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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时代-438)
  
  
  
  
  
  勾践虚心请教道:“吴国暴虐,欲毁我社稷宗庙。我想顺天承命,讨伐吴国,如今车马、兵甲、士卒都准备完毕,能否攻打吴国,还请先生赐教。”
  对于吴国当年践踏楚国,作为爱国者,申包胥也巴不得能干掉吴国,以雪国耻。可是借第三国来雪国耻,这非英雄所为,所以对勾践的请教,他避而不答,只是委婉答道:“我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申包胥的本事,可是求贤若渴的勾践心里却十分清楚。
  申包胥以前是伍子胥的好友,而吴国的军事建制,基本上是沿用伍子胥遗留下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包胥对吴国人的军事是十分了解的。
  
  勾践吃了个闭门羹,但没有放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希望能得到申包胥的指点,申包胥再不说几句话也不好意思了,他便答道:“吴是个强国,又能从诸侯那里得到贡赋,敢问大王,您凭借什么与之争锋?”
  想了片刻后,勾践答道:“有酒有肉有饭,我必定与身边的人共同分享,吃饭不讲究美味,不沉湎于美乐美酒,一心只为报复吴国。”
  申包胥听完后说:“好倒是好,不过光凭这点,还不能打败吴国。”
  勾践又说道:“在越国,有人生病我就会问候,有人死亡我会安葬,敬老扶幼,养育孤儿,问疾民间。”
  申包胥答道:“好是好,还不够。”
  勾践又说道:“我修令宽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恶,表彰其善,宽待其恶。”
  申包胥仍然说:“好是好,还不够。”
  勾践仍然绞尽脑汁地挖掘,又想到一点:“越国之中,富者我安之,贫者我与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使贫富都能得到好处。”
  申包胥仍说:“好是好,还不够。”
  勾践又说道:“越国南面是楚,西面是晋,北面是齐,春秋时节,我总要向大国赠送皮币、玉帛、美女以示臣服,不敢中断,只希望能达到报复吴国的目的。”
  申包胥这下子满意了,他点点头说:“好啊,您说的这些已经足够了。不过战争不是光凭这些就能打赢的。对于战争,最重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智谋,第二是仁爱,第三是勇气。没有智谋,就不懂什么是正确的,就无法度量天下众寡强弱之势;没有仁爱,就不能与军队同甘共苦;没有勇气,就没有下达大战略的决断力。”
  
  越王勾践的耐心终于有回报,申包胥言简意赅,可是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句话,这是他非凡思想的超级浓缩,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暗含着深刻的内涵,如若常人看来,以为不过是寻常之老生常谈,而只有象勾践这样苦苦思索之人,才能在一瞬间通过他的言语,将自己杂乱无章的想法拼凑为一个清晰可见的整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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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时代-439)
  
  
  
  
  
  
  春秋时代最为荡气回肠的灭吴之役拉开序幕。
  当然,这并不仅仅只是一场战役,而是跨六年之久的漫长战争。
  勾践有一柄宝剑保存至今,令人震憾的是,经历二千年之久的宝剑,依然寒光逼人,岁月使宝剑的主人早已尸骨无存,而无生命的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力更加强大。这把千年宝剑容易令人回想起那段峥嵘的战争岁月,仿佛还在诉说着英雄不朽的伟绩。
  这一年是勾践十九年,公元前478年。经过十数年的漫长蛰伏,宝剑终于要出鞘了。
  
