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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0)


  可是靳云鹏话音未落,他自己就被“枪杆子理论”给推翻了。蔡、罗发起云南起义,占领总督署,靳云鹏化装逃往北方,而刘存厚在云南谋求发展的梦也随之泡汤。
  这之后,虽然天隔一方,但刘存厚秉承多面外交的人生哲学,仍与靳云鹏保持着联系,眼瞧着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从靳云鹏到段祺瑞,从内心来说,对蔡锷、罗佩金等人都没有好感,其理由也跟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相似,认为此辈皆靠造反起家,不过是水泊梁山里强盗一般的人物,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靳云鹏当年就是被蔡、罗从云南赶出来的,自然更是刻骨铭心,看完刘存厚的信后,马上决定拉他一把。
  在靳云鹏的引见下,吴莲炬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得知来意后,很干脆地对吴莲炬说:“翼青(靳云鹏的字)负西南事务专责,又是你们刘军长的老上司,你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必要时再直接找我。”
  除攀上段祺瑞这棵最粗最粗的老树丫外,吴莲炬马不停蹄,在京城中不停奔走,大到段氏四大金刚,中到胡景伊等在京川人,小到一般的共和党议员,他无不接洽。
  收到刘存厚的密电,吴莲炬又去拜见梁启超、蒲殿俊等人,几乎把京城能打可打的交道全部搞掂下来。
  对刘存厚的这些私下活动,罗佩金大都蒙在鼓里。他只知道一件事,段祺瑞对他越来越苛刻,他发去的请示报告不是遭到冷遇,就是被劈头盖脸一顿驳斥。比如罗佩金想以护国有功的名义,再把一批滇军将领给提拔上来,段祺瑞就来了个置之不理。其境遇,仿佛过去的胡景伊之与熊克武。
  有一点罗佩金倒是很清楚,那就是刘存厚对他不服。因此,他很早开始就上书北京,要求将这个刺头调京,以滇军将领接替。按照过去的惯例,督军要下面哪个军官走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地方,基本都会一例照准。
  罗佩金打了多次报告,段祺瑞不仅不予支持,还在电文上批了一句话:“所请调拨撤换者,实不止刘存厚一人。”——关键是怎么才能做好领导,而不是一不顺心就换属下,换了刘存厚,你这个督军就做得好了?
  好在朝中还有一个黎元洪,他对罗佩金这样南方党人出身的督军向来都比较维护。只是正如吴莲炬在“隆中对”里所言,黎菩萨终究不是段合肥的对手,在外援上,罗佩金也就始终处于劣势。
  当然,这些都属于暗的,若居于明处,罗佩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没人敢惹的一省督军,在裁军会议上,他起初的气势也很足。
  若是知晓吴莲炬奔走京城的细节,罗佩金也许会不寒而栗:段祺瑞明知刘存厚有取罗自代之心,在罗佩金已危机四伏的情形下,仍要抛出这份偏向性很强的裁军方案,毫无疑问是有把罗佩金放在火上烤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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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1)


  为了达到北京政府将川军缩编为三师一旅的要求,罗佩金执意要取消川军的特种兵,而川军五个师中,又只有刘存厚师配有特种兵,对刘存厚来说,矛头几乎就是直冲他而来。
  刘存厚要推倒罗佩金,等的就是一个理由,现在罗佩金却自己带着理由扑面而来,倘若再不动手,不是傻吗?
