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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第十二章 围魏救赵(1)
  
  
  
  
  
  
  我们必须说,到了战国时代,各路诸侯已经不像春秋时代那么讲信用、讲义气了,更多的是讲利益。凭什么要拯救赵国呢?首先得对自己有好处才行,要是没好处,谁愿意做这等赔本的买卖呢?
  我们先来看看楚国人是怎么想的。
  楚宣王接到赵国的告急求援信后,召大臣前来商量。要不要援赵呢?众说纷纭,有人说:“不要救赵国。魏国占有优势,必定狮子大开口,要求赵国割大片土地,赵国人肯定不会同意,要血战到底。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大夫景舍反驳道:“魏国进攻赵国,最担心的事就是楚国从背后偷袭。如果我们不出兵,魏国就没有后顾之忧,而赵国却有灭亡的危险。这岂不是楚国与魏国勾结,一起图谋赵国吗?倘若赵国见楚国不出手相救,一怒之下向魏国投降,并联合魏国进攻楚国,那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只出一小部分军队援救赵国,赵国一旦听说我们卷入战争,一定会拼力与魏国决战。同时,魏国人一旦发现我们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就不会轻易从赵国退兵,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做到让魏、赵两国两败俱伤。到时我们联合齐国、秦国,可以一举攻破魏国。”
  这就叫损人利己。
  楚宣王同意景舍的判断,派他率一支兵力不多的小分队,袭击魏国,搞些小骚扰。
  魏惠王想当中原老大,可是真的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魏国挡了别人的“财”路。秦国要向东扩张,必须打掉魏国;楚国要向北扩张,必须挤掉魏国;齐国要向西扩张,也得搬开魏国这个绊脚石。
  
  赵国同时向齐国求援。
  注意哦,赵成侯并不向秦国求援。作为三晋分裂出来的国家,他深知秦国是心腹之患,让秦国人来帮忙,岂不是引狼入室?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齐国人对援赵抗魏这件事,又有什么高见呢?
  自从齐威王上台后,赵成侯一直向他示好。威王元年(公元前356年),两国君主在平陆会晤,赵成侯承认齐国作为大国的领袖地位。现在赵小弟有难了,作为大哥的齐威王是救还是不救呢?齐威王把文武百官召集过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宰相邹忌根本就不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马上跳出来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情,还是不救的好。”
  可是另一名大夫段干纶(或作段干朋)则反对说:“如果我们不出兵相救,不仅没有义气,而且对我们也不利。”
  “哦?”齐威王对段干纶的说法很感兴趣,接着问:“为什么呢?”
  段干纶答道:“倘若魏国兼并赵国,那对齐国有害无利。”
  不错,让对手强大就等于削弱自己,齐威王点了点头道:“那好,寡人就出兵救援邯郸。”
   “且慢,”只听得段干纶又发言了,“臣下所说的救援,并非直接把军队开到邯郸城外。我们的作法,应该是同时削弱赵、魏两个国家,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那要怎么做呢?我的意见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不是赵国境内的魏军,而是向南进攻魏国境内的襄陵。我们不直接援助赵国,邯郸城难以长期坚守,势必落入魏军之手。我们等待魏军疲惫不堪之时,以逸待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赵国、魏国都将在战争中削弱实力,而我们将成为惟一的胜者。”
  “好啊!”齐威王听得眉开眼笑。
  在援救赵国这件事上,齐国与楚国如出一辙,拔算盘精打细算,目的就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一个微妙的棋盘,魏、赵、齐、楚四方各怀鬼胎,这盘四国军棋又要怎么下呢?实际上,窥视此棋局者,绝不止是这四个国家,西方的虎狼之国秦国,更要趁火打劫哩。于是乎,这场以邯郸战场为中心的战争,成为关系到未来战国强弱格局的关键一战,也可称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
  
  自从吴起离开西河后,魏国对秦国的优势一点一滴地丧失。秦国接连出击,在公元前364年取得了斩首六万的石门大捷,次年又攻取繁庞城,直接威胁魏国的河西重镇少梁。这两场败仗后,魏惠王被迫迁都,重点转向中原发展。对魏惠王来说,当务之急,是以武力手段将赵、韩两国统一到自己的领导之下,只有三晋重新合为一个整体,才有能力与秦、齐、楚等相抗衡。
  但是魏惠王很快就会发现,他的敌人不会轻易让魏国强大的。
  在魏惠王发动伐赵战争、兵围邯郸时,秦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改变历史的改革,即商鞅变法,关于此次变法的详情,后文将重点叙述。由于魏军精锐悉数进入赵国,原本兵力不足的西线更显空虚,秦孝公不会浪费这样的良机,他要先捞些好处。
  公元前354年,秦军在河西再度出击,进攻元里,大败魏军,斩首七千级。初战告捷后的秦军一鼓作气,进攻少梁城。此时魏国面临双线作战的窘境,无法同时兼顾两个战场,只得放弃少梁城,将赌注掷在东线战线,西线完全采取守势。
  然而秦孝公并不满足于此,他雄心勃勃,要利用此机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夺取少梁重镇后,秦军在公孙壮的率领下,进攻韩国,一路向东,占领上枳、安陵(河南鄢陵北)、山氏(河南新郑北),并且在占领区筑城。这样,秦人的势力如同一把尖锐的楔子,插入到韩国与魏国的交界之处。
  在这种情形下,魏惠王仍然坚持既定的战略,必须先攻下邯郸,征服赵国,然后再回头与秦国决战。邯郸的形势更加恶化,特别这一年的冬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且强劲,城内许多房屋都损坏了,许多人冻死。赵国人望眼欲穿,希望远处地平线上能突然出现一支援军,拯救邯郸于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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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围魏救赵(2)
  
  
  
  
  
  
  公元前353年,齐国开始实施围魏救赵的计划。
  鉴于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性,齐威王在主将选择上十分谨慎。他首先考虑的人选是孙膑,因为孙膑通晓兵法,又在魏国呆过几年,更重要的是,他对魏军主将庞涓知根知底,而且一直想要报仇雪恨。但是孙膑自己却认为不合适,他对齐威王说:“我曾受过刑罚,侥幸活下来但已是残废,不宜当将帅。”齐威王想想也对,毕竟他行动不方便,便选择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并特制了一辆斗篷车给他使用。这支远征军的灵魂人物实际上是孙膑,这也将是他的复仇之战。
  这决非一场轻松的战争。
  我们来了解了一下魏国的军事实力。
  根据《战国策》的纪载,魏惠王在发动邯郸之战时,魏国总计“带甲三十六万”,而围邯郸的人数则有“十万之军”,这样的军力确实颇为惊人。相比春秋时代,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军队数量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上升。春秋末期吴国全盛时代,军队大约有十四万人,而最后一位春秋霸主越王勾践灭吴时仅有五万兵力。在勾践灭吴一百二十年后,光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便拥有三十六万的军队,而且,大家不要忘掉,在之前与秦国的较量中,魏国已经损失了数以万计的人马。
  进攻赵国的还不止是魏国一家,宋国、卫国都出兵了。不过这些喽啰国是有点靠不住,譬如说宋国吧,迫于魏惠王的压力,宋国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参加侵赵战争。可是你想想,宋国与赵国相比,那还只能算是小国,以小打大,难道就不怕赵国报复吗?对此,宋国政府颇为有趣,事先派人向赵成侯通气说:“魏国向敝国征用军队,如果不从的话,恐怕会危及社稷。但是帮魏国打贵国,这件事我们不忍做也不敢做。所以,我们不好办啊,只好先向您打个招呼,请您允许我们象征性地攻打贵国边关城邑,就是做做样子,把军队逗留在边界处就是了。”
  您瞧,宋国人就是这样滑头。表面上狐假虎威,在魏国大哥的号召下,杀进赵国。可是就是摆摆花拳绣腿,装腔作势,并不真打,就是找理由按兵不动,静待时局发展。
  这场战争对于魏惠王来说,意义重大。
  无论是吞并赵国,或是逼赵国投降,分裂的三晋将在魏国的领导下再次合而为一,那么魏国在对付秦国或齐国上,将再次取得优势。对于这一点,楚国人与齐国人都看得明白,两国的战略出发点惊人的相似,便是绝对不能让魏国坐大。
  
