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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0)

  1938年7月31日凌晨2点,佐藤联队所属第1大队沿坡对张鼓峰发动攻击。
  此时是苏军的入睡时间,对外部的监视较为松弛。第1大队很轻易地就得以越过地雷和障碍区,在破坏多道铁丝网后,迅速接近苏军的前沿阵地。
  苏军猛然惊觉,照明弹纷纷飞上天空,各种轻重武器齐开。日军则早已做好准备,端着刺刀不顾一切地向上冲锋。
  佐藤在将军峰听到喊杀声大作,知道已经短兵相接,马上下令其余部队配合进攻。
  东北时值雨季,加之张鼓峰离日本海较近,经常产生浓雾。大雾连着大雨,导致能见度极差,苏军增援的火炮射击被迫中断,反而是日军士兵在肉搏中的疯狂使他们占据了上风。
  拂晓时,佐藤联队分别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在战斗中,苏军伤亡数达到四百至六百,坦克大多被速射炮所炸毁。日军伤亡不到两百,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阵亡。
  说是要驱走沙草峰的苏军,结果却把计划外的张鼓峰也抄了下来。尾高和佐藤为此提供的说法是:张鼓峰与沙草峰互为支援,欲夺沙草峰,必先取张鼓峰。
  得知张鼓峰之战打响,“朝鲜军”和参谋本部一干人等的心情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在三令五申要求“不扩大”的情况下,尾高竟然仍敢于抗命不遵,喜的是前线打了胜仗,注意,这可是跟苏联人作战,而且其规模远非“干岔子岛事件”时可比。
  如此重大的情况是没法瞒住天皇的。军部范围内主要由参谋次长具体主管作战,自然这次也得由他来给裕仁作交待。
  在晋见天皇时,参谋次长多田骏诚惶诚恐,就怕裕仁像对待板垣和载仁那样龙颜大怒,暴跳如雷,没曾想天皇神情愉悦,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好,不仅追认了事态,而且还给予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
  裕仁满意,是因为听到“朕的军队”击退了宿敌苏联的军队。他乐还乐不过来呢,那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裕仁具体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那意思,反正仗也打了,便宜也占了,现在要紧的是捂着嘴在家偷乐,不要让苏联老毛子再找补回去。
  多田次长进宫后,参谋本部的人员都在提心吊胆地守候消息,然而最终,喜压过了惊。
  这里面心情最复杂的应数稻田,他记述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次长喜形于色地回来了。”
  由于天皇震怒,“稻田计划”曾遭到扼杀,现在随着天皇态度的改变,它的价值又重新得到了承认。
  天皇的口头嘉勉,很快被多田骏传达给了“朝鲜军”和19师团。尾高和他的那些部下幕僚一听,眼泪哗哗往下淌:看看天皇和次长多么信任我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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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1)

  天皇都嘉勉了,当然没人再冒着傻气去追究尾高、佐藤的抗命责任,稻田更是公开说:“只要陛下没有表示不满意,那就万事大吉。第一线的师团长出于一时想不开的专断,恰恰符合了上司的意图,打开了僵局。”
  稻田认为尾高干得好极了,至此,“稻田计划”似乎也可以完美落幕。从参谋本部到中村的“朝鲜军”司令部,都已作出决定,即准备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在打疼苏联人后,不再扩大事件,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
  这个时候,尾高倒也想见好就收,反正天皇都夸奖了,以后还怕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吗?可事到如今,局势已不是他想收就收得住了,苏联得同意啊。
  果然,苏联不同意。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10个营,日军用于应战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日军大队在编制上大约接近于加强营,可就算是放大一倍,至多不过8个营,兵力上也还不及苏军。
  再看特种部队配置。苏军有坦克战车150辆,火炮60门,飞机先后出动130架。日军那边,因为参谋本部不肯“扩大”,飞机坦克均未参战,只有一共17门火炮在张鼓峰撑门面。
  力量对比这叫一个悬殊。尾高想自力更生,将第19师团留守罗南的第73、76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也调过来。当增兵计划上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被中村司令官一口否决。
  “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此时正在19师团视察,看了实在于心不忍。
  都是武士,不能见死不救,北野便想了个变通办法,他向中村发去电报,提出可以不以增兵的名义,就说是第19师团内部的“外地演习”,这样一方面可缓第19师团之急,另一方面也能免除参谋本部的追责。
  有参谋长说情,中村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增兵方案,不过还是附加了前提,要求尾高尽量不再扩大事态云云,其实尾高哪还有力气去扩大事态,他能保住高地一线就不错了。
