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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宝宝寒

[转帖] 明宫闹鬼——揭秘明代宫廷秘史----皇帝不称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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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1 10:38: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一 父子之间

  70

  与高煦一样,史书刻画的三王子朱高燧,也是一个“恃宠,多行不法”的胡闹王爷。为了拱倒他们的大哥,高燧与高煦合流(但并不同党,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的,力往一处使,可心没往一处想,高燧有自己的心事,他绝没想过当二哥的忠臣),经常在父皇跟前说太子的坏话,弄得太子长时期如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坐在储君的宝座上,如坐针毡。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在东宫辅导皇太子,几乎成为仕途的陷阱,很少有宫僚能逃脱牢狱之灾,就连得到皇帝信任的杨士奇,也两次下狱,而黄淮、杨溥等人,坐牢时间达都长10年以上。尤其以永乐十二年那一次最为危险,因为太子迎驾稍迟,东宫所有僚属全部蹲了大狱,只有以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的金忠,因为是靖难旧人,才得到格外开恩,没请他吃牢饭,而金忠为了拯救太子,甚至以全家性命为太子作保。

  朱棣对高燧“不法”的反应,远比对高煦的要大。永乐七年,竟然为了高燧的过失,诛杀王府长史顾晟,并褫夺赵王爷的冠服,也亏了太子力解,才得以免罪。朱棣亲自挑选国子监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赵府左、右长史,要求他们悉心辅导三王子,而从此“高燧稍改行”。改行之意,未必就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似应理解为从此处事低调,减少不逊之态。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从朱棣对高燧责罚之重、维护之深,可见他对老三的确是极为“宠异”的,生怕他以后以此招祸,这与朱元璋在《太祖皇帝钦录》中严词训诫他的儿子们,道理是一致的。而每每由皇太子出场救弟,则有力地提升太子的威望。

  高燧在北京经营多年,这些年恰逢朱棣不断到北方巡行,又多次发动北征,并在北京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及工匠聚集在这座未来的新都。高燧长期担任居守之职,在实际政务中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培育了他的班底,也使他的野心久而不灭,就像压在乱石下的野草,耐心潜伏着,直待春风,就要滋蔓。

  高燧拥有一支钢铁粉丝团,在高燧继位无望之际,竟然在永乐末年预谋发动一场以推戴高燧为目的的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的计划是:杀死朱棣,废掉太子高炽,拥立赵王高燧。

  其实,这是一次未成功的,胎死腹中的政变。

  永乐二十一年五月,朱棣身体不豫,大概病情非常沉重,有不起之势。大家不及忧思,先想皇帝一旦不讳,空出的皇位将由谁继承。这本不是个问题,因为皇太子朱高炽在东宫等待这一天已经20年了。可是,皇太子登基,那份“从龙升天”的富贵,只“便宜”了东宫之臣,旁人是无份的。于是赵王府护卫指挥孟贤等人动起歪脑筋,约钦天监官王射成以及太监杨庆的养子杨某为内应,计划先进毒,毒死朱棣,然后将事先伪造的诏书从内廷发下,废掉太子,立赵王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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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1 10:44: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接70

  高燧最为有力而坚定的支持者太监黄俨,并没有参预这次政变计划,但他阻止太子即位的决心非常坚决,其一贯的行为对这次政变的爆发,实际上起到了重要的煽动作用。

  据《太宗实录》讲,太子高炽在主持朝政期间,往往裁抑宦寺,而太监黄俨、江保等人尤见疏斥。黄俨等嫉恨之余,更担心太子登位之日便是他们的末日,故日夜进谗,实录讲:“多赖皇上圣明,父子亲爱,终不能间。”但也不得不承认:“然(太子)亦希得进见。”父与子、皇帝与储君,一年见不到几次面,这就为奸人跳梁留下了空隙。

  黄俨是高燧的忠实拥趸,“常阴为之地,且诈造毁誉之言,传播于外”。因为朱棣在晚年很少出朝理政,就是一班亲信大臣也不容易见到他,只有黄俨等佞幸近臣随时在驾前出没。而黄俨经常对外发布信息,称皇上“注意高燧”,以此诳诱外人。

  孟贤任常山护卫的指挥。常山中以及左、右三护卫,是赵王的随驾护卫。孟贤平时出入王府,与赵王关系较好,他听信了黄阉之言,遂萌生了邪志。

  孟贤与掌管观察天象的钦天监官王射成熟悉,暗地里去找他商量。王射成道:“我观天象,不久当有易主之变。”天象都显示了,帝位不久将要易主,那还有假!二人一拍即合。

  孟贤开始积极地谋划造反大业,首先被他招揽的亲信包括他弟弟孟三,羽林前卫指挥彭旭,常山左护卫老军马恕、田子和,兴州后屯卫老军高正(又作高以正),通州右卫镇抚陈凯等人,都是些下级武官,他们日夜潜谋,寻找动手的时机。

