫无防备,假如冯玉祥一走,他能用于成都防守的,就只有一个卫队团,无论如何挡不住周骏。
  陈宦后悔不迭,反对帝制派的刘一清、邓汉祥是“联蔡反袁”的倡导者,现在事情搞成这样,二人也不免心中有愧。
  商量之后,刘、邓便代表陈宦,一起去见冯玉祥,恳求他能再作考虑。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声泪俱下,冯玉祥都不为所动,只是强调:“四川人排外难斗,我若与周骏作战,遍地皆是敌人,将防不胜防。”
  听冯玉祥这意思,似乎是担心四川民众不支持他,刘、邓急忙说:“四川人反对袁世凯,可以说完全一致。周骏奉袁之命来犯成都,乃是全川公敌,川人绝不会帮助他们。”
  冯玉祥缓和了口气:“你们说这话有什么根据?”
  有门了。为了让冯玉祥坚定信心,刘、邓建议立刻召集一个扩大会议,请冯玉祥倾听一下民众呼声。
  冯玉祥点头同意。
  回去后,刘、邓便从成都各界民众中召集了三百代表,聚会于成都皇城(皇城实为清代科举贡院,此时为军政府驻地)。
  开会发言时,一众代表都表示,周骏助袁西犯,乃是川人的奇耻大辱,请冯旅长一定要积极布防,“灭此朝食”。
  冯玉祥显然是被打动了。他厉声说:“我起初不知道你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回北方,现在清楚了。我冯玉祥虽粗知大义,也明白保卫地方乃军人的责任,即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
  众人闻言大受鼓舞,正要鼓掌,却听到冯玉祥又来了一句:“不过……一般士兵知识有限,如何才能激励他们,尚望各位先生多多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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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2)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代表们马上读懂了冯玉祥的意思,就是要钱要物嘛。
  有人便问:“请教冯旅长,究竟需要多少数目?”
  冯玉祥嘿嘿地笑了起来:“各位先生都很高明,这个不用我说了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怎么好说数目呢。”
  看来胃口不小,恐怕陈宦都不一定拿得出。会场上沉默了一会,但随即就有人慨然允诺:“只要冯旅长去打周骏,你们的粮饷,陈宦将军负担不起,我们四川人负担,马上就去发动凑集。”
  冯玉祥见状,神情十分激动,他高声说道:“周骏要是打得过来,把我冯玉祥的鼻子割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上立刻掌声雷动,莫不称快。
  当晚,成都各界民众便购买了猪牛羊肉、面粉、大米等物资,全部送交冯部,此外,又赠现款二十多万。
  陈宦以为,这下事情应该妥妥的了。不料冯玉祥钱物到手,照旧传令部队向城门开去,准备离开成都。
  竹杠就是这么被敲出来的。陈宦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已经够虚伪了,还有人比他更虚伪,自己已经够不要脸了,还有人比他更不要脸,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这个人在做这些事时,毫无任何愧疚之感,仿佛理所应当。
  在老奸雄袁世凯的“传帮带”作用下,说北洋体系在权奸方面人才辈出且青出于蓝,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比如,陈宦就成功地蒙住了袁世凯,而冯玉祥还超过陈宦,他完全可以把陈宦耍到团团转,乃至于被卖之前还在帮着对方数钱。
  即便是以腹黑著称的人物,当落到这般可怜境地时,其情感也与普通人无异。
  陈宦愤怒极了,他决定最后再找冯玉祥谈一次。
  冯玉祥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后面跟着一个营的卫兵,还有几十人的手枪队。
  刘、邓陪着冯玉祥去陈宦的卧室,卫兵和手枪队当然就不能跟过去。
  见冯玉祥进门,陈宦一拍桌子:“冯玉祥,我从前清到现在,始终是扶持你的。开军事会议,你主张独立,可独立后你又要带兵走,你这是什么用意?”