  方案批下来,已是8月1日晚上,援兵到达张鼓峰,最快也得天亮以后。可是在白天的战斗中,苏军竟然未能占得分毫便宜。
  归根结底,前线苏军不缺人,不缺武器,缺的是一位可以心无旁骛坐下来指挥打仗的核心。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是布柳赫尔,中国名字叫加伦。他是苏联建军时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获得者。“九一八”前,加伦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曾指挥远东苏军击败张学良的东北军,并俘虏上万名中国官兵,由此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
  当张鼓峰战斗打响时,加伦的心思却并不在战场上,因为他已经自身难保。
  加伦是苏联国内战争时崛起的名将,这一批将领与斯大林几乎同时出道,国内战争时,斯大林尚要靠他们攻城略地,战争结束,鸟尽弓藏,他们也就大部分进入了“清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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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2)

  最初接到斯大林秘密指令,被派到远东去“清洗”加伦的正是留希科夫,但是加伦处事十分谨慎小心,在“大清洗”运动蔓延远东,告密风无处不在的情况下,留希科夫竟然难以抓到他的把柄,而加伦也想方设法不让留希科夫靠近自己。
  一番暗斗下来,留希科夫落败,直到叛逃前,他都没能逮捕加伦,只将空军部长抓了起来,后者是加伦的得力助手。
  斯大林接着派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以接替留希科夫的使命。
  身为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却并不高。据说有一次斯大林送给他一本论列宁的书,麦赫利斯拿到后恭恭敬敬地请对方在书上题词留念,可即便是这样的“御批书”,他也从未翻开看过其中的任何一页!
  麦赫利斯讲的是另一种“政治”,或者说是斯大林需要他完成的“政治”。这厮最擅长的本事,就是告密和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里面,除了斯大林和极少数苏联高层可以豁免外,从“敌人”到同事,无所不包,因此有“小报告之王”的称谓。
  麦赫利斯把更为冷酷无情的“清洗风暴”带到了远东。他在远东太平洋舰队“抓间谍”,不过二十天时间,就从舰队高层挖出66名“敌人的奸细和帮凶”。当然,这些还都是小喽罗,他要抓的,其实还是加伦。
  留希科夫挖空心思都没能完成的活,“小报告之王”也感到棘手。为了保护自己,加伦几乎已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别人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罪证”。
  麦赫利斯久攻不破,便采取突然袭击的心理战术,鬼魅一样地现身加伦家中,对加伦进行旁敲侧击。加伦从始至终不动声色,在麦赫利斯怏怏而去后,他对妻子说:“想要吃掉我的豺狼来了。我不知道是他们吃掉我,还是我吃掉他们,但是我吃掉他们是不可能的。”
  面对随时将从黑暗角落里蹿出来咬自己脖子的豺狼,苏军元帅只能以静制动,随对方去瞎折腾,最终麦赫利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张鼓峰之战中成为了主角。
  豺狼终究不能代替猛虎,麦赫利斯说到底是个阴谋家和打手,并不是军事家,而就过往履历来看,他仅在营级单位担任过政委,没有丝毫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他一上阵,弄得前线一片混乱: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根本无从谈起,步兵和坦克不知哪里才是突破的重点,炮兵糊里糊涂地瞎轰了一天,也没能给步兵帮上多少忙。
  在日军战机未能参战的情况下,苏军的一百多架战机本来大有可为,可是因天气情况糟糕,仅仅出动了30架次,中间还被日军用高射炮击落了3架。
  麦赫利斯不得不向斯大林报告:“在作战地区,需要一位名符其实的能够统帅一切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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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3)

  得知前线战况紧急,斯大林直接给加伦打去电话,命令他立即赶往张鼓峰,以便“真正同日本人作战”。
  1938年8月2日,加伦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对日作战。当加伦赶到时,麦赫利斯还在瞎指挥,他下令一个步兵师沿着张鼓峰和沙草峰之间的凹地,向日军发动正面进攻。
  一个单兵突进的步兵师对尾高来说,正好是主动送上门的猎物,他求之不得。幸好加伦及时赶到,一看就知道这是臭不可闻的烂招,急忙喊停,苏军才没有被包饺子。
  加伦对前线战场进行了观察,他发现张鼓峰东南方向的52高地上只有日军一个中队,显然这是防守上的最大薄弱点,于是决定用2个营的步兵,从52高地进行突破。
  就在日军防线摇摇欲坠之际,日军援兵的先行部队恰好到达张鼓峰,使尾高的可控兵力一下子多出2个大队,他赶紧全部派往52高地。
  2个大队对2个营,苏军在局部处于劣势,激战到下午只得后撤,双方形成近距离对峙。