  话说田忌当了主将,率领齐国男儿出国作战,他这个人比较直,不太会拐弯抹角,对段干纶所说的进攻襄陵的战略不太理解。他心里犯纳闷,明明赵国首都邯郸告急,不去救邯郸,反倒去进攻毫不相干的襄陵,这真是莫名其妙,不是头痛医脚吗?
  显然,田忌只关心军事行动,却没有象政客那样用尽心机盘算利益。
  在那个时代,主将的权利是很大的,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到了战场上,那是主将说了算的。田忌想要改变战略方向,把进攻目标直接对准邯郸城外的魏军,但孙膑阻止他了。孙膑说道:“要解开杂乱纷纠,得用巧劲而不是蛮力;劝解相斗的人,不能冲到他们兵戈之下。我们应该要避实击虚,如今魏、赵相攻,魏国精锐部队必定都被调往国外,国内剩下的定是老弱病残之兵。您不如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大梁,占据它的交通要道,控制其空虚之处,到时魏国必定要放弃赵国而自保。这么一来,我们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可以挫败魏国的锋芒,岂不是一举两得?”
  孙膑这样一说,田忌总算是明白了。
  赛马场上要用智慧,战场上更得用计谋,于是田忌下令,齐师大举入魏。齐国突如其来的一击,确实令魏国人手忙脚乱,在桂阳一役中,魏军失利。齐国的参战,令魏国的小喽啰们立场开始动摇了。
  首先是装模作样的宋国,本来对魏惠王的伐赵命令就是阴奉阳违,在赵国边界线上故意磨磨蹭蹭的,裹足不前。魏惠王也看在眼中,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今田忌率齐军前来,宋国人倒颇能见风使舵,觉得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楚国,北有赵国,魏国要以一战四,能有戏吗?索性一倒戈,投奔齐军去了。
  宋国人是这样首鼠两端,那么卫国人有没有义气呢?
  很遗憾,卫国也没有义气可言。
  本来卫国一直是赵国的出气筒,魏惠王给他们撑腰,不但把赵军赶出卫国,还一鼓作气打到邯郸城下。可是作为一个小国,卫国人很明白,什么叫夹缝中生存,齐国人没来,就跟着魏老大,齐国人来了,对不起,我得溜了。这样,卫国步宋国之后,也加入齐国一方了。
  
  赵国在北方,援赵的齐军却拼命往南跑,直逼魏国的首都大梁。
  这就是“围魏救赵”典故的来源,这个计谋被列入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相当有名,可是后世对这个计谋的理解却是有所偏差的。一般人的理解是,采取避实击虚的方法,通过打击敌人的薄弱后方,攻敌所必救,来达到救援其他战场的目的。可是对于齐国人来说,并不完全是这样,齐国人绝不仅仅是为救援赵国,而是要同时削弱赵国与魏国,来达到齐国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应该说,齐国人的心思,魏惠王也是看出来了。
  此时的魏惠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是齐国人带着叛变的宋、卫军队进攻魏国本土,南方的楚国人也派出军队攻取睢水一带之地。西线的秦国人进攻暂时停止,可是种种迹象表明随时可能再次发动新的攻势。魏国地理上的劣势尽现无遗,可是魏惠王必须赌,只有赌赢了,征服了赵国,魏国才可能赢得一个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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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第十二章 围魏救赵(3)
  
  
  
  
  
  
  魏惠王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非但没有从邯郸撤兵,反而加大了攻击力度。显然他是要孤注一掷,魏国能否成为第二个伟大的晋国,全在此一击。
  齐国与楚国隔靴搔痒似的救援行动,无法减轻邯郸城的巨大压力。
  是年十月,在庞涓的指挥下,十余万魏军对邯郸城发动猛攻,邯郸城终于抵挡不住,被魏军攻陷。关于邯郸陷落的详情,史书上并没有写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两点:第一,城破时赵成侯并不在城中,或许赵国的行政部门早已迁出邯郸;第二,赵国首都落入魏军之手,但赵国并没有因此而投降,抵抗仍在继续。
  魏国人攻陷了赵国首都,可并未征服赵国。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向来被视为兵家奇谋的“围魏救赵”,其事实是围了魏,但却没能救得了赵。邯郸城被攻破,这种结果,其实是齐、楚两国想看到了,因为赵国被削弱了。对田忌与孙膑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是削弱魏国,这必须以一场大战来达到目的。
  桂陵之战成为战国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
  关于这场战役,史书语焉不详。所幸的是,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的残简,其中有一篇《擒庞涓》,所记便是桂陵之役的情形。结合《孙膑兵法》残篇,笔者勾勒出桂陵之役的大概情况。
  在魏师攻克邯郸的同时,田忌的齐国兵团在魏国境内展开军事行动,控制了通往魏都大梁城的交通要道并占领若干魏军守备空虚之地。魏师攻克邯郸城后,便抽调一部分兵力回国,准备与齐军决战,此时魏军总指挥便是孙膑的同学庞涓。庞涓打仗也有一套本领,他与孙膑一样,都知道打战得避实击虚,于是便集结八万兵力,攻入卫国。此时卫国已经投靠齐国,显然,庞涓这一招也是狠招,看你田忌救不救卫国。
  田忌迟疑不决,孙膑的判断是,庞涓攻卫国已占先手,倘若齐国从魏撤入卫国,正好中庞涓之计,而且被魏军牵着鼻子跑,因此援卫显然不是上等招数。
  那要怎么办呢?
  孙膑答道:“我们进攻的矛头应该是魏国的平陵。”他一边说一边展开地图分析说:“将军请看,平陵是魏国东部军事重镇,城池虽小,但管理的区域大,魏国在此地有重兵把守。平陵的南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中间还有魏国的一叫城邑名为市丘。这个地理位置对于进攻一方相当不利,因为粮草补给通道容易被截断,我们要假装对此一无所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要先给魏国人一些甜头,才能把他们的主力吸引过来,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对于孙膑的智慧,田忌并不怀疑,他马上下令麾下八万大军启程,直扑平陵。齐师抵达平陵后,田忌又问道:“要怎么攻打平陵呢?”孙膑回答道:“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魏军主力驻扎于环涂,请调用齐城、高唐两地的军队,进攻平陵,至时环涂魏军必定会从背后夹击我军,这两路出击的人马势必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主力部队要按兵不动,不要暴露自己的力量,示弱于敌人,这是调动敌人的关键。”
  