  说到这里的时候,陈宦真是悔恨万分:“我告诉你,我七十四岁的老母,现在就住在皇城,我一家人情愿死在这里,我是不走的……”
  未等陈宦说完,冯玉祥突然往地上一倒,然后伏地痛哭:“我冯玉祥并无别意,是恐怕打不过那个周骏,请陈将军千万不要误会。”
  对冯玉祥的出尔反尔,坑了财物就跑的行径,负责联络的刘、邓两位幕僚,比陈宦还要恨的深。尤其刘一清,早就在陈宦的卧室周围安排了伏兵,预备在卧室门口将冯玉祥杀掉,然后由陈宦自兼北洋旅的旅长。
  他们借故把陈宦喊出来,告知此事。不料陈宦大发脾气,说你们如此搞法,会将北洋旅逼上梁山,导致叛变。
  陈宦这么说,一半出于谨慎,一半则是受到了冯玉祥连哭带诉的影响。
  男儿有泪不轻弹,想想一个统兵成百上千的大男人能跟小孩子一样满地打滚,而且哭得跟个泪人似的,那一定有外人不能了解的苦衷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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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3)


  有苦衷,就能劝慰,有委屈,就可以排解,陈宦相信,只要给冯玉祥一点时间考虑,他会留下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事情做到那么绝呢。
  他不知道,冯玉祥的这个动作,今后将成为冯部上下的经典之作,如果你见惯了,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归根结底,在虚伪做作这个圈子里,陈宦还远远称不上是超一流高手,他所擅长的,也不过是在上级面前拍拍马屁,或者是说点上级想听爱听的话。
  什么叫超一流高手?必须做到连奥斯卡影帝都叹服的地步,陈宦你还嫩得很哩。
  幕僚们要上刀斧手,陈宦坚决反对,还说:“如果你们要杀冯玉祥,我就先杀你们二人。”
  刘、邓面面相觑,只得作罢。依靠逼真演技,冯玉祥成功地逃过了一劫。
  在陈宦的卧室里,冯玉祥虽没见到刀光烛影,但那三个人进进出出的神情,已被他猜到了大半。回去后,他就向陈宦发出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成都,否则就开炮轰击皇城。
  陈宦这才明白,他又走出了一记昏着。
  一场鸿门宴,使项羽成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典型,可是古往今来,究竟又有多少人比他更聪明呢?
  1916年6月25日,陈宧被迫逃出成都,经绵阳、重庆至汉口,从此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冯玉祥接着也跑了,离开时,他又搂草打兔子,把成都的军火库给清了个空。按照他的命令,冯部把大部分行李扔掉,每人都至少携带步枪子弹五百发或炮弹两颗,冯玉祥自己也背了两颗炮弹,后来觉得负担实在太重,找川甘边区的土匪帮忙,才把枪弹运到汉中。
  此君既不用打仗,又得了如许多的实惠,真正是赢家中的赢家。
  枭雄、英雄、奸雄,冯某跟这些类型都不像,甚至你都难以用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来对他加以框范——只能说,出来混的都得有点道道,这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哲学吧。
  1916年6月27日,周骏率部进入成都,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加了四川将军的冕。
  然而这被证明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二十多天前,袁世凯已经病死,袁世凯一死,他的委任状也就失去了任何效力,更主要的是,旁边早就有人虎视眈眈。
  陈宦在宣布四川独立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依靠冯玉祥,二就是向蔡锷求援。求援得到了同意,但直到陈宦离开,滇军也未开入成都。
  滇军有滇军的打算。
  唐继尧在发给滇军将领的密电中,就毫不隐讳,说护国之役胜利后,四川军政大权不论属于何人,滇军都必须留在四川,而不能撤回云南。
  如此做的原因之一,便是军费开支庞大,唐继尧既不肯削减滇军的一兵一卒,就一心想着蹭四川人的油,拿川资来养他的滇军。甚至在停战谈判期间,唐继尧就急不可耐地计划出兵成都,只是在蔡锷的劝阻下,才暂缓行动。
  唐继尧属于那种鼠腹鸡肠,做不了大事的人,该他出牌的时候死不肯出,那心眼儿小到只有三寸大,不该他出的时候瞎出,全然不管这样是否会师出无名,会不会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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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3)


  蔡锷与唐继尧的区别,在于他更顾大局,知道掌握时机与火候。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他比较“讲政治”,过去即便是“侵滇”“侵川”,他都能找到最合理的名义和理由。
  陈宦求援,如果不答应的话,陈宦自然就下不了决心独立,蔡锷不能不答应,但他答应之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就是敷衍了事。
  倒是蔡锷的参谋长说了句实话:“我们做渔翁不好吗?”