  加伦指挥经验十分丰富,初步接触和试探下来,他对日军的防御能力已经心中有数。尽管从兵力和火力上看,苏军的确要超过日军,但日军在张鼓峰构筑了较完备的防御工事,加上所使用的步兵又是日军精锐部队,作战十分顽强,所以防线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攻破的。
  加伦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将领。他擅长在对峙中创造战机,比如过去的中苏同江之战,加伦就一直等了两个多月,最终找到东北海军的破绽,从而得以完成致命一击。
  这一次,他也打算等一等,不用两个月,也许几天就成。
  加伦能等,不等于斯大林也有同样的耐心。仅隔一天,远东军事高层再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大调整。
  1938年8月3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远东方面军编成了步兵第39军,直接负责张鼓峰之战。不过指挥第39军的,不是加伦,而是原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施特恩,后者被任命为第39军军长,全权指挥张鼓峰一役,加伦转瞬之间便被抛于局外。
  施特恩接到的绝密命令是:“实施猛烈的全线打击。”远东方面军及后贝加尔军区的所有苏军进入了完全战斗准备状态。
  日军方面,通过不断升级的作战规模,尾高终于知道自己这娄子捅的有多大了。自个捅的娄子,还得自个给糊上,尾高想来想去,决定施出日军的看家绝招:大规模的迂回进攻。
  迂回进攻战术,是包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内的日本军校的主课程。军校老师们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实施正面进攻后,一定要辅之以侧翼包围,而且用于包围的兵力越多越强,时机越出其不意,歼灭敌人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迂回进攻最初只是日军中流行的一种战术理论,但后来却编入作战条令,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以致于一谈到进攻,如果没有实施迂回包围,几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当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日军指挥官被问及,进攻的目的是什么时,他都会根据条令回答你:“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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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4)

  尾高一遇到坎,本能地便想到了迂回,他准备等援兵主力一到,即派一个联队绕到苏军后方。
  和尾高一样,参谋本部和“朝鲜军”高层的脑袋里,也无一例外地灌满了迂回战术。在这些人的概念里,进攻等于迂回,迂回等于进攻,此外别无分店。尾高把方案往上一报,他们立马跳了起来:什么,你要进攻?这不摆明是要“扩大事态”吗,绝对不行!
  尾高其实不是要进攻,他只是要更好地防守,可惜无人能予以理解。方案驳回后,他只得老老实实重回原点。
  第19师团被固定在张鼓峰的山脊上,进退不得,等于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板凳上挨人揍。在援兵到达战场后,尾高据此做出了新的部署,但仍感相当吃紧,于是要求将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联队编制——长勇联队也调过来。
  “朝鲜军”中村司令官又是一番扭扭捏捏,装腔作势,不过尾高费尽周折,总算拿到了调兵令。至此,第19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
  都是在增兵添将,跟苏联人一比,日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苏军新成立的第39军共拥有兵力2万3千人,机关枪有一千多挺,坦克火炮飞机的数量均在两百以上。这些数据里面,仅步兵和坦克,参战苏军就是日军的三倍。
  有加伦的前车之鉴,新任军长施特恩哪敢懈怠,他一边继续对张鼓峰发动攻势和战术侦察,一边大规模调兵遣将,以便发动总攻。
  人还没见,嗓门已经先从门外传了过来。施特恩的动作让尾高心惊肉跳,步兵是不可能多出来了,他就向参谋本部讨要航空部队。
  这时日苏已重开谈判,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又念起了停战经,而在中国关内战场上,侵华日军已踏上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行程。参谋本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再跟苏联发生纠纷,因此他们既不允许尾高迂回出击,也不肯投入航空部队,以免飞机飞来飞去,造成越境作战的嫌疑。
  眼看苏军即将发动大反击,军部内部开始出现主动撤兵论,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以下都持这个观点,认为不如让第19师团主动撤离张鼓峰,如此要进就进,要退就退,比死守张鼓峰要强得多。
  这是个好建议,可是刚一提出来,便遭到参谋本部的激烈反对,其中嗓门最响的是作战课长稻田正纯。
  在稻草看来,前面一场胜仗,已经让第19师团扬了名,说明第19师团确实是对苏作战的第一精锐师团。要是就此不声不响地撤出张鼓峰,外面知道的说是主动撤离,不知道的,准以为是打了败仗,那怎么能成?