  笠泽位于今淞江入太湖处,很快鲜血将染红平静流淌的河水。迟钝的夫差,总是因为慢半拍的反应将自己陷于被动,直到勾践大举用兵,他似乎才明白,这个曾经拜倒在自己脚下的人,其实是掩盖起内心的雄心壮志。伍子胥的声音仿佛萦绕在耳边:“勾践乃是虎狼之人。”夫差很快把伍子胥的身影又踢出自己的脑海,老子不信,就凭勾践这个贱人,也能兴风作浪?
  两军隔江对峙,彩旗飞舞。白天谁也没有发起进攻,渡江进攻无疑容易落入下风。夜晚降临了,平静的夜色无法掩盖杀戮的气氛,双方比拼的是胆气与智慧。夫差的智慧是否消沉在一群佞臣的马屁声中,或者是溶化于飘香的美酒中,还是在美女西施的怀抱中迷失了呢?他没有积极进攻,只是守株待兔。
  可是勾践这只兔子绝不会自己撞死在树干。黑夜是一面盾牌,可以遮住敌人的视野,勾践秘密派出两支小分队,从左右两翼渡河,击鼓声与呐喊声打破夜的沉默。此时吴国士兵并没有进入梦乡,他们严阵以待,夫差对战局的判断只能说出自本能的反应,他相信战鼓声的方向,即是越军主攻的方向,作为一名统帅,这显然不算是高明的判断。吴国人兵分两路,试图拦截从两翼渡河的越国士兵,可是那只不过是勾践虚张声势的伎俩,真正的主力却是潜伏在吴军的正面。
  夫差中了勾践调虎离山之计,将精锐调去迎击越军在左、右两翼的佯攻。这就是申包胥所说影响战争胜负三因素中的第一因素:智谋。在智谋的较量中,勾践占得先机,当吴军中央力量薄弱之时,越军主力部队及时渡河,以黑虎掏心之势,对吴国中军部队发动强有力的进攻。
  战场上的强弱并没有常态。勾践以军事欺骗手段,使得越军从整体劣势转化为局部优势,这么一来,战场态势完全倒向越国人。夫差亲自指挥的中军,很快被打得七零八落,而指挥中枢一旦失效,就演变为一场大溃败。
  
  这是一场关键的战斗。
  与公元前482年伐吴之役不同,这次勾践面对的是最精锐的吴国兵团,这支兵团有着令人胆战心惊的辉煌历史,其鼎盛之时,几乎是天下无敌。可是勾践把这支铁军打垮了,此时的他毫不怀疑,消灭吴国已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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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时代-440)
  
  
  
  
  
  
  
  勾践要把战略欺骗进行到底。
  他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有一天夫差突然觉醒。如果夫差能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凭借雄厚的积累,吴国很快会卷土重来。最好是让这位昏君永远沉醉在温柔乡中,不愿直面现实。勾践要放松夫差紧绷的神经,让他自以为高枕无忧。
  笠泽战役后二年(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出人意料地出兵攻打楚国。在此之前,越与楚的关系不错,两国互有使者往来,而勾践更是不耻下问,向楚使申包胥求教伐吴之计,怎么吴国未灭,反倒攻起楚国呢?
  这仍然是谋略!
  不能不佩服勾践非常出色的战略思想。越国悍然攻伐楚国,实际上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小打小闹。目的何在呢?是表演给吴国人看的,勾践假装已经志不在吴了。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虽然越军只是做做样子,但仍然激怒了楚国,楚国毫不客气地反击。不过在勾践看来,楚国的反击更好,这样一来,吴王夫差更加相信,越国的主攻目标已经是楚国了。
  可是夫差又上当了。
  高明的谋略,总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夫差的分析,只是寻常人的思路,岂能理解大谋略家的真实意图呢?
  夫差的无所作为,丧失了可能反败为胜的最后机会。吴国一些大臣、公子开始对夫差的政策提出批评,他们企图铲除吴王身边的佞臣,与越国媾和。可是计划并没有成功,恼羞成怒的吴王夫差处死了这些密谋者。
  
  几年来吴越军事力量此消彼长,吴国人在频频的败战中早已士气涣散,朝中没有正直之士来力挽狂澜。反观越国,则愈战愈勇,愈战愈强,自信力也愈强。
  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矣。
  公元前475年,勾践对吴大举用兵,势如破竹,包围吴都。吴王夫差龟缩在都城内,尽管吴国军队拼命反击,却始终打不破越军铁桶般的合围。曾经飞扬跋扈的夫差如今神色沮丧,对前景一片悲观,他缺少勾践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在一帆风顺时他不可一世,可是到了逆境的考验时,他却只能以女人与美酒来消遣心中的郁闷。
  也许还有一根救命的稻草,那就是向诸侯国求援。可是能与越国一较高低的国家,只有晋、齐、楚等少数几个大国,齐国与楚国都是吴国的宿敌,当然乐得袖手旁观以怀揣着幸灾乐祸的居心。晋国或许可以出手相援吧,毕竟在黄池会议上,晋国与吴国有过同盟协定啊。此时晋国执政赵鞅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赵无恤面临两难的局面,他既想遵守晋吴盟约,出兵援救吴国,可是晋国内部争权夺势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出兵援吴显然又不合时宜。赵无恤最终只是选派亲信楚隆前往吴王,向夫差说了一通不疼不痒的话:“如今君王有难,无恤我本应不避劳苦,只是出兵援吴,不是晋国能力所能达到的。”
  赵无恤的态度,彻底粉碎了吴王夫差的希望。夫差转赠一盒珍珠给赵无恤,并自言自语道:“勾践肯定想让我活着,好让我受羞辱,我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句话,弥漫着悲观的色彩。
  统帅的悲观是致命的,因为这种悲观的情绪很容易向下传导,最终使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对胜利都毫不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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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时代-441)
  