  如果蔡锷帮助陈宦把周骏赶走,那陈宦就站稳了,滇军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额外好处呢?地盘还是人家的,最多不过像第一次“侵川”时一样,弄点慰劳费,然后该回哪还回哪。
  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滇军这些人的算盘,就是要借周骏之力来逐走陈宦,等陈宦走后,滇军再来打周骏,然后川督之位就是他们的了。
  滇军做好了出击准备,可惜不是为陈宦预备的。周骏一入成都,滇军马上就打了过来。
  袁世凯倒台之后,周骏的“四川将军”已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再说他又哪里是蔡锷的对手,所部节节败退。
  见势不妙,周骏赶紧给蔡锷发去一份电报,作躬打揖,称自己是接受了袁世凯的“乱命”,现在马上就把位子给腾出来。
  从成都退出时,周骏手下仅剩得几千人马,用仓惶两个字都不能形容他的惨样。更可怜的是,沿途地方对他的态度,有如看到过街老鼠。虽然还不至于人人喊打,但起码没人肯予以收留,都唯恐惹火烧身——蔡锷的护国军追过来,能不把当地打得乱七八糟吗?
  想想这周骏也真够倒霉的。他的人生几乎就跟赌博一般,头一把赢了一堆筹码,可还没来得及乐一乐呢,转眼之间就又输到了血本无归。
  后来有人对周骏说,你带着这几千残兵,能往哪里去,哪一个省又会容得下你,难道这些四川子弟都跟着你饿死不成?不如把部队留下来,独自进京去找个活路吧。
  周骏想想有理,就把残兵交予地方,然后在百余名手枪兵的掩护下,出川进京。进京后,他果然混了个跟胡景伊一样的“闲职将军”,虽然是聊以度日,但总算没有窝窝囊囊地死在乱军之中。
  1916年7月29日,蔡锷进入成都,此时他已被新一届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时这也标志着护国运动的尘埃落定。
  对四川人来说,湖南籍的蔡锷能够做他们的一把手,委实是件好事。所谓到哪座山头唱哪支山歌,蔡锷督滇,要维护云南及滇军,如今督川,自然只会向着四川,而以蔡锷“护国英雄”的威望和军政才能,又有谁敢跑上来捋老虎须?
  从蔡锷留下的善后方案来看,也是以四川为中心,然后联络滇黔,形成西南三省通力合作的局面。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实施,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天府之国”将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安宁。
  可是天不遂人愿。因劳累过度,导致蔡锷喉疾加剧,病情越来越重。1916年8月8日,他去电北京请假后,离成都东下,远赴日本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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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4)


  临行前,四川军民对之依依不舍,蔡锷亦感慨良多,他动情地说:“我查阅了四川的档案,年赋税达数千万元,以前真不知道四川会如此富庶,此地确实是西南重心,实大有可为。”
  蔡锷又说,我原来想到中央去,现在也不想去了。自己虽然多年奔波,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假如能早来四川,一定可以多做出点事情,可惜现在又病疾严重,不得不走了。
  蔡锷寄语川中父老,等他治愈后,将早日回川理政,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因医治无效而病死于日本。
  没有了可定乾坤的英雄,巴蜀大地注定难以逃脱混乱的怪圈,也将继续被血与火所熔铸。
  蔡锷出国之前,推荐了两个人分别代理四川军政,其中一人是他的参谋长罗佩金。
  罗佩金毕业于陆士第六期。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当年蔡锷在广西屡不得志,就是罗佩金慧眼识英才,想方设法将蔡锷调到了云南,并甘居其下,从而促成了一位栋梁之材的脱颖而出。在罗佩金识拔过的人才中,甚至还包括当时尚为小字辈的朱德。
  除了眼力好之外,罗佩金也很有谋略。他在滇军中向有“智囊”之称,云南起义时,真正能控制滇军,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蔡锷,而是罗佩金。
  在发起护国运动之前,蔡锷曾让这位参谋长帮他制定作战方案。罗佩金拟定的方案是“先实后虚”,即让护国军以剿匪为名,向四川发起进攻,在拿下重点城市后,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出于种种考虑,将方案改成了“先虚后实”。
  应该说,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蔡锷讲的是政治,罗佩金着眼的是军事,若仅从军事角度而言,罗佩金之计实有奇兵效果。
  滇军要出师云南,却被孔方兄卡了脖子。又是罗佩金一咬牙,将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都拿出来抵押,才贷来了军饷。
  护国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蔡锷排第一,罗佩金居其二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被誉为“护国中坚”。
  可是生活永远不会这么富有逻辑,它就象俄罗斯方块,稍不留神,就会放错位置。
  罗佩金天生是做军师,摇鹅毛扇的材料,却并不是一个统帅之才。当这样的人被放错位置时,也就意味着悲剧离他不远了。
  身为四川督军,他的立场还站在云南那一边,不仅思维模式和唐继尧如出一辙,而且仍像是唐继尧的参谋长,唐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唐继尧需要罗佩金做的,无非还是蹭四川的油,来养云南的兵。他前期不肯多投入兵卒,后期已经进入停战谈判,却大举增兵,导致护国之役结束时,滇军已先后入川达十二个营,除损失掉两个营外,还剩下十个营。
  不打仗了,滇军理应大部撤回云南,可是实际上一个没走。之后罗佩金又从云南大批招兵,加上原先的十个营,编足了两个师的驻川滇军。
  这些从云南招来的新兵都是徒手兵,也就是空着两手跑到四川。罗佩金一声令下,把四川兵工厂半年所生产的枪支全取出来,用以武装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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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5)


  四川兵工厂是西南唯一兵工厂,据说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生产设备均系进口,能仿造德式步枪,拥有日产五十支步枪的生产能力。自罗佩金督川后,这家兵工厂便成了滇军的定点军火库。
  滇军的装备原本很差,多为杂色枪,射程好一些的,是清末从国外购进的洋抬枪,到现在都已经陈旧。罗佩金于是干脆把十个营滇军的武器也换成了清一色的川造,真个是不拿白不拿。
  罗佩金似乎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四川的父母官,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外来户。在他的影响下,滇军官兵也变得越来越狂妄骄横,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征服者,把四川人当作了被征服者。