  稻草大叫:“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参谋次长多田骏虽然不会像稻田这样扯着喉咙乱嚷嚷,但也觉得撤出张鼓峰便等于没了面子,遂对稻田的意见采取了默认态度。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相持不下,该天皇出来裁断了,可是裕仁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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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5)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尾高早就不像原来那么气壮如牛了。对他来说,名也有了,继续在张鼓峰守下去,可以预见的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好果子吃。
  尾高就巴望着上头赶紧下个撤退令,他好马上屁颠屁颠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人怕出名猪怕肥,一个似有似无的“大胜仗”,以及臆想中对苏作战“红旗标兵”的树立,就把第19师团给活活钉在了张鼓峰,使他们处于前进不能,后退不准的尴尬境地。
  就算是死守,也得守得下去才行。尾高把住在军营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找来,现场指给他看:每天飞机炸,大炮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要飞机绝对不可能,北野便通过“朝鲜军”向参谋本部申请大炮。好说歹说之下,参谋本部终于松了口,答应拨出一批炮兵部队,专归尾高调度。
  在长勇联队和炮兵部队正式到达前线之前,还有一段足够尾高煎熬的日子。
  1938年8月6日,第39军用于张鼓峰的兵力集结完毕,在施特恩的指挥下,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
  张鼓峰是被河流相夹的一个狭长地带,西面是图门江,东面是哈桑湖,要从陆路登上张鼓峰,只能从北面的沙草峰和南面的52高地进出。施特恩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
  苏军使用坦克为T-26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因防护能力较差,所以一般不单独行动,主要用于支援步兵作战,中国在抗战中购买过一批,由此成立的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战役中曾给予日军以重创。
  平原战是坦克的最佳舞台。张鼓峰虽是丘陵,但坡度不大,坦克车辆在行驶中障碍很少,这使得T-26火力强、速度快的优点得到了充分发挥,日军前沿阵地的胸墙因此被坦克炮打成了锯齿形状。
  继坦克之后,飞机也找到了机会。到下午四点,连日罩于张鼓峰一带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趁机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轰炸,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两百架次,到最后,连张鼓峰峰顶上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都被炸得粉碎。
  防御张鼓峰的日军蒙受了极大压力。在日本陆军的辞典上,关于防御有两种军事用语,一种叫做攻势防御,或称决战防御,是以攻为守,逼迫对方进行决战,但是尾高的大规模迂回计划遭弃,也就意味着攻势防御没了可能。
  第二种就是专守防御,说得难听一点,等于缩在乌龟壳里被人揍。要是第19师团有乌龟壳就好了,不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士兵穷极之下,连手榴弹和石块都用上了,仍然无法阻止苏军的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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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6)

  夜幕降临后,苏军的飞机坦克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发动夜袭,才把已进至山顶的苏军驱走。
  加伦打了一天没结果,下课,施特恩新官上任,一天之内同样是两手空空。想到麦赫利斯和斯大林那阴森森的目光,他的脊背立刻起了丝丝凉意。
  施特恩给前线发去了一份捷报——不是战报,是捷报,上面说:“日军残余分子已被清除出我境内,所有的边防站都被我红军牢牢控制。”
  在一切不切实际的要求面前,就算是原来不擅说慌的人都被迫无师自通。施特恩对迅速取胜尚无把握,但他知道自己除了搪塞,已别无它法。
  经过第一天的较量,施特恩初步尝到了机械化密集打击的甜头。张鼓峰的陆地面积南北相加,总共不过3公里,一弹丸之地耳,这么多大炮、坦克和飞机投入进去,可以轻易形成遮天盖地一般的火力优势。
  1938年8月7日,施特恩如法炮制,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日军损失比第一天更为严重。