  吴莲炬在他的“隆中策”里,曾告诉刘存厚,团结川军很重要。此前刘存厚通过张澜的关系,已跟川军第三师称兄道弟,接下来,就看其它三个师的态度了。
  三个师里面,刘存厚最无把握的是第四师。因为这个师的陈师长曾是罗佩金的参谋长,当初罗佩金作出这一任命,无疑也是要以滇人渗入川军,以便进行遥控。
  裁军会议结束的当晚,刘存厚在府里设宴,邀请川军各师师长或代表入席。
  刘存厚开宗明义:“罗督(罗佩金)如此改编军队,实在太不公平。滇黔军可以编为国军,川军却全部都沦为地方军,这是什么道理?我请大家联名致电中央,反对这一办法。”
  刘存厚此时已实际成为武备系后期的核心人物,在川军将领中说话很有份量。他话音刚落,众人便纷纷附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那个云南来的陈师长响应最为热烈。
  还是那句话,换了山头换山歌,陈师长的自我定位要比罗佩金准确得多。罗佩金要用他来控制川军,他则不管什么川军滇军:我现在又不是你的参谋长,这个第四师是我的,凭什么只能做“地方军”,还是“暂编”?
  刘存厚尚只是口头说说,陈师长已经抢过纸笔,草拟出电稿,并请各师师长共同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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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2)


  五个师里,只有一个师不肯署名,这个师是驻重庆的第五师(新第五师),熊克武的部队。
  早在蔡锷举护国旗帜,从云南出兵入川时,熊克武和但懋辛等人作为国民党代表,即随军参赞,但当时只能从事一些宣传联络工作。直到护国军从泸州战场撤退,战局陷于僵持,熊克武抓住机会向蔡锷提议,最终才得以以蜀军流落于民间的残部为基础,组建出新的川军第五师。
  熊克武没有亲自参加编遣会议和赴宴,他派来的代表是但懋辛。但懋辛说:“我是熊师长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会外的事,我无权过问,所以不能在电稿上签字。”
  但懋辛言之凿凿,刘存厚却心中有数。作为代表,你纵然无权直接决定,不还可以请示嘛,无非发个电报而已。不能者,实不肯为也。
  于是第二天,刘存厚又约但懋辛单独谈话。这回但懋辛不再支支吾吾,而是直接予以回绝。
  第五师跟从前的蜀军(即老第五师)一样,属于纯粹的党人武装,跟北洋原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对是不是“国军”并不在乎。这个师名为一师,实际只有一旅,怎么缩编也缩不到他们,况且没有蔡锷、罗佩金的提携,第五师又怎么建立得起来?更不用说,罗佩金也是党人,党人如何可以为难党人,跟着刘存厚这些老川军去瞎折腾。
  刘存厚见难以争取,便对但懋辛直言相告:“这样吧,请你转告熊师长,将来发生冲突,他只要保持中立,不要跟滇黔军合在一起打我就可以了。”
  熊克武既不愿与罗佩金反目,也没有力量得罪刘存厚。对他来说,中立的提议没有什么不好,反正远在重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你们打架好了。
  事后为壮大声势,刘存厚索性把熊克武的名字也列入电稿,一道发往北京。
  这封五师长联名电,使罗佩金立刻陷入了极度被动和尴尬,下不了台啊。川军将领还罢,那个滇籍的陈师长,别人都以为是他罗佩金最大的嫡系,没想到却俨然是最大的敌人,关键时候竟然“背主求荣”了。
  更让他感到困窘不安的是北京政府的回应,从那里传来消息,段祺瑞认为罗佩金督川不力,扬言要将他换下来,另派人来四川做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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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3)


  五师长之所以会发联名电,追根溯源,还不是因为要执行你的编遣命令,现在却将所有责任和过错一古脑推到我身上,罗佩金为此愤懑不已。
  这时正好广东督军请假入京,罗佩金也依例打了个请假报告——广东督军请假是真有公事,罗佩金哪有什么公事,他不过是要借此撒撒娇,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
  之前罗佩金发往北京政府的电报,要么不予批复,要么迟迟没有回音,这次却出乎异常的明了和快捷。
  段祺瑞当天复电:准假!
  无公事而请假,不过是请辞的另一种美好说法。从四川省长到周围各省的督军,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以为是罗督军自己负气要走,出于情面,都跑来解劝。
  唐继尧同样不知就里,专门给罗佩金发来电报,责备他不能这样一甩袖子就跑,你跑了,留在四川的那些滇军不是连口粮都没着落了吗?