  罗佩金在成都设立卫戍司令部,每天派滇军巡查队在成都的各条街上巡查。巡查队的架子十足,且分外骇人,属于让你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那种——
  排在第一列的只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双手捧令箭,令箭一尺多长,箭头用油布包着,呈箭头形,油布上则写着朱红大字:“令”。
  在持令箭的士兵身后,跟着两个士兵,他们手里拿着短军棍,再往后面去,才是一队排成两行的士兵,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样。
  知道的,是在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了。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凶多了。从四川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要行最高军礼。行礼也就罢了,巡查队员瞧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就是一军棍,有时还要饱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
  军人同样不愿自惹麻烦。川军官兵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撞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还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渐渐地,入驻者们成了这座城里无人能够加以约束的阎王爷。甚至于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则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把滇黔军称为“红边边”,川军称为“灰边边”。
  想当初,蔡锷率滇军进入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也因护国运动之功,而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失色的情况下,还以为自己仍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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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6)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京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
  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京政府给出的办法,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刀却是一点价都没得还。
  在待遇上面,两军也相差很大。其中,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中央政府军队的待遇,川军则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川军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上面随时可以把你这个编制予以取消。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求之不得。
  之前,罗佩金只是象征性地把川军五个师的编制报了上去,北京政府自然是不同意。
  好,这是上面不同意,不是我不给你们报啊,罗佩金于是例行公事地召开了裁军会议,并在会上强制推行北京方案。
  未出所料,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把脸一板,不由分说:“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
  护国战争结束,感到最为失望和气愤的,是罗佩金的陆士同学刘存厚。
  刘存厚最早发动阵前起义,除负责联络陈宦外,还投入对曹锟的作战。后来周骏逃离成都,又是刘存厚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是他负责代理军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也有了这种期盼。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称王,当然如果蔡锷要来做这个王,他愿意让贤——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问题是蔡锷又多病多灾,很快就被迫赴日就医。走之前,蔡锷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保荐黔军驻川负责人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
  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其实他能统领的,仍然只是原先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
  刘存厚最早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营长),是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那时候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是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曾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将他的部队并掉,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保持与滇军的距离。
  现在一无所获,刘存厚更加断定,这是蔡锷、罗佩金对他一贯轻视、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这些人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蔡锷在,肯定是斗不过蔡锷,可是对罗佩金,我难道就没有斗过他的希望和可能?
  看出了刘存厚的心思,一个部下趁机进言:“军长,你以为四川这个僵局就无法打开吗?我看会起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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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7)


  刘存厚见他话中有话,忙追问有何破局之法。
  此人说道:“依在下看来,你军事上没有问题,现在身边缺的就是一位才智卓越、长袖善舞的谋略之士,所以政治上常处劣势。若能有高士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刘存厚一拍大腿:“你说的是啊,可我究竟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高士呢?”