  苏军炮火覆盖面很广。张鼓峰以北有一座伪满军哨所,伪满士兵将生火的炉子搁在哨所附近,被苏军炮兵发现,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立即延伸射击,直到将炉子炸飞为止。
  轰炸刚刚告一段落,苏军即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向日军守备阵地发起包围攻击。T-26坦克一马当先,扮演了战场清道夫角色:工事压塌,暗堡击毁,电话线碾断,日军阵地内被冲得人仰马翻。
  日军用以对付坦克的是速射炮和炸药包,只是坦克太多,一时难以应付,速射炮也接连被苏军击毁。所有阵地之中,最危险的仍然是52高地。
  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血脉相连,一失全失。尾高急调预备队增援,意识到使命艰巨,行前预备队专门举行了简短仪式,匆匆忙忙地表达了“必死报国”的决心,然后才急速向52高地赶去。
  知道残酷,到了现场一看,比想象中还要残酷:守卫52高地的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个个非死即伤,阵地已经面目全非。
  预备队毕竟是生力军,一番死拼,高地总算没有易手。
  一天鏖战下来,拍着胸口喊庆幸的是尾高,深感失望的则是施特恩,因为他的网里仍然找不到大鱼的影子,张鼓峰和沙草峰的山顶还在日军掌握之中。
  对施特恩来说,唯一能聊以自慰和庆幸的是,他总算捡到了一条“小虾”:苏军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住了张鼓峰东坡。
  两轮较量结束,难分胜负,尽管尾高和施特恩的各自出发点不同,但那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却是一模一样。
  施特恩等不得正式开场,就策划对张鼓峰山顶的日军进行夜袭。既然是夜袭,参与的人数就不能太多,又估计到白天日军遭到极大消耗,防守力量薄弱,施特恩只派了一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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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7)

  然而他错了。山顶尚有两个日军大队的编制,每个大队的人数再嫌不足,凑起来还足以应付一个营。
  施特恩的夜袭以失败收场,他只能在天亮后再开高压锅。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天亮之后,尾高变得更为坚挺。
  1938年8月8日,长勇联队、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了战区,日军的防御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施特恩的“高压锅”光听见动静,却无法将对手蒸熟蒸烂。
  气粗了一点的尾高研究战况后,意识到东坡的失守终究是个大麻烦。此处虽非山顶,但被苏军卡住位置后,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将在防御上失去有机联系。
  为了抢回东坡,晚上尾高也组织了一次突袭。施特恩千争万争,就争到这么一个落脚点,哪里肯舍,而且东坡已经集结了大量苏军士兵和坦克。双方的夜袭最终都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
  这一天,施特恩发送的“捷报”戏剧性地登上了苏联中央报刊的头条位置。类似的假消息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它确实救了施特恩一命,按照“捷报”的说法,这时苏军已经控制住张鼓峰和沙草峰,施特恩的任务变成了“击退日军的反扑”。
  作为加伦的参谋长,施特恩在步炮、步车以及陆空配合上,都显得十分熟练,其中最出彩的一笔,是横渡哈桑湖,抢占东坡。它的作用不仅是切断52高地和张鼓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集中攻击的目标,苏军的火炮攻击由此变得更准更狠。
  另一方面,再好的幕僚长也难以完全代替主帅。施特恩细节上抠得不错,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却难以与加伦相提并论。加伦是集中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逐个拔除,看上去速度虽慢,但能收稳扎稳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来了个处处撒网,普遍攻击,52高地、张鼓峰东坡、张鼓峰山顶、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达。
  施特恩望山顶而兴叹,他不知道,占据山顶的日军也已到达了强弩之末。
  从7月31日起,第19师团在张鼓峰鏖战九天,作战兵员每一天都在缩水。尤其在施特恩对张鼓峰实施机械化密集打击之后,日军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要倒下两百人。一线大队的步兵为此平均减少一半,其中佐藤联队的情况最糟糕,作为占领张鼓峰“首功之臣”的第1大队仅剩30人左右,还没一个小队的人多。
  假如这些伤亡,都是在对射或白刃战中产生的倒也罢了,让尾高感到格外惊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伤超过了子弹和刺刀!