  
  
  
  
  
  这场围困战旷日持久,从公元前475年的冬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73年的冬季,整整两年之久。
  无论是吴国还是越国,都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这场战争实质上已经是夫差与勾践两人意志力的较量,在勾践铁一般的意志力面前,夫差只能是失败者。
  勾践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两年时间里,除了大举用兵之外,他还积极发动外交攻势,通使聘鲁,这也是越国与中原各国外交往来的开端。与鲁国建交后,勾践又扶植被夫差推翻的邾隐公复辟,使得邾国脱离吴国,转而投奔越国的怀抱。在积极的外交攻势下,吴国在外交上完全被孤立,在没有任何诸侯声援的情况下,陷入孤军奋战的尴尬境地。
  在战场上,吴军连连败北,顽强的越国军队终于攻破姑苏城,夫差被迫躲进姑胥山中。失魂落魄、信心全无的夫差只得派人向勾践请降。十九年前,勾践兵败入质吴国,为奴为仆,十九年后,情形完全逆转了,今天的勾践成为征服者、胜利者。这么一种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比小说更加曲折精彩,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能做到这种人生命运大逆转的英雄,也是凤毛麟角。
  夫差还残留有一丝侥幸,当年他饶过勾践一死,希望这种恩情能得到勾践的垂怜,让吴国能守住自己的宗庙,做为回报,吴国君臣愿意竭心尽力效忠越王,为越王效犬马之劳。
  勾践心里涌出一丝侧隐之心,夫差近乎哀求的话,让他回想起十九年前的旧事,他能死里逃生,除了凭借自己的机智与隐忍之外,确实与夫差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多少次伍子胥欲置他于死地,最终都是夫差拯救了他。只有濒临过绝境的人,才能理解濒临绝境者的心理,对夫差的求生欲望,勾践并不陌生,他也曾经奴颜婢膝,夹起尾巴做人。一丝怜悯掠过心头,几乎要同意夫差的投降请求。
  可是范蠡却反对这种妇人之仁,他警告说:“当年上天要把越国赐给吴国,可是吴国不接受;如今上天要把吴国赐给越国,我们不可违背天命。大王卧薪尝胆、刻骨铭心,图谋吴国二十年,如今大功将成,岂一念之差而前功尽弃呢?”
  勾践长叹一声道:“我想听你的话,可是我做不到。”
  春秋是相对文明的时代,杀害与自己地位相同的君主,在这个时期是极少见到的。吴越虽为蛮夷之邦,可仍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勾践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案,他赦免夫差之死,但拒绝其保留宗庙社稷的条件,即吴国从此消失在诸侯国的行列,放逐吴王到海岛,并供三百户人家让夫差使唤。
  在勾践看来,这样做仁至义尽了。
  然而这个方案与夫差保留国家的初衷相去甚远。注重面子的夫差无法接受,作为一个曾经雄霸天下的君主,仿佛从天上跌落至深渊,并只靠着敌人的施舍苟延生命,再无东山复起的希望。突然间夫差感到一种从心底冒出的悲戚,恍惚中他在黑暗里见到一双锐利的眼睛,那不是伍子胥的双眼吗?似乎是哀悯,又似乎是嘲笑,耳畔象是有声音在回荡着:“你也有今日,活该!”
  他没有勇气去面对余下的漫漫人生,没有勇气在世人的嘲笑中蜗居海岛。我是君王——内心的呼叫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昔日的王者,今日已经是别人案上的鱼肉。夫差要为自己找到最后的归宿,他无力回天,但可以象君王那样有尊严地死去。他拜谢越王勾践的使者道:“天降祸于吴国,早晚都是个死字。是我自己毁了宗庙社稷,吴国的土地臣民,尽为越国所有,我老了,不能事奉越王了。”
  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保有一丝勇气从容赴死。面对死亡的结局,他第一次忏悔,尽管内心的悔意来得太迟,但还是终于分辨出善恶忠奸,他发出最后的一句话:“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使自己陷于如此凄惨的境地。我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到伍子胥。”说完后取帛布蒙住双眼,伏剑而死。
  夫差死后,八面玲珑的伯嚭没能逃脱惩罚,他被严厉的勾践下令处死,罪名是“不忠于己君而外受重赂”。
  