  钓鱼要放出诱饵,牺牲诱饵是为了钓到大鱼。
  孙膑对自己同学庞涓太熟悉了,如果齐师只是诈败的话,那么庞涓肯定是不会中计。这场钓鱼游戏必须要做真实,齐国军队必须要付出惨重代价。于是如孙膑所策划,齐城、高唐两地的齐军进攻平陵,果然遭到魏军的夹击,伤亡惨重。
  作为主将的田忌在牺牲了这么大的鱼饵后,对能不能钓到大鱼还是心有疑惑,他又问孙膑:“我军没有能攻下平陵,反倒丧失了齐城、高唐两路人马,损失很大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按孙膑的意图进行,可是庞涓能否中计呢?接下来的这一步是最重要的。孙膑知道庞涓用兵谨慎,多心眼,是一位高明的将领,否则他也不可能爬到魏国军界高层,并取得攻克邯郸城的伟大胜利。但是任何一名将领都是弱点,庞涓功名心强,倘若能吊足他的胃口,让他觉得有扬名立万的机会,他必然会放弃进攻卫国。
  孙膑对田忌说:“请马上派遣轻装战车部队奔袭魏国首都大梁,如此一来,庞涓必定要回兵救援大梁。”庞涓会中计吗?孙膑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第一,大梁是魏国的首都,救援首都与进攻卫国相比,显然前者的功劳更大;第二,平陵一役后,庞涓判断齐军伤亡惨重,势必会掉以轻心的。为了进一步示弱于敌,孙膑又建议说:“我们分出少数部队与庞涓交战,给他造成我军兵力单薄的假象。”
  果不其然,庞涓判断齐军在平陵遭到重创后,已是强弩之末了。他迫不急待地从卫国抽身,想要抢下救援大梁第一功,同时抓住老同学孙膑。自从孙膑从齐国逃跑后,庞涓不由得有几分懊恼,看来这位师兄的能量不能小觑,没了双腿,还能在齐国受到重用。现在两人在沙场上相遇,这次一定要分出个高下才行。庞涓要证明给孙膑看,在战场上硬碰硬,他仍然会是胜者。
  庞涓一路上不断击溃齐国的小股部队,这些部队对魏军完全构不成威胁。他断定齐军已经基本上溃败了,于是他丢掉辎重,轻装上阵,带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昼夜兼程奔向大梁城。这一切,似乎早在孙膑的预料之中,这位齐国军师把主力部队埋伏在庞涓必经之地桂陵,一个大口袋张开了,就等着庞涓落入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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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第十二章 围魏救赵(4)
  
  
  
  
  
  这场师兄弟之间的较量,也是齐国与魏国争夺中原霸权的较量。
  孙膑在《兵法》残篇中,有专门一部分写到如何对付敌人的强将精兵。有人问说:“敌方将领勇敢无畏,兵力多而强,全军将士都很勇敢,无后顾之忧,那么要怎么对付呢?”孙膑回答说:“击此者,告之不敢,示之不能,守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惰其志,使敌弗识,因击其不备,攻其不御。”就是要示弱于敌,让敌人骄傲自满,在桂陵之战中,孙膑正是用此计策。
  从一开始,孙膑就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布下一个迷雾重重的局,把对手一步步地引向既定的战场,在收官阶段时突然发力,逆转战局。
  桂陵伏击战的具体过程,《孙膑兵法》也没有详细写,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本残缺的兵法书中找到孙膑对于伏击战的深刻洞解。伏击战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把敌人诱入死地之中,《孙膑兵法》说:“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意思就是说,不管处于险峻的地形或是平坦易行的地形,都得知道何为生地,何为死地,打败敌人的方法就是占据生地,把敌人陷于死地之中。那什么是死地呢?孙膑归纳了五种:第一种是是像天井一样的地形,抬头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跑到这种地方必死无疑;第二种是易进难出的地形,跑进去出不来了;第三种是草木丛生的地方,跑进去像进一个大罗网;第四种两边都是陡峭高山的狭长谷地,这是必死之地;第五种是沼泽地,前进不了,后退不得。
  只要自己占据生地,而陷敌人于死地,那这场战斗的结果就没有悬念。桂陵之战即是如此,尽管我们不太清楚孙膑所选择的伏击地点是属于以上五种死地中的哪一种,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勇武著称天下的魏国武卒被困在此地,有力也是使不出,完全陷入被动挨打之中。当庞涓的部队进入桂陵后,忽然周围呐喊声四起,齐国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出,占据地形之利,把魏军团团包围。
  高手布局,要么不打,一打的话必定是稳操胜券。
  在孙膑精心设计的罗网面前,庞涓的武卒毫无用武之地,一败涂地。魏国最精锐的部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连主将庞涓也未能身免,他灰头土脸地成为齐军的俘虏。面对曾被自己陷害却身残志坚的师兄,他又要做何感想呢?是羞愧还是懊悔呢?
  庞涓一生与孙膑有过三次明争暗斗。
  第一次庞涓使诈,陷害师兄,导致孙膑被砍了双腿,这一局算是庞涓以卑鄙手段胜出;第二次即是桂陵之战,孙膑布下连环局,最终诱使庞涓掉进陷阱,全军覆没,身陷囹圄。两人之间还有一次最后的决战,这后文再说。
  那么庞涓既然都被孙膑俘虏了,又怎么能脱身呢?史书上没有写清楚,但这应该与齐军遭遇到的襄陵之败有直接的关联。
  
  田忌在桂陵之战完胜魏军后,纠集宋、卫军队包围距离大梁城约七十公里外的襄陵。魏惠王不得不动用外交,他以大哥的身份指示韩国出兵参战。
  公元前352年,韩国兵团卷入战争,对齐、宋、卫联军实施夹击。齐国远征军尽管取得桂陵之役的胜利,但自身的损失也不小,而对新锐的韩国兵团,无法抵挡,在襄陵被韩国军队击退。此役的结果,在《竹书纪年》中有简单记录:“(魏惠)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国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韩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弱,此时韩国君主是韩昭侯,他是战国时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君主,我将在下一章介绍这位战国的厚黑大师。韩国的参战,使得这场国际大战更加复杂,也使齐国远征军陷入被动之中。
  齐威王考虑到远征军在魏国境内作战时间已久,战斗力下降,决定与魏国和谈。齐国请楚国大夫景舍出面,向魏惠王提出休战的请求。景舍就是楚国兵团的总司令,他趁魏赵、魏齐打得不可开交时,出兵占领魏国的睢水流域部分地区,尽管只是小打小闹,也足以令魏惠王心烦意乱。
  魏惠王也不想树敌过多,遂同意齐国的求和,齐魏之战结束,同时应该也与楚国停战。
  可以推测,魏国大将庞涓应该是在这个时侯被齐人释放,这或许是魏惠王同意结束战争的条件之一。尽管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表现糟糕,魏惠王并没有对他失去信心,很快他又复出,在军界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齐魏交兵,秦国再次成为得利者。
  就在齐、宋、卫与魏、韩五国兵力缠斗于襄陵时,秦国商鞅率领大军再次对魏国的西线发起凶悍的进攻,目标是魏国的旧都安邑城。
  自从魏惠王迁都后,魏国在兵力的配置上是东重西轻,精锐部队全集中于东线,在西线面对秦国人一波接一波的进攻,已是难以敌挡。此时的秦国尽管还未能完全攻占河西,但黄河西岸重要渡口繁庞、少梁城均落入其手,这使得秦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进攻魏国的河东。商鞅兵团渡过黄河,直扑安邑,魏惠王无力派出强有力的部队解安邑之围,在秦人的围困下,这座魏国的旧都终于举白旗投降。
  秦国人的黑手伸向河东,使得魏国在河西的地盘岌岌可危,越发势单力孤。为此,魏国加大了河西的防守力度,扩建长城防线,南起郑县(今陕西华县),越过渭水,沿着洛水东岸修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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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第十三章 厚黑大师(1)
  