  罗佩金有苦难言,只得告知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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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4)


  唐继尧这才知道,不是罗佩金自己想走,是北京政府希望他走。于是连忙予以补救,亲自去电北京,强调四川裁军刚有点眉目,不能这时候让罗佩金请假。
  以唐继尧在西南的份量,加上黎元洪也力挺罗佩金,段祺瑞这才收回成命。
  罗佩金一头冷汗,犹如从悬崖边上被人拽了回来。
  不能往上撒娇,那就朝下使劲吧。罗佩金看准了,变着法一心要跟他捣乱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沦为“叛徒”的陈师长,另一个就是刘存厚。
  身为滇军“智囊”,罗佩金虽无过人的深谋远略,却并不缺乏出色的战术构思。他要像当初制定入川方案一样,发动奇袭,打身边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1917年4月13日,罗佩金突然召见陈师长,姓陈的稀里糊涂就去了,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被罗佩金给生生扣了下来。
  第一拳打得甚是漂亮,但是第二拳落了空。
  罗佩金几次约见刘存厚,刘存厚都托故不来。实际上,自领衔发表五师长电后,刘存厚一直都很小心,其戒备程度之深,犹如刘备之防曹操,罗泽南每次在督署召集将领会议,刘存厚都只派代表与会,怕的就是遭到暗算。
  网撒出去,能捞到一个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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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5)


  1917年4月14日晚,罗佩金正式下达命令,宣布撤去陈某师长一职。
  陈某被瓮中捉鳖,顿时让刘存厚有了兔死狐悲之感,他原先只想以五师长联名电这样的方式,给罗佩金来个下马威,将其逼走。罗佩金一走,以他在川军已实际获得的老大位置,川督自然非其莫属。
  刘存厚没有料到,罗佩金的反击会如此犀利。至此,他惶惶不可终日,连家里都不敢多呆,抱着铺盖卷就去了师部,连晚上睡觉都要换好几个房间。
  这时,靳云鹏让吴莲炬转来的一封密电,更令他大惊失色。
  原来罗佩金准备一不作二不休,将第四师予以彻底遣散,以此杀鸡给猴看,吓唬住其它川军,同时还计划将对付陈某的模式,原样复制到刘存厚身上,第一步就是以滇军将领来取代刘存厚。
  后面这个设想,罗佩金曾多次上报北京,只是都没有通得过,这次他话里有话:刘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强制,实不忍也”,意思是说,如果北京政府还是不为所动,我可就自己解决了。
  段祺瑞似乎是慑于罗佩金的压力,破天荒地全部予以同意。
  罗佩金显然大受鼓舞,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遣散事宜。他不知道,段祺瑞留下了一个玄机:虽然撤掉了刘存厚的师长,却扣住新师长的任命不发。
  在靳云鹏给刘存厚的密电中说得很明白:撤你的职务,并非出自段祺瑞本意,你要好自为之。
  刘存厚就此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段祺瑞其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但他如果迟疑不决,让罗佩金继续采取主动,北京方面可就有点罩不住了。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
  1917年4月15日,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奉召集中于督署广场,说是要聆听督军训话。官兵们到达后,士兵架枪,军官入营房休息。
  罗佩金没有训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滇军冲了出来,将第四师的所有枪弹予以收缴,然后军官扣留,士兵逐出。
  川军士兵们不仅没了枪支,连上下军服也被剥去。此时气温还很低,这些人赤着膊,身上仅剩一条内裤,被冻得瑟瑟发抖。
  既然是强行遣散,当然就不会讲什么客气,但具体处理方式也忒龌龊了些。
  刘存厚一直在观察着动静,看到第四师被遣散后,立即派人走上街头,把这批饥寒交迫的士兵领去吃饭。
  街上安静了,罗佩金没有理会,或许他还认为自己不仅节约了衣料,还省去了饭钱,但是当天下午,赤膊士兵又出现了。
  再次现身,“士兵流浪汉”们真正实现了一无所有:早上还套一裤衩,如今连这劳什子也不用了,就是赤条条一好汉。