  勾践是春秋时代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与他艰苦卓绝的奋斗相比,即使是经历坎坷的晋文公也相形见绌。从他始履君位,其命运便与吴国息息相连,初出茅庐的他一开始便崭露锋芒,他如狮子般的勇猛,如猎豹般的敏捷。绝伦的勇气与非凡的胆略,使他在面对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时,竟然没有一丝畏惧,而他的敌人曾经让楚国君臣在其脚下颤栗恐惧。就象年轻的大卫飞出石块打倒巨人一样,勾践凭着一腔血性竟然让一代霸主折戟沉沙。一鸣惊人的英雄壮举只是他复杂人生的序幕,幸运之星不会每次降临,当失败终于来临的那天,他又表现出能屈能伸的韧性一面,忍辱含垢,收敛光芒,在隐忍中走向成熟。十数年如一日,卧薪尝胆,忍人之所不能忍,砥砺意志,发愤图强,谁说天命不可改变,谁说人生不可以掌控,有志者事竟成,他以完美的结局,注释生命的真谛。
  越国命运的惊天逆转,给平淡的春秋末期政坛带来璀璨之光,给中国历史留下一段精彩的传奇,给后人提供一个励志的样板。
  与越国相比,此时的中国大地,无论是中原还是荆楚,都陷入三百年来最沉闷的时刻,然而在沉闷的外表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各个国家都酝酿着惊天变局。山雨欲来风满楼,沉闷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晋国的分裂已初现端倪,楚国正艰难地复兴,齐国的权力将易手,悄无声息的秦国很快会重现政治舞台。
  一个时代即将终结,而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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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尾声:诸神的黄昏
  
  
  
  
  
  
  三百年的春秋史,霸业为先。
  从郑庄公牛刀小试,驰骋中原始,一代代的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台。真正的霸业,肇始于齐桓公,他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创春秋霸业的模式。然而真正的重头戏,却是晋、楚百年争雄,这两个国家均人才鼎盛,明君辈出,势力此消彼长,实力不分伯仲,晋国之杰出君主有晋文公、晋襄公、晋悼公等,而楚国亦涌现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等一代枭雄。晋楚争霸,将春秋之勇武精神推向极致。
  弭兵之会终结两强相争的格局,齐、吴、越的相续崛起,打破了长期以来南晋北楚的局面。齐景公狙击晋国的霸权,而吴王阖闾则以气贯长虹之势,捣破楚都,几灭强楚,吴国之霸业由此树立。越王勾践则上演最精彩的谢幕之剧,从而登上了春秋霸业的最末班车。
  这是个混乱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这是个打破旧秩序的时代,这是个建立新秩序的时代;这是铁血与权谋交织的时代,这也是文明与智慧发展的时代。
  春秋开始了诸侯间的兼并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这些又为战国时代更大规模的兼并战打下了基础。与战国相比,春秋时代更富有一种古代骑士之浪漫色彩,在血腥厮杀的同时,又披上一层文明的袈裟,虽然战争频繁,但绝少后世的残酷与灭绝人性,礼义精神仍是此期战士们坚守的道德底线。
  霸业渐近尾声,我们来看看诸神们在春秋舞台上的最后演出。
  