  从公元前354年到352年的三年时间里,列国陷入混战之中,而这些战争的焦点则是魏国围攻邯郸城。
  卷入这场国际混战的国家有魏国、赵国、韩国、齐国、楚国、宋国、卫国以及秦国,主要又可以分为三大战场:北线战场以魏国的胜利而告终,攻破赵国首都邯郸城;东线战场齐国桂陵之役中重创魏军,但韩国的参战使魏国稳住了阵脚;西线战场则是魏国的一片溃败,秦国夺少梁、取安邑。此外还有若干小战场,比如楚国对魏国东南的入侵,魏国入侵卫国之战等。
  我在前文中说过,齐国所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其实只是为了“弱魏弱赵”,并非真心实意要拯救赵国。当赵成侯明白这一点时,他就要为赵国的命运而另谋出路了。齐国人是靠不住的,楚国人也是靠不住的,那要靠谁呢?只能靠自己了。在邯郸城丢失后,赵成侯仍然与魏惠王周旋,坚持抗战,赵国并没有投降。
  然而,一个危险的局面又出现了。
  公元前351年,秦国人再次出击,攻取魏国的固阳,同时进攻赵国的蔺地。面对秦国人无休止的进攻,魏惠王与赵成侯都意识到,魏、赵两国这样消耗下去,最终只能是秦国人的盘中餐罢了。
  必须要一揽子解决魏、赵问题。
  魏惠王抛出一个方案,魏国将把邯郸城归还给赵国,同时赵国与魏国结盟,实际上是屈居魏国之下。对于这一个方案,赵成侯无法拒绝,因为他已经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齐国、楚国身上,也无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与魏国、秦国开战。这样,魏惠王与赵成侯达成和解,魏赵战争结束,魏惠王凭恃武力获得三晋龙头老大的地位。那么,魏惠王领导下的三晋联盟,能否重现魏文侯时代的光荣呢?
  我们得说,三晋虽然表面上结为联盟,但并非一心。韩国与赵国屈服于魏国,只是因为打不赢,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尊魏为老大。这就使得魏惠王领导下的三晋联盟极为脆弱,只要有些许的风吹草动,这个联盟就会破裂,再启战端。
  
  在赵国被迫降服于魏国的这一年(公元前352年),韩昭侯起用法家申不害,实施变法。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比较遇冷的一个,因为在七大强国中,韩国的实力较弱。但事实上,韩国的历史也是很精彩,也出过不少名人,最有名的当属战国后期的法家人物韩非子,他被称为是中国版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一书也是权术论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权术思想并非无源之水,直接来源便是韩国史上两大名人:厚黑学理论大师申不害与厚黑学实践大师韩昭侯。
  韩昭侯名为韩武,他是公元前363年继承君位。
  他上台的时候,韩国与魏国还处于战争之中,他雄心勃勃,联合赵国进攻魏国浍水,结果被魏国将领公叔痤打得落花流水。不甘心失败的韩昭侯在五年后的公元前358年卷土重来,对魏国连续发动进攻,并夺取屯留、长子、涅等地,一时间风光无限。可是好运不长,次年(公元前357年),魏国反击一击,包括韩国的宅阳,迫近韩国首都,韩昭侯被迫与魏惠王签下城下之盟。
  公元前353年,齐国实施围魏救赵战略,在魏、赵、齐三国苦斗的同时,韩昭侯乘机出兵进攻没有人管的东周,攻取陵观、廪丘,东周哪里抵挡得住,只得割让高都、利地给韩国。魏国的庞涓兵团在桂陵一役中被齐军歼灭,齐军乘胜进攻襄陵,魏惠王狼狈不堪,只得请韩昭侯出马,韩昭侯权衡利弊后,还是选择站在魏国一边,投入精锐兵团迎战齐、宋、卫联军,并一战成名,迫使齐军统帅田忌向魏国求和。此役可看出韩国兵团之战斗力未可低估。
  前文曾说过,韩国的地理位置相当恶劣,与魏国一样是处于四战之地,周围被四大强国所包围。为了生存,韩国自从晋国独立出来后,便积极向外扩张,吞并郑国、分裂周室、蚕食东周。雄才大略的韩昭侯不甘心在强国中充当小喽啰的角色,作为作为“三晋”与“七雄”之一,韩国理应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
  这是一个变法的时代。韩昭侯也要顺应时代,学习其他国家,实行变法,富国强兵,挣脱魏惠王撒下的罗网。于是他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一个能领导变法的人物,这个人便是法家著名人物申不害。
  申不害原来是郑国的一个小官吏,在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他便成了韩国的臣民,以前的小官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呢?他觑准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诸侯大混战的时代已到来,每个国家都大力改革内政,需要专业的人才,于是他潜心学术,自成一派。申不害的学术来源是黄老之术,但鼓吹的是刑名之学,后来他把自己的理论写成小册子,名为《申子》,共有两篇。
  在潜心学术二十年后,申不害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韩国正需要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申不害凭着一肚子的学问,向韩昭侯求取官职。那大约是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的邯郸城,韩昭侯心里犹豫不决,究竟是要站在魏国这一边呢,还是站在赵国那一边呢?他听说申不害有学问,便问说:“我应该站在哪边呢?”
  申不害这个人研究刑名之学,但他偏重的术而不是法,就是说,他主要是搞权术的。搞权术的人,自然精明得很,在没有打探到韩昭侯内心想法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于是这个老滑头答道:“这可是国家大事啊,社稷安危存亡全系于此,请允许让臣深思苦想一番。”
  韩昭侯一听,也对,这么大的事情,是得细细思考。但是申不害却不是要考虑国家大事,他在意的是韩昭侯的内心倾向,要怎么样才知知晓君王的真实想法呢?申不害果然是大师,暗地里找到了赵卓、韩晁两人,他知道两人意见相左,各持己见,于是颇为慷慨地说道:“你们二位都是国家的辩士,我们这些做为臣子的,哪能每句话都被国君采纳呢?我们做的就是尽忠罢了。”这说得一派正人君子的气势,把赵卓、韩晁两人的血性给激发出来了。于是两人在便在韩昭侯面前各抒己见,申不害不动声色地在一旁观察韩昭侯的脸色神情,凡是韩昭侯赞赏的主张,他都悄悄记下来。过几天后,他就“深思苦想”完了,把这些“主张”一一推出,并加上点慷慨激昂的语气,每一句话都说到韩昭侯的心头去了。
  结果不消说,自然是国君大悦了。
  这就是申不害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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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厚黑大师(2)
  
  
  
  
  
