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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0)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解决“哈桑湖事件”(苏方对张鼓峰事件的称谓)责任的追究。
  张鼓峰一战,日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苏军伤亡则达到四千多人,苏日伤亡对比接近三比一。内部数据一公开,举座皆惊。
  三倍的兵力和武器对比,结果却是恰恰相反,这确实令人震骇。尽管加伦仅亲自指挥了一天,尽管对苏军作战素质低下应负主要责任的,其实是斯大林和“大清洗”运动,但加伦还是因指挥问题遭到了严厉批判,并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
  如果只是就军事言军事,尚属正常,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斯大林依靠麦赫利斯“讲政治”,让伏罗希洛夫帮他“论军事”。 伏罗希洛夫也是五大元帅之一,职务是国防人民委员,相当于国防部长。他能飞黄腾达和延年益寿,除了是斯大林的老底子外,大半还靠吹捧和紧跟斯大林,以及用战友同僚的人头置换。
  在伏罗希洛夫的主持下,加伦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军事会议当场撤销了加伦的所有职务。
  不久,加伦被逮捕入狱,并遭拷打至死。在他死后四个月,法庭才以“日本间谍罪”追加宣判。
  与加伦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19师团长尾高。他抗命在先,战败于后,但因参谋本部稻田等人一直予以支持,事后不仅未受追究,还带着“勇将”的名誉到关内做了军司令官。
  张鼓峰一役前后,关东军领导层的不满情绪一直很大,不是对尾高独断专行不满,而是认为参谋本部不值得信任。
  如果以根正苗红来衡量,关东军可比“朝鲜军”要牛多了。它直属天皇管辖,所辖师团都是日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严,战斗力相对也最强的部队,因此号称“皇军之花”。
  关东军的最大假想敌便是苏军。关东军对苏军的印象,还是“干岔子岛事件”中,不花多少力气便击沉苏军炮艇的记忆。张鼓峰战役结束后,尽管军部一再对外声称日军没有吃败仗,但在内部,大家都知道“朝鲜军”和第19师团最后打得很惨。
  关东军火大就火大在这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参谋本部、“朝鲜军”司令部肯放手让尾高一搏,飞机坦克一齐参战,这场小小的边界战争绝不致于陷入被动。
  关东军的判断,就此便被飞机坦克的缺席给纠缠住了,没几个人在乎苏军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大家只是对苏军作战素质和技能的薄弱津津乐道。即便停战,还有人提出,应该由比“朝鲜军”更为精锐的关东军出面,把苏军赶到张鼓峰以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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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1)

  张鼓峰毕竟是“朝鲜军”料理的范围,关东军再激昂再愤慨也插不上手,他们只能把力气用在自己那一摊子上。
  关东军其实也有一个“张鼓峰”,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诺门罕。传说康熙年间,曾有一个叫诺门罕的喇嘛在此传经布道,诺门罕由此得名。它是一座半草原半沙漠的空旷荒原,淡水极为缺乏,唯一的淡水资源为哈拉哈河及其支流。
  到了雍正时期,内外蒙就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处划分界线,史称“雍正界线”。河西是沙丘绵延的不毛之地,河东沿岸地带均为水草肥美的湿地,外蒙士兵经常渡河到东岸放牧。
  日本人以精细著称,“满洲国”成立后,内蒙事务实际由关东军所操纵。关东军在一张过去俄军的远东军事地图上发现了漏洞,在这张地图上,绘图人员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想当然地将“国境线”定在了河流中线。
  关东军立即指示“满洲国”修改地图,把边防巡逻线移到了哈拉哈河。随后外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与“满洲国”及其背后的关东军急执不休。
  当时外蒙在苏俄的暗中扶持下,宣布独立已有十年之久,但因为与大多数国家都未建交,外界对其政治内幕一直处于猜谜的状态,即便是关东军,也不知道外蒙与苏联的真实关系如何。有人甚至提出,能不能采用离间计,拉拢外蒙亲日反苏。
  要刺探这样封闭型国家的情报,实在是太难。为了摸清对方底牌,同时进行拉拢的尝试,关东军便授意“满洲国”与外蒙在满洲里进行边界谈判,史称满洲里会议。
  会议召开前,关东军特意安排往满洲里运送了大量日用商品,不是要繁荣当地市场,而是要给与会的蒙方代表看一看,“日满提携”是何等的其乐融融,以便为“日蒙提携”制造机会。
  关东军费尽心思,玩尽花样,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会议召开那一天,蒙方代表不用买商品,瞧瞧伪满代表,就明白“日满提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与蒙方代表身着统一民族服饰不同,伪满代表简直是个服装的大杂烩:有人穿长袍马褂,有人穿军装皮靴,还有人干脆身着和服木屐,完全是个日本人的装扮。
  伪满代表在谈判时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全是哼哼哈哈,言不由衷。遇到重大问题,实在避不开,他们还得向自己的“日本随员”请示,而这几个参加谈判的“日本随员”,也俨然主宰着满方代表团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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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2)