  部下要的就是这句话:“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正有一人要推荐给你。”
  部下要推荐的人,名叫吴莲炬,任职于贵州,他与刘存厚还有一面之缘。刘存厚喜出望外,当即让这位部下帮助联系,并预先汇去旅费,请吴莲炬务必入川相助。
  吴莲炬应邀秘密到达成都,见面后,两人连谈三天。
  当刘存厚问吴莲炬,有什么办法制约罗佩金时,吴莲炬呵呵笑了:“罗佩金早已身处险境,只不过他自己还糊里糊涂罢了。”
  吴莲炬的这番话甚合刘存厚的胃口,可是话不能光捡痛快的说,除了“是什么”,刘存厚还非常想知道“为什么”。
  治蜀不力,民心向背,诸如此类,都可算成是罗佩金的“险境”,但说句老实话,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都只是附加条件,或者说是事后给失败者定罪时的点缀,刘存厚要听的可不是这些,吴莲炬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所以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些。
  他要说的,首先是京城的政治内幕。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两个人执掌政权,也就是总理段祺瑞和继任总统黎元洪。段祺瑞这个人个性倔犟,一贯主张以武力平定南方,黎元洪则成名于武昌起义,他对南方革命党人多有掩护。两个人名为搭档,实为对手。”
  “段祺瑞人称段合肥,乃北洋元老,掌握实权,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没有力量,不过是泥菩萨一个。”
  吴莲炬对刘存厚说:“这就是大势所向,你今后一定要看准大势,跟着段祺瑞,以北洋军人为友,才能稳操胜券。”
  讲了远的,才讲近的,这次吴莲炬提到了一个过往的著名人物——尹昌衡。
  “想那尹昌衡有平定西藏叛军,经略川边之功,可他后来为什么会遭人暗算,以致滚鞍落马?无它,全在拥兵取忌故也。罗佩金督川后,将驻川滇军一下子扩充到两个师,这是在重蹈尹昌衡的复辙!”
  听到此处,刘存厚几乎有茅塞顿开之感。高人啊,你怎么会把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呢。
  吴莲炬继续往下说。
  “罗佩金是国民党员,论派系阵营,属南方革命党人。据我推断,罗佩金督川,黎元洪或许会偏袒此君,却绝非段祺瑞所喜。你只需以政略指导战略,如此如此,伺机行动,将来发展当不可限量。”
  吴莲炬的“如此如此”,包括了外拥中央,内固实力等多条谋略,几乎就相当于三国时诸葛亮提供给刘备的“隆中对”。
  刘存厚不是刘玄德,可他也有像皇叔那样称雄巴蜀的念头,当下听得兴奋不已,用手抚着吴莲炬的肩膀连声说:“老兄高论,实获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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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8)


  无论是演义还是史实,刘备都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在这方面,刘存厚颇有相似之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一个龙门子养不活一个讨口子”。这是四川话,“讨口子”是指叫化子。意思大致是说,即便是叫化子,也不能只朝着一家富户要饭,得逛千家门,吃千家饭。
  与之相应,刘存厚还有一句妙语:“下棋要多走闲着”,也就是得广结人脉。在刘存厚的人脉资源库中,陆士六期的同学全部在列,捡出其中有名的,就有唐继尧、李烈钧、阎锡山等人。此外,还包括前上司胡景伊,虽然不在四川,但刘存厚并没有断绝过与他的通讯联系。这就是刘存厚的处世哲学,或者叫做多面外交。
  胡景伊身挂闲职,还能蒙过去的老部下这么看得起,自然会尽力替刘存厚说话,可惜人微言轻,始终起不到什么明显效果。
  不过刘存厚还有重磅棋子没有使用。他要派一个人,以驻京代表的名义前去北京,并通过这个棋子进行活动,以完成“隆中对”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条:“外拥中央”。
  既然是孔明那样的人物,就得享受孔明那样的待遇,刘存厚聘吴莲炬为军部高等顾问,每月赠舆马费千元,并拨付活动费两万。
  吴莲炬在成都停留了五天,五天后即行北上。刘存厚也真跟刘备待诸葛亮那样,恭恭敬敬地送到郊外,然后才握手告别——如果说古今有什么区分,大概也就只有将鞠躬改成握手了。
  吴莲炬走后,刘存厚便一条条落实“隆中对”中的方略。
  吴莲炬说要多方宣传,刘存厚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叫作《四川新闻》,作为自己的喉舌。此外,他还拨出一笔专用经费,让人给京津沪渝的大报按月送去津贴。这些钱他并不白给,别人的好处能拿,地方军头的好处是能随便拿的吗,以后你敢再说他一句坏话试试?