  
  但是倘若说申不害只是欺世盗名之人,那也有点小瞧这位大师了。
  公元前361年,即韩昭侯十二年,申不害开始主持韩国变法。
  申不害的主张对后来韩非子影响很深,同时也很类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强大,首先得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故而鼓吹君主独裁论。申不害结合春秋以来君主被弑的例子,得出结论,君主必须要操持权柄,“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权;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还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无能”。也就是说,君主一定要牢牢掌握权力,倘若权力落入臣子之手,则“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这样最终必定会失去国家,甚至弑君游戏的牺牲品。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总结他的权术思想:“……所以教其上者,则在使其下无以窥我之所喜悦,以为深而不可测。夫而后使群下得以各竭其诚,而在上者乃因材而器使,见功而定赏焉。”说白了,就是鼓吹君主驾驭臣下之术,搞独裁制。
  申不害的理想就是当帝王之师,他确实是位好老师,可是这还不够,还得要有好学生。韩昭侯就是个好学生,他学得快,融会贯通,甚至出神入化,可谓是深得权术之精华。如果说申不害是权术论的理论大师,那么韩昭侯就是实践大师
  韩昭侯对权术有着惊人领悟能力。
  有一回,他问申不害:“法令颁布了,可是不容易施行啊,这要怎么办。”
  申不害回答说:“法令,是要有功者才可赏赐,有才能者才可授官。如今主上您颁布了法令,却总是听从左右的请求,这样子当然不容易施行了。”
  韩昭侯这下子明白了,于是他不循私情,摆了个铁面孔。过一段时间,申不害跑来找韩昭侯,请求国君给自己的堂哥一个官职。韩昭侯回答说:“你让我遵循法令,拒绝臣僚私下的请求,现在你却要来给亲戚弄个官当。试问,我是要破坏你定的原则来批准你的请求呢,还是拒绝你的请求?”
  申不害一听傻了眼,韩昭侯果然是青出于蓝而甚于蓝啊,他赶紧叩头谢罪。
  
  为了明晰职权,申不害提出“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的主张。所谓的“治不逾官”,就是官吏治政时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虽知弗言”就是职权之外的事情,即便知道也不能说。
  这里有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韩昭侯喝醉酒了,倒头便睡了,掌管帽子的侍从见主公受冷了,便在他身上加了一件衣服。韩昭侯睡醒后,看到身上多了件衣服,很高兴,便问左右:“谁给我加了件衣服?”左右回答说:“是掌管帽子的侍从。”韩昭侯听罢脸色一沉,下令将此侍从处死,同时也惩罚了掌管衣服的侍从。
  这位韩国君主确实是忠实的申不害信徒,恪守申氏理论,官吏绝对不可以越其职权。后来韩非子对此有一段评论:“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韩昭侯在驾驭群臣上确实有一套本领,譬如他会微服私访,打探官员遵守法令的情况。
  有一回,他派人到南门外侦察。去的人回来后,韩昭侯问道:“你看到什么异常情况了?”那人答道:“不曾有什么异常。”昭侯还不死心,又继续追问:“你好好想想,还看到些什么了?”那人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一件事:“对了,在南门外,有一条小黄牛在田边吃禾苗。”韩昭侯点点头,警告他说:“不准我把问你的话泄露出去。”然后他便下了一道命令:“禾苗正值生长期,寡人已经发了禁令,禁止官府或百姓家的牛马进入别人的田地。可是地方官员却不肯重视,以致于各地发生许多牛马啃吃禾苗的事情。各地官员必须要违禁的现象一一报上来,否则将治予重罪。”
  命令发出后,各地赶紧收集资料上报,韩昭侯看完后,发现没有南门外违禁的事例,便冷冷地说:“还未如数上报。”地方官员吓一大跳,赶紧又复查,直到发现南门外啃吃青苗的牛马为止。
  通过这么一件小事,韩昭侯给臣下“明察秋毫”的印象,但不让臣下窥视到他的内心,制造深不可测的神秘感。做为君主,他无须洞知全局,只须知道其中一点,便可试探臣属是否尽心尽力,故而“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
  这就是韩昭侯的治术。
  
  作为一名统治者,韩昭侯的智慧是相当的高,有异乎寻常的判断能力。
  以下举几个例子。
  有一年,韩国粮食种子的价格突然飙升,可是又没有异常天灾出现。韩昭侯判断肯定是粮仓管理出问题,于是派人检查,结果发现粮仓内的种子被官员私下卖掉许多,导致了种子价格大涨。又有一回,他在吃饭的时候,发现肉羹中竟然有一片生的猪肝,左右侍卫诚惶诚恐,打算把大厨师抓起来。韩昭侯说:“不是大厨师干的,你们去查查他的助手。”最后一查,果然是大厨的助手所为,他交待说:“我想把大厨师赶走,接替他的位置。”
  韩昭侯洞悉人性的弱点,却小心翼翼地隐埋自己的弱点。
  他曾经这样说过:“英明的君主皱一次眉或笑一声都很吝惜,皱眉必有皱眉的原因,笑有笑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皱眉或笑,就会让人看出你的心情,从而判断你的喜恶,这就被臣子抓住了弱点,有了弱点,就有大权旁落的隐患,因此高明的君主必须要深如大海,喜怒不形于色,完全封闭自己的心灵,绝不让人看出蛛丝马迹。大家还记得吧,当申不害刚被任用时,他就是通过观察韩昭侯的喜怒表情来投其所好。可是申大师没有想到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昭侯的悟性天下罕见,当然他也可以皱眉头或笑一笑,可是现在皱眉头并不表示他不高兴,笑也不意味着他开心,而是他要让臣下觉得他不高兴或高兴,制造假象与烟雾弹。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韩昭侯的城府是如何深。每当他有什么重大行动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要单独睡。睡觉时妻妾、侍从都不可以呆在房内,因为他担心自己说梦话,从而泄露了内心里的秘密。他压根不信任谁,即便是最没有心机的妻妾,也可能被别人所利用来打探君主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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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厚黑大师(3)
  
  
  
  
  
  
  申不害相韩十几年,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国富国强兵做出正面贡献。《史记》是这样评价的:“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但读者需谨记,史书中对人物的评价往往有不实的溢美之辞,要是真的“无侵韩者”,就没有我们要提到的马陵之战了。看来大史学家有时也会忽悠,这是读史时要注意的。
  但是申不害的理论过于侧重权术,终究无法使韩国成为超级强国,故而“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常言说“兼听则明”,而申不害却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又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以申不害的理论,倒是要禁绝天下之言了。对于申不害所说的的理论,后来的韩非子有过批判,他认为“知而弗言,是谓过矣。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
  我们可以把韩国与齐国作一个对比:齐威王广开言路,进谏有赏;韩昭侯封闭言路,“虽知弗言”。齐国以开明而挤身超级强国之列,申不害、韩昭侯以玩弄权术为主的变革最终无法使韩国有质的飞跃。
  韩昭侯是申不害学说的忠实实践者,申不害的用意既然是独裁,韩昭侯又岂肯长久地屈居于魏惠王之下呢?随着韩国实力的增长,韩昭侯摆脱魏国控制的意愿越来越强烈,韩、魏矛盾的大爆发其实是意料中的事。
  