  眼睛出卖了心灵,眉毛又出卖了眼睛,关东军自己就把“日满提携”的美好形象给生生毁了。外蒙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丝毫不肯相让,担任团长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布更是极其强硬,让关东军大为头疼,就这样,满洲里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年多,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得出来,倒是引起了苏联和外蒙的共同警觉。
  就在谈判谈到一半时,苏联和外蒙签订了互助协议,在法理上确认了同盟关系,苏联明确宣称:“根据协议,任何一个国家进攻蒙古,将意味着对苏宣战。”
  要说关东军在满洲里会议上一无所获,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至少弄清了苏联与外蒙的关系,用不着再疑神疑鬼,或做其它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自此,外蒙被日本视为苏联的傀儡国,所有矛头都指向苏联。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五相为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正式制定了“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所谓“国策”。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断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备战进程,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不仅大部分侵华兵力被牵制于关内,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还先后被抽入关内参战。
  再怎么抽,关东军始终把包括七个常设师团在内的精锐部队留在建制内,以作为戒备乃至于未来进攻苏联的有生力量。
  日本希望中国尽快投降,可惜事与愿违,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极其顽强,中日之战成了一场持久战。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参谋本部只好继续从关东军身上抽血,原驻海拉尔的一个骑兵集团被调到了华北。
  骑兵集团在被调走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处理诺门罕一带的边境纠纷,并曾多次与外蒙军发生冲突。它一调走便形成了力量真空,参谋本部拆东墙补西墙,用刚组建的第23师团填补了这一空缺。
  第23师团是特设师团,属甲种编制,部队里有很多退役老兵,这些老兵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灌输,又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基本能够撑起整个师团的战斗力。
  第23师团的兵员大部分来自于北九州的熊本,这个地方的人又以凶悍好斗著称,在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第6师团便“产”自此处。虽然第23师团不及第6师团,但在日本陆军中也算是佼佼者,不然不可能归于关东军帐下。
  第23师团长是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他精通俄语,在驻苏联大使馆做过副武官,后又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在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是为数不多的苏联专家之一。
  一支“凶兵”配上一个“苏联通”,往外蒙边境一扎,那就是虎视的意味。苏联也毫不示弱,第23师团前脚刚进海拉尔,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57特别军后脚便跟入外蒙,其敌对目标就是第23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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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3)

  “北攻苏联”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之一,虽然因抗战爆发而被迫暂时搁置,但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都对此念念不忘,相关作战方案也一直在秘密研讨和制定中。
  对苏作战的主设计师是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指导课长。就在张鼓峰之役结束不久,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等人,便根据石原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对苏作战的“八号作战计划”。
  这一计划预计到1943年,日本便可以发展出对苏一击的能力。至于怎么击,稻田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为甲案,一为乙案,甲案是从苏联沿海边疆开始攻击,乙案是沿满蒙边境进行包抄。
  关东军反复研究了两个方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先是派出军事测绘队,秘密潜入两处边境绘图,继而又让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组织人员调研。
  在昭和时代的日军幕僚群里,辻政信的知名度非常之高,远非稻田可及,跟他的名气处于同一档次的,陆军中有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中有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
  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无一不是职位很高的将军,石原莞尔虽是做幕僚做出的名,但他后来也晋升到了关东军参谋长,惟有辻政信,一辈子都是参谋。
  有人说,如果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会大有不同,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昭和时代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一个著名将军。
  辻政信性格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爱出风头。早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学生们夜间集合行军,别人总是尽量减少辎重,他不仅身上一个家当不少,而且还要特意在铺盖里塞上几块砖头。教官检查时,看到了这几块砖头,当然要喜出望外加极力表扬,结果辻政信就成了“学生的榜样”。
  实事求是地说,仅以军校表现而言,辻政信确实当得起这个榜样。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为此还获得到了天皇恩赐的银表,到部队实习后,又接着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毕业时成绩排在前六名的,可由天皇授予军刀一把,称为“军刀组”。
  辻政信在他那一期“军刀组”中排于第三名。记者前来采访,辻政信很神秘地对记者说:“本来我应该是第一名,就因为对手是皇子殿下,所以才排到了第三。”
  “皇子殿下”指的是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时也在陆军大学就读,与辻政信同期。辻政信认为他遭遇了“潜规则”,其实这是件没影的事,皇室子弟并不参加名次排列,只享受特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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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4)