  内斗不断的晋国无法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自晋文公、晋襄公之后,晋侯与周王一样,丧失了领袖的权威,大权在握的卿家成为政坛的核心力量。卿家与君主、卿家与卿家之间的斗间,构成为一部晋国史的主旋律。家族之间的分权与竞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竞争机制使得晋国存在某种贵族民主制的色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确保政治领袖由最优秀的人才担任,历任执政几乎没有一个属于庸才,新陈代谢维持着晋国政治的新鲜血液。
  可是破坏性的恶果又是显而易见的。流血政变充斥着晋国的宫廷,晋灵公与晋厉公先后被弑,曾经盛极一时的狐氏、先氏、郤氏、栾氏等家族纷纷消失在政治的舞台。大浪淘沙之后,晋国六卿成为知、中行、范、赵、韩、魏六大家族的专利。从物理学上讲,三脚支撑最具有稳定性的平衡,是否受此影响,西方近代政治学也提出三权分立,并以实践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倘若这个由物理学与政治学推衍出的理论有某种正确性,显然晋国的六卿制仍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
  果然,范氏与中行氏率先发难,最终的结果却使这两个家族遭遇灭顶之灾。赵鞅以坚忍的意志,铲除叛乱集团,这样辉煌的成就,理所当然令他在知跞去世后,接任晋国执政。范氏与中行氏的覆灭,六卿制变为四卿制,赵、知、韩、魏四家垄断国家权力。明争暗斗的传统并没有改变,实力较弱的韩、魏两家只能当陪衬的绿叶,红花主角则是赵氏与知氏二家。
  赵鞅在执政十七年后,于公元前475年寿终正寝,权力的轮盘由赵氏手中又传递到知氏。知瑶又称为知伯或知伯瑶,他坚强勇敢、崇尚武力、雄心勃勃,同时又狂妄自大、盛气凌人。在知瑶专政的时代,晋国的中原霸业回光返照,公元前472年与471年,两度讨伐齐国,捍卫晋军事强国之地位。
  知瑶执政期间,赵氏仍不动声色扩充自己的力量,赵鞅的继承人赵无恤于公元前473年兴兵灭代国,代国之地遂成为赵氏的私家地盘。经历无数次的内斗与相互倾轧,卿家之间没有信任可言,知瑶与赵无恤的性格堪称两个极端,知瑶飞扬跋扈,而赵无恤隐忍负重,这似乎注定两人只能是对手与竞争者。
  大权在握的知瑶占有先手的优势,权力被他滥用于进行人身侮辱与攻击。他居高临下,语无遮拦,他曾当面羞辱赵无恤:“你丑而无勇,何以成为赵氏的继承人呢?”另一次在酒宴之上,知瑶借着醉意向赵无恤灌酒,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拿着酒樽打他。士可杀不可辱,赵氏家臣们愤怒了,群情激昂,不惜与知氏决一死战,可是赵无恤深知时机未成熟,此时发难,无异以卵击石,他的隐忍功夫堪比勾践,只是淡然地说:“先父立我为继承人,只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在嚣张的知瑶看来,只不过是胆小鬼的托辞、懦夫的借口。强势的赵氏都甘拜下风,韩氏与魏氏,知瑶又岂放在眼里呢?
  野心急剧膨胀的知瑶,终于干了一件看似精明实则愚蠢的事情。公元前455年,知瑶狮子大开口,同时向韩氏、魏氏索地。实力不如人的韩虎、魏驹夹起尾巴作人,将一部分土地拱手相让。尝到甜头的知瑶不知收敛,反倒得寸进尺,又索地于赵无恤。土地乃是生存之本,忍无可忍的赵无恤断然拒绝知瑶的无理索求。气急败坏的知瑶诉诸武力,率韩、魏之师讨伐赵无恤。
  寡不敌众的赵无恤退守晋阳,知、韩、魏三家合兵围困。晋阳之围持续了三年之久,苦苦支撑的赵氏孤立无援,生死存于一线之间。知瑶为迅速解决晋阳,引汾河之水灌城,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关键时刻,“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传统格言似乎再次得以印证,为扭转危局,赵无恤兵行险着,游说韩、魏两家,晓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知瑶的恶行终于得到报应,韩虎与魏驹的突然倒戈,令战场形势发生不可思议的逆转。赵、韩、魏的联手,使得知瑶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演变了大溃败,这位独断专行的晋国执政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家底雄厚的知氏从此在晋国消失,曾经煞费苦心经营的地盘,成为赵、韩、魏三家瓜分的战利品。虽然晋国还顽强地存在半个世纪之久,但“三家分晋”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公室的地盘已被压缩到仅有绛、曲沃等地,而赵、韩、魏三家势力盖过晋侯,并最终成为战国时代七雄中的赵、韩、魏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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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时代-443)
  