  在三晋联盟中,魏国仍旧是老大。
  尽管在这些年的战争中,魏国四面受敌,也曾被秦国、齐国打得落花流水,但必须说,魏惠王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他西战秦国,北战赵国,东战齐国,南战楚国,虽然有得有失,最终还是成为三晋联盟的领袖,这一点并不容易。在魏惠王的铁腕之下,魏、韩、赵三国重新结盟,光看这个架式是有点吓唬人的。谁都知道,倘若三晋能齐心协力,那么天下没有不能打败的对手,因而泗上十二诸侯(宋、鲁、邹、滕等国)皆朝魏,魏国仿佛又回到雄霸天下的时代。
  这是魏国霸权回光返照的时期。
  在此后几年里,魏国确实恢复了几分牛气。
  对魏惠王来说,最难对付的还是秦国。秦国的虎狼本性已经显露无疑,自晋国分裂后,魏、赵、韩三国要单独对付秦国,已经越来越难了。秦人鲸吞蚕食,贪得无厌,性情凶狠,冷酷无情,一直被其他诸侯国视为异类。
  公元前350年,魏国进攻秦国,围定阳。自从魏国迁都后,与秦人的战争中,几乎都是被动挨打,这一次总算主动进攻了。可是这次进攻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很快秦孝公便提出休战,主动与魏惠王修好,化敌为友。按道理说,魏国在与秦国历年战争中损失了不少土地,现在应该要收复失地才对,怎么战才一开打就要收尾了呢?这证明了魏惠王的战略重点是中原优先,先牢牢把握中原的优势,再伺机与秦国争夺西线。
  既然西线不是魏惠王进取的重心,那么他想往哪扩张呢?东部的齐国?不行,桂陵之役的惨败已经证实齐国之强大,魏惠王暂时不想去碰这个硬骨头。魏国不在东、西两线出击,是因为秦与齐都是军事强国,相比之下,北面的燕国与南面的楚国貌似好欺负一点。
  公元前350年,魏惠王派大将殷臣会同赵国大将公孙裒北伐燕国,取夏屋(河北保定西南)。四年后的公元前346年,魏国大将魏章会同韩国兵团出击楚国,夺取上蔡。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提升了魏国在诸侯国中的威望,巩固了魏国的中原霸权。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又一次把目光投向河西。尽管在连年战争中,魏国损失不少军队,但魏国还拥有一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拥有众多的喽啰国,除了赵、韩两大强国之外,还有泗上十二个小诸侯。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魏惠王仍然有把握在西线与秦国再决雌雄。因而他以朝天子为名,纠集了众多小诸侯国,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上是想袭击秦国,收复河西重镇少梁城。
  在魏国的领头下,十几个诸侯国的武装被动员起来,做好了进攻秦国的准备。尽管秦国的军事力量十分雄厚,但秦孝公仍然忧心忡忡,他唤来商鞅,商量对策。商鞅力主以外交途径制止战争的爆发,并挖一个陷阱让魏惠王跳进来。什么陷阱呢?他要献上一个“王”的称号给这位魏国统治者。其实到这个时候,魏惠王魏罃还未称王,我们应该称他“魏侯”才更准确,商鞅为什么要用“王”号来忽悠魏罃呢?
  
  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王是高高在上的。
  天下只能有一个王,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可是西周末年骊山之变后,周王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个“王”的份量轻了,含金量也少了。中原大国利用地缘优势,乘机扛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位于蛮夷区的诸侯不愿意受制于他人,遂僭称王号,楚国、吴国、越国先后称王。
  中原诸侯毕竟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晋、齐等大国都只称霸而不称王。这就是“王者至尊,霸者至强”的年代,但霸主无论如何强,在名义上都是周王的臣子,无法达到“至尊无上”的地位。可是商鞅就是要游说魏罃,给他献上一顶王冠,用一顶王冠来避免一场战争。
  商鞅代表秦国出使魏国,游说魏罃道:“国君您的功劳可谓大矣,现在天下人哪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呢。不过现在魏国只领导宋、鲁、邹、卫这样的小诸侯,实在与您的身份不般配啊。您应该先称王,有了这个名号后,伐齐收楚,赵、韩两国必然对您死心踏地,到时必定王业可成啊。”同时商鞅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秦国必将接受魏国的领导。
  在商鞅的甜言蜜语下,魏罃不禁飘飘然了。
  魏罃这个人好大喜功,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中国就是中原,象秦国是处于边缘的国家,因为文化落后,一直被中原人瞧不起,打败秦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秦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魏惠王也想伐秦,但是除了伐秦之外,魏国还有其他选择,就如这些年频频出击,从燕国、楚国都捞到不少土地,可以弥补西线被秦国所占之地。
  魏国的战略与秦国的战略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地理格局所决定的。
  秦国要向中原扩张,一定要越过黄河,一定要通过魏国,这就决定了秦国要把魏国当作第一敌人。而魏国攻打秦国,却不能捞到什么好处,这就是头疼的问题。商鞅十分聪明,他曾经在魏国当官,对魏国战略自然了解。你想想,花同样的精力、兵力去打战,打秦国是一无所得,打齐国、楚国那就不一样了,这两个国家物产丰富,财源滚滚,你说哪种选择更好呢?
  于是魏罃就这样被商鞅忽悠了,他当真举起一块牌子,自命为“夏王”。哗,不得了,夏者,华夏也;夏王者,华夏之王也。自立为王之后,魏罃召宋、卫、邹、鲁等诸侯国会于逢泽,秦国也派出公子少官参加这次国际盛会,继续把魏惠王捧上天。魏惠王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瘾,太开心了,太激动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众神之神,站在云端,俯视苍生。
  在战国七雄中,继楚国之后,魏国是第二个称王的诸侯国。魏惠王能号令天下吗?他的这个“王”究竟有多少含金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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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马陵之战(1)
  
  
  
  
  
  我们必须说,魏罃称王是一个十分错误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为了称王,放弃了对秦国发动进攻的有利良机。
  这是魏惠王最大的战略失误,他低估了秦国人的雄心壮志,还停留在春秋时代的战略思维上。因为在春秋三百年里,秦人势力最强时,也就是到黄河东岸。魏惠王以老眼光来看待秦国,以为这个虎狼之国已经扩张到其极限了,这绝对是掉以轻心。
  商鞅通过诱使魏罃称王,十分巧妙地化解魏秦战争,同时引发了魏国与其他诸侯国的矛盾,可谓是一箭双雕。魏罃称“夏王”,总共只有一个大国前来祝贺,这个大国就是秦国,除此之外,齐、楚、韩、赵、燕这些大国都对魏罃称王嗤之以鼻。
  魏惠王主持的“逢泽之会”,是战国时代一次诸侯盛会,表面上风光无限,有十几个国家前来参加,实则令魏国很失面子,因为大国都不来。其他大国不来也就算了,可是赵国与韩国呢?这两个国家都是魏国的小弟啊,大哥的盛会他们都不来,叫大哥情何以堪啊。
  很显然,所谓的“三晋联盟”完全弱不禁风。
  这些年韩国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在韩昭侯与申不害的努力下,国力有了长足的进展,摆脱魏国控制的意愿相当明显。对此魏惠王也是有察觉的,于是魏国在外交上不断向韩国施加压力,而韩昭侯就打厚黑太极,一一拆解魏惠王的计划。
  魏惠王想通过郑国复国的手段来削弱韩国的力量,他便派人对韩昭侯说:“郑国是被韩国灭掉的,希望您能分封郑君的后人,就这就是所谓存亡继绝的大义。倘若您能让郑国复国,那么一定能得到诸侯的一致称赞的。”可是韩国人一口回绝了魏惠王的要求:“大国命弊国封郑国之后,弊国没办法做到。”韩昭侯可不想博得什么虚名,实利才是最重要的。
  又有一次,魏惠王对韩昭侯说:“韩国与魏国原本一个国家,是后来才分裂的,我希望韩国能与魏国合并。”韩昭侯听罢十分害怕,要怎么办呢?他找来臣下商量要怎么答复魏惠王。此时有一位公子站出来说:“这个容易搞定。您可以这样回答说,韩国与魏国既然原本是一家,那么我们也希望魏国能合并到韩国来。”韩昭侯一听,此言大妙,便以此答复魏惠王。魏惠王碰了一鼻子灰,对韩国人阳奉阴违非常不满,打算要教训一下韩国。
  