  辻政信自信心爆棚,本人也很能吹,但考试的本事还是有的,毕竟能进入“军刀组”,并坐到相当于探花的位置,本身就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成为“军刀组”成员,预示着今后将会有不错的前程。当然,预示还只是预示,要想真正混出头,修行的路还长得很。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辻政信回到了原来实习的部队,这就是第9师团,师团长正是植田谦吉。
  不久,第9师团参加了“一二八”淞沪会战,担任中队长的辻政信第一次进入真正的战场。在上海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们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庙行阵地发起冲锋,然后纷纷被打倒在地。在此之前,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想像中的中国兵就是东北军的长相,是裕仁天皇所称的“豆腐军”,但淞沪一战使辻政信改变了印象。
  冲锋失败后,辻政信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走去,一边走一边指着日军的死尸,意思是请求对方容许他收尸。中方看到后果真停止了开枪。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把对方看成是与自己对等的军队,辻政信又怎么肯用举手的方式去收尸呢?
  最危险的一次,辻政信坐在装甲车里掩护步兵冲锋。原以为躲在铁皮壳子里再保险不过,没想到车子中途出状况,竟然在中方阵地前歇了火。
  这一惊非同小可,车里众人急忙跳车逃命。辻政信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挨了一枪,幸得部下用机枪掩护,他才得以慢慢地爬了回来。
  与辻政信一块坐装甲车里的还有大队长空闲升少佐,这位没爬得回来,被中国军队活捉了,释放后自杀于吴淞。此外,辻政信所在联队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中弹身亡。
  “一二八”淞沪会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支那兵(中国兵)。
  辻政信在淞沪会战中吃足许多苦头,但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得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毕竟是军校特优生,在第一线中队长中,辻政信的指挥才能显得相当突出。某次往前推进时,辻政信所率中队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士兵们赶紧卧倒,队形乱得不成样子。
  辻政信不顾危险,站起来发号施令,他先把士兵们排成阅兵式的正规队形,然后又把队伍疏散开来,这样可以保证指挥命令的通畅,以便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
  当时一名大队副官看到后,大加赞赏,认为辻政信的临场布阵非常灵活和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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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5)

  辻政信也不乏一般日本青年军官悍不畏死的作风。除了敢于举着双手跟中方交涉外,在几次作战中,他都挥舞着天皇御赐的军刀,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最前面。
  其实日本陆军中向来讲究这个,几乎每个中队长都得事先做好第一个中弹的心理准备,但到辻政信身上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士官状元”兼“陆大探花”啊,光环本来就够夺目了。
  辻政信由此获得了“鬼中队长”的名声,所属旅团的旅团长给他颁发了感谢状,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的特别关注。
  战争结束,第9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选定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巡回全国各地,专门向军队和教育界作励志讲演。
  在海陆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讲演代表的军官共有12人,其中最拉风的就数辻政信,倒不一定是他的事迹最过硬——说句实话,最过硬的应该是那些闭着眼睛躺倒在战场上的人。
  辻政信不是最过硬的,但他是活着的人里面最能讲的,尤其是左腿中弹那段经历,被他讲得如同战神现世。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作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总攻……
  没有演绎过的不叫故事,经过辻政信夸张的演绎,这段战地故事让会场下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如临其境。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时,特地加了辻政信的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阵中之花”很快就红遍了大江南北,辻政信还因“重伤不下火线,且指挥有方”而获得军功章,并先后在参谋本部、士官学校任职。
  参谋本部、士官学校等机构,别人想进还进不了,但对辻政信来说,却实在是件极其痛苦的事。他和许多青年军官一样,根本没那耐心在机关里慢慢熬资历,为了能早点出头,他曾频频卷入陆军内部的派系争斗,被称为“士官学校的纵火者”。
  尽管辻政信上蹿下乱,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高层的重视和青睐,反而又由士官学校降到了联队。辻政信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沉重打击,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他还感到分外屈辱,一度想脱去军装,不干了,直到被调入关东军参谋部。
  最初,辻政信所担任的并不是作战参谋,而是第三科的兵站参谋。在日军参谋系统里,兵站参谋无足轻重,作用和影响都很小,这让辻政信颇感郁闷,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从一个坑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
  不过很快,这个不甘平庸的苦命人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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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6)