  
  
  
  
  
  与晋国的命运相仿,齐国的卿家势力也盖过公室。
  齐景公之死是齐国政治之转折,可是即便是齐景公统治的半个世纪里,陈氏家族(即田氏)仍然是左右齐国政局的一大势力。当年陈无宇联合鲍氏家族打垮栾、高二氏,归政于齐景公,这种以退为进的明智选择确保了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声望与影响力。
  作为外来移民的后裔,陈氏家族自公元前672年由陈国迁居于齐,到齐景公去世这一年,即公元前490年,已整整过去一百八十二年。第一代移民陈完因为受赐田地,故而又称“田氏”,对于这一家族,史书有时称为陈氏,有时称为田氏,名不同而实相同。时间的流逝淡化了陈氏家族外来移民的色彩,如果说陈无宇还认为在齐国的根基尚浅,那么到了其子陈乞时,陈氏家族已经深深扎根在齐国大地上了。
  陈乞延续父亲的策略,施恩惠于百姓,这为家族赢得良好的口碑。可是齐景公去世后,国政却仍然由国氏、高氏等老贵族把持。是到了新旧交替的时侯了,作为新贵的陈氏要从老贵族那里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凭借着陈氏家族在齐国民众中崇高的声望,陈乞振臂一呼,国人响应,驱逐执政的国夏、高张,立齐悼公,而陈乞出任宰相,独揽大权。
  权力场上的高歌猛进,却不能掩饰对外战争的羸弱。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大举伐齐,惊慌失措的的陈乞竟然谋杀齐悼公以谢吴师,君主成为权臣手中可随时撕毁的纸牌。然而妥协并非制胜之道,在第二年的艾陵之役中,齐国人仍然一败涂地。惟一让陈乞感到幸运的,是勾践在南方发动的攻吴战争,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
  陈氏家族在政坛上一手遮天,俨然已是无冕之王。陈乞的儿子陈恒,重演了父亲弑君的“壮举”,公元前481年,齐简公成了陈氏家族的又一牺牲品。比之晋国,齐国的君主显然更有如坐针毡的不安全感,从齐襄公到齐桓公,从齐庄公到齐悼公,如今又轮到齐简公,弑君的游戏的流行,显然暗示着权力悄悄地转移了。
  由于习惯的因素,我们把陈氏改称为田氏,陈恒改称为田恒,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田常。田恒是田氏最终得以代齐的关键人物,他执政齐国二十九年,并延续陈无宇、陈乞的惠民政策,减轻剥削,争取民众,杀尽公族中之强者,扩大田氏封邑,封邑面积大于齐国之公室,终使齐政皆归田氏。
  半个多世纪后,到公元前391年,田恒的曾孙田和终于捅破薄薄的窗户纸,迁齐康公于海上,田氏由是独占齐国,这已是战国时代的事了。
  