  除了关东军增援的炮兵部队外,第19师团的编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联队,联队长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这些炮根本就不是苏联人的个,既掩护不了步兵,也保护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战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败因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臂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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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8)

  什么都能瞒,伤亡不能瞒。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报到“朝鲜军”司令部,中村司令官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主动将19师团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大队也调至战场。
  从8月9日到10日,张鼓峰之战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指引炮火进行攻击,第19师团没有飞机助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移过来移过去。
  战前日本海军曾担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连日暴雨,洪水猛涨,使得日军从图门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然而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控制和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战艇都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一座庆兴桥提供,而这座桥后来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高压锅”的猛蒸猛煮下,第19师团虽然尚未烂,但是也快了。
  尾高的“亲信部队”佐藤联队包括联队长佐藤在内,仅剩三名军官,其它在前线作战的联队也是伤亡枕籍,整个师团差不多被打成了空壳。尾高明知必须留下预备队,到这一步也顾不得了,他把作为预备队的长勇联队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线——不管怎么说,打满补丁的裤子总比光屁股强吧。
  当着部下的面,尾高鼓动残余官兵们继续在张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此他还搬出了一段“七生报国”的典故。
  所谓“七生报国”,说的是日本古代的两名兄弟武士,战败后弟弟问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说:“我的愿望是轮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间消灭敌人。”
  两兄弟商量妥当,便互刺自尽。尾高说到这段著名典故的时候,脸上仍然是一副抱着垃圾股还死不肯割肉的倔犟样,可是一转身一回头,他那惨白惨白的脸色也足以吓死人。
  尾高以师团参谋长的名义,向已离开前线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发出电报,先将第19师团所处险境描述一番,接着便老实承认:“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
  参谋本部闻讯,派一名高级参谋对张鼓峰进行了紧急视察。这名参谋飞回东京后,把战场的不利态势和惨烈战况如实进行了汇报,他告诉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话,只会招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伤亡。”
  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将原计划赴广东参战的一个师团抽回,作为第19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但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日苏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能够突破,是因为力量达到了新的均衡。有人认为张鼓峰之战,是斯大林支援武汉会战的借题发挥,换句话说,是在拖日军的后腿。客观上可能起了点影响,但要说斯大林主观上就有这一用意,那就太高估斯大林的诚意和“义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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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19)

  事实上,除了想用有限军援的方式,让中国独立拖垮日本外,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一丁点要搅进抗战的打算,张鼓峰之战说穿了还是日苏之争。受前线捷报的“影响”,他认为张鼓峰已经被其控制,现在既然对手服了软,也就可以偃旗息鼓,得胜还朝了。
  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打响,军备需求变得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也再次达到极限。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其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的用途,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实际上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面作战。
  8月10日晚上12点,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境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19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结果却是真吃亏。军部将第19师团撤到了图门江南岸,第19师团固然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它部队去张鼓峰设防,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在第19师团撤离后,他们迅速控制住了张鼓峰和沙草峰,相对于以前的假消息,这次才是真正的占领。
  四天后,斯大林通过内部调查报告,得知了假消息的真相,不过他随后的态度和做法却颇让人捉摸不透。
  斯大林不仅未对假消息进行追查,还大摆庆功宴。所有参战将官和部队都获得了列宁勋章或红旗勋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伦,他并不在受奖名单之列。
  1938年8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伦,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三年后他遭到处决,不过跟张鼓峰之战毫无关系,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当斯大林的猎枪举起,他要瞄准的是另外一个猎物,那个他“清洗”了很久也没能“清”掉的苏军元帅。
  加伦对此早有预感。当他被从张鼓峰前线召回时,精神已极度紧张,返回途中,他和麦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车厢,麦赫利斯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应该穿白色制服去前线,尤其是去前沿阵地。
  白这个颜色在苏共概念里面绝对不是好词,它代表着与“苏联红军”相对的军政力量。加伦一生谨慎,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错,给人找到了可攻击之处,可他已经在不乎了,因为他知道,与“白”相比,一定还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状在前面迎候着他。
  在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之后,加伦逐渐意识到新的罪状会是什么,一时悲愤交加。当着妻子的面,他不停地嘟囔着:“全被出卖了,全被出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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