  第三科的作战主任是花谷正中佐,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生,比辻政信高上两届。花谷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蛮干混出了头,自己也常常以此自翊。
  见到刚分进课里来的辻政信,花谷便以一种前辈和过来人的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大学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洋洋地提到了“九一八”:“比如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地学!”
  学什么,花谷没有讲,这段话的重点其实也不在此处,但辻政信认真了。从那以后一个月内,只要有时间,他就钻在关东军的图书室里,埋头查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档案资料。
  辻政信把事变当天的原始纪录从头翻了一遍,在掌握事变全貌的同时,他还在事变经过及战术运用方面发现了几处疑点。
  辻政信带着疑点去问花谷。花谷虽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但整个事变并不是他策划的,面对这些疑点,他张口结舌,回答根本不着要领,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挠挠头皮,显得十分难堪。
  从花谷的表情中,辻政信获得了极大满足,活力指数顿时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他还由此产生出了寻根溯源,去东京拜见石原莞尔的想法。
  石原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动者,所谓一客不烦二主,走三家不如走一家,见到石原,自然就能解开所有疑问。
  此时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称为“满洲国诞生之父”,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过去也见过石原,但因双方的名气和级别职务悬殊过大,不过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在辻政信的想像中,石原是战争之神,一个“连鬼都抓来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见自己,接见时态度会怎样,都是无法预料的。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仅欣然同意见面,还特意抽出时间,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来恳谈。
  辻政信那个感动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啊,哪像花谷,只不过跟“九一八”沾了那么点边,就把谱摆到天那么大。
  当着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大概在辻政信看来,“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捷一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长时间作准备呢。
  辻政信对“九一八”的考虑很简单,用他的话说是:“要不奋起拿下满洲,把满洲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就对不起(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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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7)

  石原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这个年轻参谋的心给看透了。针对辻政信提出的疑问,他一一作了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欲速则不达。
  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准备,才能确保行动成功。
  听完石原的话,辻政信的脸腾地红了,感到“过去的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
  石原担任过关东军作战主任,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手把手地教这位小参谋如何戴好“爱满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东北的目的。
  这也是谋略,即不能把关东军的“权益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必要时候,还得装装好人,表现一点“道义思想”。
  都是前辈高人所传的真经啊,辻政信听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石原的一番言论,让他的思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的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和对话,石原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从此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百般尊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辻政信后来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遗骨一直扔在沈阳郊外无人过问,他儿子张学良“九一八”前不过问,“九一八”后想过问也过问不了了。辻政信就举办了一个盛大葬礼,把张作霖埋葬在了张家墓地,这是张作霖死后九年的事,总计花了十万日元。
  辻政信此举可谓是震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东军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仅以十万日元办成了需要十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语,就听韩云阶接着分析说:“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的效果。”
  韩云阶在伪满官吏中,是一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他一眼看出辻政信处心积虑,是在收买人心。
  似乎又一个石原要出现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张作霖这样的“妙笔”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爆发了。围绕这一事件,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坚持不扩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与辻政信的东京对话中,也即“满洲国建设思想”。
  别人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可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扩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军部讨论尚未有结果的时候,就经常跑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煽风点火,说:“军部太软弱,我们要在卢沟桥拖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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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8)

  时任“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的池田纯久中佐属于不扩大派,他没理睬辻政信,结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来对他说:“明天关东军要用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卢沟桥,我要坐战斗机去。”
  池田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辻政信把头一扬:“当然是真心话。”
  池田见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对:“真是帮倒忙,这是在做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军部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辻政信气势汹汹:“军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断地去干。”
  怎么劝都不听,池田也来了气:“要是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驻屯军的战斗机来击落关东军的战斗机,请明白这一点!你要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说友军互相攻击?”
  池田毫不相让:“是的,没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负。”
  池田当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他的恫吓却成功地吓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台阶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其实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换句话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的,是石原发动“九一八”所获得的好处和光环,一旦又需要他熬的时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类似于安葬张作霖那样的表演只能偶尔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会置精神导师于不顾,才要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地区和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9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科,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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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绝杀(29)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发言权,那些军衔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重回关东军,辻政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自己颇有感慨地说:“通观前后,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象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门罕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200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兆,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在以纯粹功利的角度来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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