  不过他们加了点别的,每人头上身上都裹了黄白纸钱。
  这是民间规矩。老百姓有沉冤要向官府告状,官府不受理,就背着纸钱找菩萨诉冤——如果菩萨也收贿赂,就拿纸钱孝敬你老人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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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6)


  显然,刘存厚的这顿饭不仅填饱了大家的肚子,还壮了胆气。士兵们手持短刀,有没有刀,赤手空拳的,就沿街向屠户借来杀猪刀,或者朝居民要菜刀。
  他们不是去庙里拜菩萨,而是要朝滇军算帐。
  滇军一个不防备,被游行士兵冲进防区。见势不对,滇军急忙开枪。赤膊兵虽然只有刀,在后保驾的川军却有枪,马上也予以还击,双方乒乒乓乓打了起来。
  罗佩金和刘存厚都向各自防守区域派出大量警戒部队,一面断绝交通,一面修筑防御工事,战争一触即发。
  由于滇军平时骄狂惯了,成都人对这支客军印象极差,因此在爆发冲突时,附近居民都站在川军一边,嚷嚷着要打“红边边”。
  滇军遭到袭击,已经又惊又怒,一瞧,川人助川军,你们原来都是一窝的,更是气炸胸膛,遂对无辜行人展开报复。
  尚在街上游走的百姓都被视为可疑分子或“川军侦探”,押上城头,一长矛一个,叉鱼一样挑落于城下。
  川籍警察也因此遭到株连,滇军见到就杀。有个警察在城外巡逻,滇军喊他过去,这警察还直解释:“我是警察……”
  滇军官兵说,我认得你是警察。不由分说,拉进城里,一刺刀就给捅掉了。
  事后经红十字会确认,仅在滇军防区,被刺杀的川民就达一千多人。
  对这些情况,罗佩金当然负有责任。在这一刻,他不像是一个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老同盟会员,倒好似一个为了争权夺利可以随时草菅人命的封建军头。
  在这一刻,我们似乎都有理由怀疑他们当年发动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初衷:造反者会比被造反者,比那些下台的人更纯洁吗?
  口号再美丽,终究不过是口号。用不着沧海桑田,用不着海枯石烂,那些曾经承诺的誓言,已经没有人会去兑现了。
  这是一个关于恶的诅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应验在更多的人身上。
  滇军的暴虐,招致了民众的反弹。
  成都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刘存厚进行申诉,请其出面讨伐滇军,以挽救川民。
  任何情形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总是既可怜又可悲,他们不知道,刘存厚等着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师出有名了,叫做“吊民伐罪”。
  被遣散的系川军第四师驻城部队,在绵阳等地尚有余部,滇军也把他们的枪弹给缴了,并押回省城。刘存厚发动突袭,将枪弹全部夺了过去。
  这个近似于挑衅的行动,再次惹怒了罗佩金。
  1917年4月18日晚,川滇警戒线上枪声大作,辛亥后成都的第一次巷战,即“刘罗之战”开始了。
  谁也不见得是好人,可是又都想自己做好人,别人做坏人。开战之初,罗佩金就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报告“刘存厚叛变”,以便能够名正言顺地“讨伐”刘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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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7)


  可刘存厚并不是那么好“讨伐”的。川军官兵久受滇军歧视和欺压,人人痛恨罗佩金,久想同滇军一拼,加上后来半路招纳的“赤膊兵”,上阵后可以用不顾性命来形容。滇军本欲一鼓作气,攻下刘存厚的师部,不料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以致于只能据皇城以守。
  巷战进行到第二天晚上,滇军将皇城周围的民房商铺全部洒上汽油,予以焚烧,说是要扫清视界,同时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叫做“亮城”。
  罗佩金果然是个战场上的“智囊”,政治上的“白痴”,这么一“亮城”,使得成都百姓对其更加痛恨。
  在争取民心这一点上,刘存厚倒真有做现代刘备的潜质,都这样了,他还唯恐罗佩金和滇军的形象不够凶恶,专门让数百川军戴上红边军帽,扮成滇军帮着四处放火。