  由于韩昭侯的特立独行,韩魏矛盾已是不可调和。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出兵攻打韩国,魏韩战争爆发。
  关于韩、魏的军事实力,可以用苏秦游说诸侯时的说辞来管窥一豹。这篇说辞的时间要略迟于魏韩战争,但可以对两国军事有个大致印象。
  韩国“带甲数十万”,其武器之精良冠绝诸侯,“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强弓的射程“皆射六百步之外”,“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韩国士兵“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统而言之,韩国最厉害的就是武器的精锐。
  魏国呢?“天下之强国也”,何以见得呢?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总兵力大约有七十万。比起围困邯郸时的三十六万军队,几乎又翻了一番。
  深得申不害权术精髓的韩昭侯早有叛心,可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尽管韩国拥有强大的武器与战斗力,可还不是人多势众的魏国兵团的对手。魏军总司令仍然是庞涓,虽然他在桂陵之役中曾被孙膑俘虏,可是仍然受魏惠王的重用,庞涓也感恩图报,在侵韩战争中表现卖力。
  在魏军的步步进逼之下,韩昭侯被迫向齐国求援。
  
  齐威王又一次召集众臣来商议救援事宜,他问众大臣:“我们要早点出兵好呢,还是晚点出兵?”邹忌的态度与十年前还是一样,断然说:“不如不出兵。”看来这个家伙就是属于闭关锁国的人物,曾担任“围魏救赵”主将的田忌则说:“不行。要是不救韩国,韩国必然要被魏国吞并,不如早点出兵。”齐威王没有吭声,转而看看他最信任的谋臣孙膑。
  失了双脚的孙膑不急不徐地说:“现在韩国还没有与魏国拼了老命,倘若现在我们就出兵,那是替韩国人打仗,反倒成了我们听命于韩国。这次魏国来势汹汹,大有一举将韩国荡平之势,韩国人倘若到了危亡关头,必定要东面听命于齐国。我们到时再出兵,既可以让韩国感激泣零,又可以乘魏军疲惫不堪时打败他们。这么一来,名利双收,岂不快哉!”
  不愧是大军事家啊,齐威王听罢不禁赞叹道:“说得好啊。”
  于是齐威王便召见韩国使者,对他说,齐国已经决定要出兵相援,韩国人一定要顶住。韩国使者感激地回去了,可是齐国人却故意拖拖拉拉,按兵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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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马陵之战(2)
  
  
  
  
  
  
  得到齐威王的承诺后,韩昭侯有恃无恐,在正面战场上阻击魏军。
  魏军总司令庞涓并非泛泛之辈,平心而论,倘若没有遇到孙膑,他还是一名很不错的将领。庞涓派出将领穰疵进攻南梁(河南临汝西)与赫(同样位于河南临汝西),韩昭侯以大将孔夜迎战,此役韩军大败。
  看来韩国兵团仍旧不是魏国武卒的对手,庞涓得理不饶人,连连进攻,五战五胜。
  韩昭侯快崩溃了,齐国人的鬼影都看不到呢?
  这位权术大师被迫放下颜面,委国于齐,尊齐国为老大。
  机会刚刚好,韩国投怀送抱,而魏军连战五场后疲态初露。齐威王果断地把远征军投入战场,远征军主将为田忌,田盼、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下辖十万人马。
  
  公元前342年,齐国远征军大举出动。这次援韩的战略与上次救赵的战略如出一辙,并不直接救援韩国,而是进攻魏国,兵锋直指大梁城。
  魏惠王得知齐国大军出动的消息后,丝毫不敢怠慢,他任命太子魏申为统帅,全权指挥对齐战争。同时,征韩总司令、大将庞涓也紧急从韩国抽身,撤回魏国本土准备迎战齐师。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战爆发在即。
  尽管魏军在十一年前的桂陵之战中惨败给齐军,但是他们认为那纯粹只是意外,因为魏国人向来轻视齐国的军事力量。魏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在晋齐两百年的交锋中,晋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把齐国踩在脚下。魏国自认为继承晋国的衣钵,自然有几分优越感,瞧不起齐国,而这个心态正好是可以利用的。对此,孙膑分析道:“三晋军队向来强悍勇敢,对齐国有轻视之心,认为齐国人很怯懦。善于把握战场局势的指挥官要因势利导,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来诱导他们。”
  那么要如何如诱导敌人呢?
  孙膑引用《孙子兵法》的语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就是说,奔走一百里去争利,那么大将就容易遭受挫折,奔走五十里去争利,结果只有一半人马能够到达。魏国的军力十分强大,将领素质也不低,要彻底打败他们,必须要利以诱之,让他们认为有利可图,从而冒险突进以争利,调动敌人并把他们引诱到埋伏圈中,一举击败敌人。
  这个计谋与桂陵之战的谋划如出一辙,当时孙膑也是设计伏击战术而生擒庞涓,那么既然有前车之鉴,庞涓还会再次上钩吗?
  庞涓会不会上钩,关键是看诱局设得巧不巧。
  为了诱使庞涓上钩,聪明绝顶的孙膑设计了军事史上最著名的计谋之一,这则计谋从来没有人使用过,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军事教科书中,它只是孙膑为复仇而精心策划的谋略。这则谋略是这样的:齐军进攻魏国境内后,安营扎寨搭起十万座炉灶,这是做给魏国人看的,齐国兵团实力雄厚,光炉灶就有十万座,人数绝对不少于十万人。当时庞涓率军队从韩国返回,尾随跟踪齐师,孙膑故意要让庞涓看到一些假象,于是他下令第二天行军后,安营扎寨时搭五万座炉灶,数量少了一半。第三天行军,炉灶的数量再次减少,只剩下三万座。
  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不理解。
  可是孙膑笑而不答,他知道师弟庞涓是个谨慎小心的人,而且自桂陵之役被生擒后,在战场上肯定会更加注意观察齐国军队的一举一动。果然,庞涓在尾随齐师时,非常仔细地察看齐军行军所经之处留下的蛛丝马迹,其他人都没注意的一个现象,他注意到了——齐师营地里的炉灶数量一天天地减少。
  哎,这可是十分重要的线索啊。
  庞涓心里一阵激动,暗自得意道:“师兄啊师兄,你行军再怎么谨慎,还是不幸露出破绽了。炉灶数量的减少,已经摆明了一个事实,齐国兵团一路行军,士兵一路逃跑,这不,从炉灶的数量看,应该逃了一半人了。”之所以得出这么一个误判,显然与魏国人瞧不起齐国人的心理有关。
  从这一判断可以看出,庞涓并没有从桂陵之战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来不认为自己兵败被俘是中了孙膑的计谋,而只是认为运气欠佳罢了。上一次,孙膑只是侥幸取胜罢了,这一次,他要生擒孙膑,以雪桂陵之战中被俘之耻。
  