  如何内固实力?宣传很重要,延揽“贤豪”也不可少。
  刘存厚依计从四川朝野招揽了一大群人,分别聘为顾问或参议,并每月给以高薪。这些人或者给刘存厚出谋划策,或者帮他在四川议会中进行鼓吹。
  当时四川的党派中,除了国民党外,还有共和党和进步党。刘存厚本身属于共和党,所招揽的政客也以共和党这个圈子为主,但他并不拒绝进步党的加入。
  四川进步党人中,以张澜为风头最劲。因为盛传罗佩金与刘存厚有隙,张澜特地从川北赶到成都,表面上是调停罗刘矛盾,实际也是为了预测一下风向,看看罗佩金对他的态度。
  大家都读古书,那里面,谋士们为投所谓“明主”,可不就要这样察颜观色?
  张澜在川中是一个忽视不得的人物,可是他偏偏就被罗佩金给忽视了,而且是严重忽视。
  罗佩金言谈举止都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张澜不过一普通政客,对其不屑一顾,哪有一丝一毫礼贤下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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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49)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澜在罗佩金这里碰了壁,便转身去找刘存厚。刘存厚将张澜奉为上宾,一如对待吴莲炬。
  张澜不同于吴莲炬,吴莲炬仅靠一张嘴和一个头脑,张澜情况特殊,非一般客卿可比。刘存厚当着张澜的面许诺,在驱逐滇黔客军后,除他自掌军政外,一定会将民政一职委于张澜。
  在此情况下,张澜决定“择主而事”,帮助刘存厚击败罗佩金。
  如果你对三国演义足够熟悉,完全可从中找到类似桥段:张松原来想把西川献给曹操,可孟德公不鸟他,刘备倒是把张松当个人物,于是张松便把西蜀地图献给了刘备……
  张澜“献出的地图”有足够丰厚。由于他在进步党中讲话极有份量,使得进步党与共和党得以联手,同时张澜与川军第三师的师长私下关系极铁,而第三师实际是进步党所依恃的武装力量,这又提高了刘存厚在川军中的地位和号召力。
  不但如此,张澜还告诉刘存厚,他会给同为进步党的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发电报,争取这些京城中的“意见领袖”也支持刘存厚。
  梁启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单弱文人,蒲殿俊乃丧失权柄的空头政客,可谁又敢小觑他们的能量——袁世凯没把梁启超当回事,结果一个护国运动弄到身败名裂。
  笔杆子和嘴皮子,有时候一点不比枪杆子逊色。刘存厚深知其中份量,所以赶紧将这一情况通过电报告知吴莲炬。
  电报是个好东西,可是也容易泄密。刘存厚使用的是密电形式,他每月给绵阳电报局发放津贴,并派亲信长驻该局,为的就是便于跟吴莲炬联络。
  却说吴莲炬到京城后,第一个就拿着刘存厚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他所说的“重磅棋子”,即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靳云鹏。
  若论刘存厚与靳云鹏的瓜葛,倒也说来话长。清末时,靳云鹏任云南省军事幕僚长。蔡锷、罗佩金等要策划起义,便派当时还只能算小弟的刘存厚打入靳府进行刺探。
  刘存厚本来是带着使命前去,犹如“地下党员”,但时间一长,反而被靳云鹏给说动了。
  靳云鹏并不嫌刘存厚身份低微,反而常常主动和他商讨时局,并且出语惊人:“现在的北京朝廷(指满清政权)皆重用皇室亲贵,这些人昏庸无知,看来迟早是保不住了。我不反对革命,可是像孙文(孙中山)那样空喊革命,不过是一场空。以后的政权不管是君主或是民主,还是掌握军权的人说了算。”
  刘存厚并非熊克武那样的革命党人,参加起义,说穿了无非是不甘寂寞,想趁机干出一番事业。
  靳云鹏看出了这个小年轻的心思,对他说:“你是一个纯粹军人,听我的话,抓住军队,将来自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其时靳云鹏的地位之高,连云贵总督都要对之避让三分,他的推心置腹和赏识器重,差点把刘存厚感动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伯乐啊。
  刘存厚一直认为蔡锷和罗佩金瞧不起自己,现在感到靳云鹏识才用人的眼光远在蔡锷之上,跟着他是有奔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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