  成都店铺很多是由陕西商人开的。尹昌衡时期的“成都兵变”发生后,陕西人都吓得逃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才返回成都。可是太平日子没过多久,又要倒霉了。
  有一家当铺开在川军防区内,有几个川军趁乱破门而入,要求把他们的步枪当掉,每支索取十元大洋。
  这哪里是当,不过是赤裸裸的敲诈。陕籍掌柜倒也挺有胆量,当面婉言谢绝:“武器是禁物,我们怕犯法,不能收。”
  敲诈不成,几个大兵恼羞成怒,但披着这身川军服又不敢乱来,走之前扔下狠话:“你太不识相了,总有一天让你认得老子。”
  刘存厚要嫁祸于人的举动,正中乱兵们的下怀。第二天,那几个川军便戴上“红边边”,手提煤油桶,挟着破棉絮,冲进当铺纵火,当铺及库房被焚之一炬,损失立刻从几十块跃升至十几万。
  才打了两天,就要退守皇城,还得“亮城”,这一点罗佩金事前完全没有想到,包括他想不到戴戡会袖手旁观。
  戴戡是贵州人,早在游学日本时便与梁启超、蔡锷等人有密切交往。护国运动发起后,宣布独立的贵州便派戴戡率黔军入川助战。
  跟唐继尧一样,贵州的当家督军也舍不得调派主力,只拨给戴戡一个混成旅。滇军的武器不行,黔军还不如滇军。刚入川时,士兵中手握刀矛的都有,直到开进成都后,他们才全部换上了川造兵器。
  这样的部队,几乎就是过来跑龙套的,遇到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更是抓瞎。打了几个月,不但毫无进展,就连防区都差点交了出去。
  护国战争结束后,黔军厚着脸皮也没撤,反正大家都参加了护国战争,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吃吃喝喝、粮饷军火可以全由四川人买单。
  出国前的蔡锷将四川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戴戡被任命为四川省长兼会办军务(相当于副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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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军团(58)


  若论护国之功,刘存厚等人绝对在戴戡之上,戴戡能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靠的是关系与交情——梁启超、蔡锷终究不像他们口口声声宣称的那么大公无私,而吾国众多隐患也恰恰出在一个私字上。
  岂止刘存厚不服,连罗佩金也认为这个“关系户”无功受碌,分掉了自己在川的一半权力,因此很瞧不上戴戡,两个川省最高首脑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异志。
  当时的成都,一共住着罗佩金、戴戡、刘存厚这三大强人,其中罗佩金属国民党,戴戡属进步党,刘存厚属共和党,他们的部下也相应加入所属党派,加上滇黔川三支军队各有防区,几成鼎足之势,川人形象地称之为“一国三公”。
  戴戡没有罗佩金的胆量,上任途中都不敢出来接见官员,同时也缺乏刘存厚那样合纵连横的手段和城府,
  还未来省城时,他每天派代表拜访刘存厚,双方已经熟络起来。可是等他正式履职,觉得自己成了刘存厚的上级,便不拿刘存厚当回事了,他的代表也再不踏进刘存厚的师部大门半步。
  这叫什么,这叫眼皮子浅。刘存厚受到漠视,也就不会主动与之配合,罗佩金大部分时间里又对他不理不睬,导致戴戡在这种“一国三公”的环境中很难应付裕如,更不容易做出事业。
  渐渐地,戴戡就流露出灰心气短的情绪,当私下闲谈提及蔡锷秩事时,更是常常感伤不已。
  他其实不是强人,他只有在强人的羽翼下才能生存。没有蔡锷,戴戡真是很难在成都混得下去,几乎打算辞职不干了,但是刘罗之间矛盾的激化,使他忽然拥有了扭转自己命运的可能。
  刘罗交恶,戴戡作为第三方的态度就显得分外重要起来。
  他可以也有能力进行调处,只要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这样的话,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最初戴戡也的确想这么做,但是他手下的一位将领却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劝架,太笨了。”
  按照这位手下的分析,川滇两军的实力不相上下,刘罗一旦互殴,只会演变成鹬蚌相争,谁也干不了谁的格局。
  “他们要打,让他们打好了,最好都打到头破血流,我们只须作壁上观,到时坐收渔翁之利”
  戴戡一想很对,于是不仅不再解劝,还暗地里煽风点火,对两边进行怂恿挑唆。
  巷战开始之前,刘罗都以为戴戡是站在自己一方的,特别是罗佩金,他估摸着滇黔均系客军,外地人自然要帮着外地人,况且没有他这个督军放话,黔军怎么可能扔下刀矛,换上全新装备?