  战场上眼睛所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
  当庞涓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沾沾自喜时,却没有意识到他正一步步落入孙膑又一个精心布置的罗网。师兄弟之间的较量一定要分出个你我高低,生存或是死亡,必居其一。在烟雾弹面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洞悉到直相,庞涓的判断出现了致命的错误:“我早知齐军怯懦,进入魏国才三天,已经逃了一半人了。我得穷追猛打,要是这次让孙膑给跑了,就没有逮到他的机会了。”
  他把自己的判断又从头到尾检查一遍,想看看有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可是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自己的分析是对的。于是庞涓又一次抛弃他的谨慎与小心,因为他所渴望的胜利似乎已经唾手可及了,担心手一软、一滑,让到手的果实给溜了。
  于是这位魏国名将下令,步兵在后面跟进,他亲自率轻装骑兵、车兵,只带上少量的粮食,马不停蹄,要追上孙膑,全歼齐国兵团。
  可是庞涓并没有料到,他仍然像孙猴子一样,翻了几个筋斗云,自以为到了天边,其实还是未能挣脱如来的手掌心。庞涓也被孙膑牢牢地握在掌心之中,他的一举一动,早被孙膑算中了。这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智者的角斗,师兄弟之间的内战,孙膑就象高明的棋手一样,从开局伊始,就牢牢地控制主动权,故意露出大大的破绽,诱敌深入,守株待兔,坐等庞涓送上门来。
  庞涓会自投罗网吗?齐军将士将信将疑。
  会的。孙膑胸有成竹。
  那么孙膑又怎么确信庞涓会上当呢?这显然是对他性格的了解,两人在求学期间,势必在军事上有诸多的探讨,各自有各自的指挥风格。但庞涓在魏国为将的时间长,指挥的战役应该也不少,这样孙膑就有可能细细地分析他所指挥的每一个战例,以此推测庞涓的战争心理与习惯性的风格,越深入研究,他对庞涓越了解,洞悉他在何种情形下,会做出何种判断与决心。相反,庞涓对孙膑的实战水平却一头雾水,除了桂陵之役外,找不到第二个战例,自然难以做到知彼知己。我有一个猜测,盘点炉灶数目,势必是庞涓的习惯,用于判断敌军的真实数量,这也可能是他在战场上屡建战功的法宝之一。孙膑正是利用庞涓这一“优点”而大做文章,施放烟雾弹,而庞涓以惯性思维判断齐国士兵多已逃跑,这当然落入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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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天下——战国全史》
  
  
  
  
  第十四章 马陵之战(3)
  
  
  
  
  
  
  孙膑选择了一个地点作为预设战场,这个地方称为马陵(山东范县西南),本来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但此役后则名扬天下了。
  为什么要选择马陵为伏击战场呢?
  据《史记》所写,“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这是典型的死地或杀地,就是一旦军队进入此区域后遭遇伏击,是很难幸免的。庞涓一定会轻兵疾进的,因为他知道齐军辎重多,锅碗瓢盆的,跑不快。按照轻骑兵的速度来计算,孙膑推测庞涓应该会在黄昏时分到达马陵。
  在马陵道路中央,有一棵大树,孙膑唤人把树皮给刮了,在上面刻了几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然后他命令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马陵道的两侧,等待日落西山,他强调道:“只要看到有火把,就万箭齐发。”士兵们各自领命,埋伏到路旁去了。
  果不其然,庞涓带着轻骑、轻车部队一路追击,到了马陵时天色已黑。这时有人来报,道路中央有一棵大树,树皮被刮开,好象刻有一些字。庞涓便吩咐道:“取火把来。”这时便有人点了火把,照亮了树上所刻的字。庞涓一看,写着“庞涓死此树下”六字,他心中一惊,大呼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两侧的齐军士兵见得火把燃起,便按孙膑的吩咐,拉满弓朝着火把的方向射去。霎时间,箭如急雨飞花,铺天盖地。魏国士兵许多人中箭倒地,受伤的战马拔腿乱奔,一时间整个队伍都乱了套了。
  这是一处死地,路面狭窄,隘口众多,只须分兵把守住这些隘口,就可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即便强悍如魏军者,在这样的地形之下,在对方万弩齐发的压迫下,也要完全丧失战斗力。熟悉兵法的庞涓又岂能不知,他已身陷死地,绝对无法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突围而去。这时的他突然有几分懊恼,自己本来是得小心谨慎点,不应该被孙膑的小伎俩给蒙骗了,不应该求胜心切而飞蛾投火。
  
  可是,现在懊侮还有用吗?
  庞涓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死,一是被生擒。他已经在桂陵之役中被孙膑生擒过一回了,要是再次被俘,不要说自己的脸面过不去,就是孙膑还能放得过自己一次吗?罢罢罢,与其被俘受辱而死,倒不是来个痛快点的。庞涓自知智穷兵败,无可挽回了,他拔出利剑,还不忘骂了一句:“遂成竖子之名。”说罢后利剑往脖一抹,自刭身亡。
  竖子,这是骂人的说法,含有鄙视的意思,大约就是“小子”的意思。在临死前,庞涓还不愿承认自己的军事才华不及孙膑,他说“竟然让这小子成名了”,很明显是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而胜的。不是孙膑高明,而是自己粗叶大叶——这就是庞涓的真实想法。高手决斗,固然有侥幸的因素存在,可是倘若两次败北都归咎于偶然因素,那未免自欺欺人。其实这场决斗,孙膑始终占据先手,料敌制胜,从谋局都收官,环环相扣,每个步骤都相当清晰,充满智慧,故而庞涓之败,理故宜然。
  庞涓的部队被一网打尽,而齐军则挟马陵之役的余威,扑向太子魏申指挥的魏军主力部队。
  
  魏军的问题是不能上下一条心。
  魏惠王派出太子魏申领军出击,足以见他对此役的重视程度,可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任命并不明智。
  为什么呢?
  太子亲自领军出击,这很容易被看作是失宠的一个信号。在魏国的前身,即晋国的时候,晋献公派太子申生讨伐赤狄时,申生就意识到自己失宠了,可能要被废黜了,因为身为太子,打了胜仗也没得加官进爵,打了败仗却要负责任。如今魏国太子魏申便是面临这样的窘境,正当他忧心忡忡地行军到外黄时,当地一位先生,人称徐子,自告奋勇地游说魏申说:“我有百战百胜的妙计。”
  魏申听了十分高兴,便说:“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徐子说:“可以。太子您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齐军,就算打了个大胜仗,把齐国的莒地吞并过来,即便如此,对您有什么用呢?您已经是太子了,未来的王位接班人,打赢了并不能增添您的富贵;打输了,您与您的子子孙孙都不可能拥有魏国了。按照我的看法,不打才是明智之举。这就是我所说的百战百胜的妙计。”
  这么一番话,与魏申内心深处的恐惧不谋而合,他向徐子谢道:“是,我一定听从先生您的话,我这就班师回朝。”
  与魏申不同,魏国其他将领则力主战斗,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打仗才是发财升官的机会。魏申已经是太子,打胜仗对他的富贵没有帮助,可是别人不一样呀,这叫做富贵险中求。这一点,徐子倒是看得明白,尽管他对魏申献上所谓的“妙计”,捞了些赏银,但他一转身便自言自语道:“太子虽然想班师回朝,可是我看不可能了。想要打仗以从中得利的人太多了,太子在这个时候想溜,恐怕来不及了。”
  果不其然,当魏申召集众将领,想要撤兵时,诸将纷纷反对说:“您刚出师就回去,这怎么行呢,那跟打败仗是一样的。”
  魏申缺乏统御能力,最终被众将所要胁,不得不勉强前进。可是你想想,这么一支军队的统帅都无心恋战,能期望能拥有多强的战斗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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