  我们再来看看南方楚国的艰难复兴。
  自从吴夫阖闾攻破郢都后,曾经盛极一时的楚国在鬼门关口绕了一圈又生还,大难不死的楚昭王知耻而后勇,痛定思痛后楚国走上重振雄风之路。楚昭王深知无法与吴国作正面对抗,便将矛头对准邻近的诸侯与蛮夷。公元前496年,楚国将顿国从地图上抹去;公元前495年,楚灭胡国;公元前491年,讨伐蛮夷,俘其君臣,大获全胜。经历阵痛后楚国人又重新寻回扩张的激情,
  楚昭王将复兴的大棒交到楚惠王手中,可是一场兵变差点让楚国陷入灾难之中。兵变主角白公胜(即熊胜),他是前楚太子熊建之子,当年与伍子胥一同逃亡到吴国。多年之后,楚惠王特许他回国,并封为白公,算是对太子熊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平反。熊胜的父亲死于郑国人之手,他与伍子胥一样,身上流淌着复仇的血液,为报父仇,他多次要求出兵讨伐郑国,然而令尹子西不仅未应允,与郑国缔盟同盟。
  恼羞成怒的熊胜将一腔怨气倾泄到令尹子西身上。在雇用刺客刺杀子西失败后,熊胜不惜铤而走险,以政变的方式来取对手的人头。公元前479年,熊胜找到了一个进军郢都的机会。这一年,他打败了吴国人的入侵,便以献捷为由,挥师入郢。楚惠王迎来的不是卫国英雄,而是一群叛逆者。熊胜的军队迅速控制首都,杀死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并劫持楚惠王。
  庆幸的是,自幼漂泊他乡的熊胜在国内缺乏深厚的根基,而楚国向来不乏智勇双全的英雄。叶公沈诸梁成为稳定国家的中流砥柱,他率军队进入郢都,王师的到来得到国人的鼎力支持,势单力薄的熊胜终于败走,走投无路之下,他只有绝望地选择自杀。
  总有人不自量力,小小的陈国借楚国内战之机,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冒冒失失地进攻楚国。趁火打劫的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实际上陈国不仅是蚀把米,而是葬送了整个国家。楚国在平定熊胜之乱后,立即挥舞武士之刀,杀气腾腾地劈向陈国,这雷霆万钧之势,是陈国人所无法招架的。公元前478年,陈国成为楚国利齿血口下的又一牺牲品,陈闵公成了刀下之鬼,而国家也随之被楚国所吞并。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楚国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低调,几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即不与晋、齐争雄中原,也不与越国角力东方。楚惠王是长寿的君王,统治楚国超过半个世纪,他韬光养晦,似乎与世无争,只是埋头于闭门造车,似乎超然于竞争之外。直到三十年后,楚国人才又让天下人眼前一亮,再度出鞘的宝剑比以往更加寒气逼人。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在即位四十二年后,开始他一生最辉煌的扩张。楚国的战车践踏蔡国的土地,这个在西周初便建立、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又被楚国人括入囊中。两年后,又一个古老的诸侯国被楚国所吞并,这便是以“杞人忧天”的故事闻名的杞国。屡屡得手后的楚国,继续向东扩张,目标直指江淮之北之地。在越国灭吴后,勾践未能尽征服该地之各部落,楚惠王以一往无前的意志,武力征服,东拓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
  此时距吴楚柏举之役,已整整过去六十年。曾经的敌人吴国早已如云烟散去,而奋斗不息的楚国人又回来了。楚惠王以半个世纪的艰辛打拼,打造出一片新天地,这也使得在战国时代,楚国仍是七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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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时代-444)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楚国的幸运,春秋最后的霸业是勾践创造的,但越国的霸权只是昙花一现。
  平心而论,越国只是僻处东南的小国,地小人稀,文明落后,难成气侯,越国的奇迹只是因为有勾践这样的旷世英雄。灭吴之役,使越国迅速取代吴国而成为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勾践不失时宜地会齐、晋诸侯于徐州,并致贡于周,开始将东南夷国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原大地。全然落魄的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这意味着周王室承认越为诸侯之长,只是这种任命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勾践慷慨的施舍仍然赢得了诸侯们的尊重,他以淮上地与楚,归还吴国所侵占的宋国土地,将泗水以东六百里之地划给鲁国。这样大手笔的赠送,巩固了越国在江淮东部的霸权地位。
  可是自灭吴之役后,越国衰落的征兆初显。首先是越国第一谋士范蠡悄然离去,他辅佐勾践二十余年,功劳赫赫。这个明智的人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至理,越王复仇心愿以遂,称霸之业已成,功成名就之后,能共苦的人未必能共乐。盛名之下,难以久居,他急流勇退,云游四方,最后落脚于齐国陶地,开始他人生第二次创业。精于政治谋略的他,在经商上亦有超人的天份,竟然在商场上所向披靡,富甲一方,号为“陶朱公”。
  可是另一名大功臣文种则下场悲惨,他的好友范蠡曾写信给他,提醒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文种却自恃功劳甚大,不愿象范蠡洒脱而去。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的猜忌心日甚一日,当年文种为灭吴提出九策,而勾践仅用其三策便大功告成,他不能不提防着文种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勾践的一席话暗藏杀机:“当年你的九策,仅用三策就破强吴,还有六策尚在,希望你到九泉之下,用这些计策对付吴国的祖先。”并赐送一柄属卢之剑,文种明白越王欲置己于死地,最终只得以伏剑而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
  越国的人才与勾践的意志,是这个东南小国得以威慑天下的原因所在。当这两大元素不复存在时,越国走向衰弱似乎是必然的趋势。公元前465年,一代伟人勾践与世长辞,我们不能奢望他的继承者有着他因坎坷而磨砺出的坚强品质,能小心翼翼地维持国祚已属幸运。
  进入战国时代的越国失去与诸雄抗衡的资格,在公元前306年,终亡于楚国人之手,这时离勾践去世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年。
  