  这是一场宫廷政变,如果没有贵近的支持是不成的。孟贤等人通过王射成认识了太监杨庆的养子(史书没有记载其姓名,应该是一名宦官),策划由高正先写好“遗诏”,交给杨庆养子收藏,待宫中进毒,皇上晏驾后,即加盖御宝,从禁中颁出,废太子而立赵王;同时起兵劫内库兵仗及符宝,分兵执公侯伯及五府六部等朝廷大臣。

  这样的安排应该很严密了,又有宦官的内应,大事之成,总该有七七八八了。

  这是一次富贵的盛宴,一旦成功,又一批“靖难功臣”将宣告诞生,世世享受荣华。造反派们非常有信心,在起事之前,高正将此事秘密告诉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总旗是卫所低级武官,高于小旗,低于百户),拉他一起来挣这份大富贵。

  可王瑜一听,吓个半死,反过来劝舅舅,说这是灭族之计,千万行不得。高正哪里听得进去,外甥既然不肯,那且作罢。

  为什么说做大事,一定得心狠手辣呢?就说这位老军高正吧,他在决定把如此机密之事透露给王瑜时,就应该狠下心来,王瑜与闻这件事,若从他则好,不然,管他是侄子还是外甥,就是一个死字!可惜他把信鸽放出去了,没有得到响应,也就不再理会,自己接着“做事业”去了。

  结果王瑜为保身家,先行一步,向朝廷告发,把好心关照他的亲娘舅给卖了。

  朱棣闻讯大惊,他虽然不相信第三子会做谋父弑兄的事,但还是下令,急捕孟贤等逆党。待涉案人员被一网打尽,全部到案,朱棣命皇太子、赵王、公侯伯、都督、尚书、学士齐聚右顺门(今故宫熙和门)内,听他亲自审问。

  伪撰的遗诏很快从宫里搜到了。莫说这是一份谋大逆的伪诏,就是一般百姓人家,家翁活得好好的,一点都不想死,甚至还特别忌讳别人提到死,却突然手捧一份由他人私自代书的遗嘱,自己的家产莫名其妙就被人分了,你说他气不气?朱棣一读之下,简直要像戏曲中的人物,三尸神暴跳,唔哩哇啦怪叫了!

  他回过头来,问赵王高燧道:“这是你做的吗?”

  高燧早吓得浑身发抖如筛糠,跪在当地,一句话都说不出。他对事情的起因,的确毫不知情,但这件谋反大案,却以拥戴自己为名,事到如今,他真是百口莫辩,觉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谋。”皇太子在一旁代他转圜道。

  高炽并不知道真相,但作为长兄,他必须得这么说。

  听大哥开口替他打包票,高燧又愧又怕,他从未觉得大哥如是亲切过,顿时涕泗横流,直呼冤枉。

  朱棣气得头晕,咳嗽加剧,说不出话来,他命文武群臣及三法司共同鞫治众犯,自己先回宫去了。次日,群臣共奏:“孟贤等所犯大逆,具有显实,当并寘极典,籍没其家。”但朱棣嫌鞫问太速,供状含混,下旨:各家皆抄没。王射成以天象诱人,即诛之。孟贤等人再下锦衣卫穷鞫,不能让他遽死,一定要他供出主谋。

  狱中血肉横飞,犯人筋骨寸断。高燧身上虽不痛,心中却惊惶勿宁;与他同样备受煎熬的还有黄俨、杨庆等许多人,生怕那些犯人熬不住毒刑乱咬。

  数日后,锦衣卫奏上谳书,朱棣作批示,将一干人全部处死。令高燧甚感庆幸的是,他并没有受到牵连,但平白受了一次大惊,此事过后,“益敛戢”,对皇位再不敢存分毫侈想了。

  这件事赵王高燧是无辜的,他只是孟贤等妄人希图富贵的一把梯子。但奇怪的是太监杨庆也平安无事。这位杨庆也是永乐朝鼎鼎大名的宦官,据史料记载,他在永乐十八年下过西洋,去的是忽鲁谟厮(波斯湾古国)等国。他在《太宗实录》中最后一次见于记载,就是永乐二十一年五月,他养子参与谋逆,事发被诛一事。再见于正史(《宣宗实录》),则是宣德三年六月,杨庆在京营建私第,工部尚书吴中私下里以官家的木头砖瓦相送,可见他此时仍是贵盛。一次宣宗登临皇城楼,见一座府邸修建得高大弘壮,询问左右,知道了这件事,遂将拿官物做人情的吴尚书下狱,而杨庆仍然无恙。

  杨庆的养子所犯的是十恶不赦的重罪,实录没提他的名字,只说是杨庆的养子。按说此人能够进毒谋害皇帝,应该是非常近御的人物,有可能在宫内的同伙还不止一人,杨庆很难脱离干系。但他居然历三朝而宠幸不衰,后来还出任蓟州、南京两地镇守,最后死在南京守备的任上,其必有说。只是对于我们,此迷已不可解了。

  朱棣是个杀人如麻的暴君,可是他一生重病,生命即刻受到威胁,显然他杀了那么多人,并不能使他在自己的后宫获得安全。恰恰因他性格残忍,杀虐太甚,对下人薄凉寡恩,使内廷为一片阴郁之气笼盖,而人心不服,都希望他早点死。这是一个小小的护卫指挥谋反,都能得到宫廷内应的根本原因。朱棣在后宫施毒,可详见后章《明宫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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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1 11: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1