  就算作为报答,黔军也不会胳膊肘儿往外拐。
  驻于成都的滇军并不多,罗佩金敢对川军动武,就在于他对滇黔两军联手非常有把握。
  仗打起来了,戴戡确实没有胳膊肘儿往外拐,却也没往里拐——他宣称中立,拿张小板凳坐到一边,看你们打。
  只看了两天,渔翁就得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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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军团(59)


  北京的段祺瑞起初确实倾向于刘存厚,但战争刚起,就死了这么多平民,祸闯得太大,要“立刘倒罗”就比较困难了。
  最好的处置办法,是各打二十大板,一个也不立为太子。
  1917年4月20日,北京政府传来电令,给罗佩金和刘存厚各加了一个“闲职将军”的头衔,要求两人停止战争,立即去北京。
  罗刘既然双双出局,督军位置就空了出来,段祺瑞得考虑新的人选,这时梁启超和其它在京的进步党议员展开了游说,他们推荐的人选是戴戡。
  虽然通过张澜的介绍,刘存厚已得以结识梁启超,可结识与交情并不是一码事,何况梁启超之所以力挺戴戡,还有政治上的另一层用意,即使得四川从此成为进步党的基地。
  彩球意外地抛到了戴戡身上,他不由喜出望外。渔翁已经得利,就可以让那对鹬蚌住嘴了。
  1917年4月21日,戴戡把北京电令告知双方,两边却谁都不肯主动停火。
  罗佩金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他以一省督军,相当于封疆大吏的高位,屈就“闲职将军”,很明显是降了,刘存厚由师长授将军,则是升了,凭什么?
  刘存厚已知争督军无望,但既然人财两空,他也就硬挣一口气,坚持滇军不撤出成都,就决不收手。
  解决战争的还是战争。
  刘存厚运来三门大炮,对皇城进行轰击。罗佩金的“亮城”在大失民心的同时,军事上其实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所谓扫清视界,倒像是专门为川军的大炮所准备的。
  罗佩金和他的参谋长正在皇城内商讨对策,第一炮就击中会议室,炸断了三根柱子。罗佩金急忙转到另一间会议室,不料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又追了过来。
  当时的大炮,从本身性能到炮手的技术,都做不到如此精准,之所以能指哪打哪,只是因为这两间会议室比一般房屋都高,目标突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有些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味。
  可再巧也不能这么巧啊,罗佩金脸白了。这时候他唯有寄望于其它滇军的增援,以便在解皇城之围的同时,对川军进行内外夹击。
  刘存厚早就防到了这一招。成都巷战的同时,他在川军中的同盟军——第三师已分成左右两路,不分昼夜地进行强行军,对北上滇军进行阻击。
  最终,外围滇军没有一人能进入成都。罗佩金孤立无援,他作战的信心崩溃了。
  1917年4月24日,罗佩金含泪把督军大印送至省长署,然后率滇军撤出成都,川军也未追击,这场经历了七昼夜的巷战才宣告结束。
  戴戡一人而兼三印,集督军、省长、会办于一身,真正是得来毫不费工夫。来得太容易的成功,往往会令人产生莫明其妙的错觉,一度无精打采的省长变得飘飘然了。他将黔军全部调入城内,接管了滇军的原有防区,一副就要当家作主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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