  春秋史是从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始,然而何时结束,却有不同争议。一般的看法是结束于公元前476年,不过这个时间段的划分并没有特殊的历史事件,只是以周敬王去世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考虑到春秋后期周王实际毫无作用可言,这种划分时代的方法显然只有某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也有人认为春秋应划到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赵、韩、魏三家颠覆知瑶,为晋国三公奠定了基础。如果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划分法,则是在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为册封为诸侯、以“三家分晋”跨入战国时代的标志。
  众说纷纭,笔者无可适从,窃将传统的公元前476年略延长至公元前473年,是年勾践灭吴,使这个春秋后期最重要历史事件不致于因人为因素而尴尬地被分割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总的说来,春秋大约延续了三百年的时间,而战国则大约二百五十年,这样略可以春秋与战国是平分秋色吧。
  春秋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是全方位的,也是意义深远,同时也充满了探索、创新的精神。“天无二日”的一王独尊局面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霸主为主导的政治新格局,在春秋霸主中,最著名的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除此之外,郑庄公、楚武王、楚成王、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齐景公等也有过不俗的表现。春秋的亮点在于君王并非绝对的主宰,贵族阶层对国家的影响力有时超过君王,如晋之六卿、郑之七穆、鲁之三桓,还有宋国华、向二族,以及最后夺取齐国的田氏(陈氏)家族,均为强势之贵族。国与国之间有力量之角逐、霸业之更替,国家内部则是君臣之争、贵族间之倾轧。与后来之乱世如南北朝、五代十国不同,春秋时期混乱的表面下,实际上是饱含生机与活力,与是君与臣、臣与之臣之间的相互牵制,反倒形成一种平衡机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权力有了制衡的力量,这种机制因其非独裁性的色彩,使得整个社会仍未脱离文明的框架,绝不似其他乱世时代,暴君横出,践踏人性的尊严。在三百年的春秋史中,国家林立,涌现的君主与权臣不计其数,但真正称得上暴君的,却非常少。传统的礼仪文化虽然衰落了,但仁义的精神仍被奉为圭臬。
  如果我们做一个不太贴切的对比,春秋时代略近于近代欧洲,国家主义兴起,各国为生存空间而战,即有野蛮的一面,亦有文明的一面,新的思想层出不穷。春秋时期的法、道、儒三家对中国影响至深至远的思想,已初步确立。管仲与子产的重法精神,比起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子,多了几分理性与人性;老子留下五千字的真言,成为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不朽的源泉;孔子的儒学思想虽然在他生前未能大放光芒,但却成为未来两千年中国政治思想的定海神针。
  春秋是开放的社会,华夷之辨,不在血统,而在文明。华夏族的开放心态,使其可以融合诸多夷狄,楚、吴、越这些夷国,最终都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华夏民族大发展的时代,更呈现强势文明之优势。勇敢与坚强成为这个大民族奋发进取的力量来源,春秋的史诗,无处不写着勇敢的字样,他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完全不亚于荷马诗章下所歌颂的英雄,赵氏孤儿、伍子胥复仇、勾践卧薪尝胆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是春秋血性浓缩的写照。
  春秋之史事,有终结之时,这本小书也将曲终收拔。以短短数十万字,要收藏三百年之震荡曲折之故事、百十号英雄人物的非凡人生,势必是挂一漏万,所以坚持者,盖以为能做些许投石问路的粗活、抛砖引玉的铺垫。笔者深信不疑者,故事有结局,而那勃勃生机的时代,所孕育的精神之光,却没有停泊的终点。
  
  
  
  (春秋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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