  经过永乐二十一年夏天的这件谋反案,皇太子的地位才真正稳固了。次年七月,朱棣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跟前几次一样,这回兴师动众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只当进行了一次漠北巡游。朱棣甚觉索然,身心亦感疲乏,想旋师,却羞于无甚战绩可表,颇感为难,最后借一个梦为自己做了解脱。

  他对扈从的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说:“昨晚三鼓时分,我梦到一人,很像世间图画中所画的神人,他对我说:‘上帝好生!’连说了好几遍,这是何兆?”不待杨、金二人作答,他先自己做出猜测:“莫非是上天同情虏寇和他们的部属,不忍被我王师剿除吗?”

  “陛下好生恶杀,诚格于天。”杨荣道,“此番北征,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

  这位杨先生是明初“三杨”之一,他就是朱棣进南京时,拦在马前,请朱棣先祭陵再登基的那位。瞧他多会说话,既顺捋了龙鳞,又婉转地表达了请求回銮的意见。

  对于朱棣频繁的向北用兵,朝臣意见很大,但多不敢进谏。朱棣到了晚年,由于服食丹药的关系,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为小故将大臣下狱,甚至杀掉。好比永乐十九年冬,他召见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人,商议再次大举征剿沙漠。

  老臣夏原吉作为户书(户部尚书的简称),知道民力困乏、粮草调度艰难,照实说道:“比年师出无功,军民储蓄十丧八九,灾异迭作,内外俱疲。何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他不敢劝阻出兵,只请求皇上遣将往征,勿要亲劳车驾。不料“师出无功”4个字大大触怒了朱棣,当场发雷霆之怒,将夏原吉下狱,家产籍没,以后一直关在牢里,直到仁宗即位。不知他还对其他几个大臣怎样发脾气,兵部尚书方宾回到家就自杀了。

  杨荣等作为朱棣的亲信辅臣,深知伴君如伴虎,尤其是这样一只病态的猛虎,有多么的危险。所以他在进言时,尤其注意婉曲,在是否大征这样的大事上,绝不敢有丝毫的异词。他尤擅于揣摩上意,朱棣一说梦,他马上知道皇上此梦的用意何在,立即抓住机会予以推动。

  毕竟在明初,辅臣不具体管理实政,他们充当皇帝的师爷,进言论政,较为超脱,不像那几位尚书,各自负责一大摊子事,动辄掣肘,回旋余地不是很大。

  “卿言正合我意,”朱棣听了杨荣的话,点头道,“岂以一人(指鞑靼部首领阿鲁台)有罪,罚及无辜?”当即命杨荣草敕,遣使者连同所获俘虏前往虏部,宣布赦免其罪——所谓“赦罪”,不过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罢了。而不待阿鲁台派人来感恩(或更可能是追击),急忙退兵,往关内撤。不料才走到榆木川,就已不起了,得年六十有五。

  朱棣这一招,后来为他孙子宣宗学得。宣宗在位时,交阯的形势日益糜烂,他想撤兵,放弃这份祖业,可堂堂“仁宣之治”的圣主,怎么能干崽卖爷田的事呢?他趁着交阯的叛乱者说找到了前安南国王陈氏的后人,急忙顺坡下驴,宣布赦免其叛乱之罪,允许陈氏后人复国。交阯总兵官王通等一听说朝廷已与交阯叛兵达成了协议,忙不迭地率领交阯合省官员、军士及家属往内地撤,竟然等不及朝廷赦免交阯的诏书到来。宣宗见屁帘子还没扯下来,王通等竟然从厕所跑出去了,感觉到非常丢脸。就下诏指责王通等不待朝廷诏书,擅自弃地回国,将原交阯行省的所有文武主官全部下狱,王通一直坐牢,直到正统年间才被释放。可见,所谓“赦免罪人”,许多时候不过是皇帝给自己涂的厚粉,他最怕人在那张脸上乱抓的!

  话说回来,且说朱棣之崩来得太突然,犹如泥石流从山坡上滚下来,谁都没有准备。大学士杨荣、金幼孜与太监马云等人商议,以六军在外,秘不发丧;并搜军中锡器,熔化为棺,载以龙舆,所到之处,仍按往常一样,按时进膳。同时派杨荣与少监海寿,骑快马先行回京,向皇太子告讣。八月,杨荣回到京师,皇太子闻讣后,立即派皇太孙朱瞻基亲自到开平奉迎龙柩。直到皇太孙入军,军中才正式发丧,数万将士才知道原来皇上已经死了。此后一切入殓、下葬、上尊谥,以及皇太子登基、大赦天下等事,皆遵仪礼,不必赘言。

  从驾崩到梓宫回京,花去了半个多月时间,军旅仓促,兼之气候炎热,可以想见,在十三陵长陵豪华阔气的地宫里,这位暴君、篡位者的枯骨,早已化作一滩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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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1 11: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皇太子朱高炽在北京即天子位,他就是仁宗。然而20余年的艰苦等待,好容易化作真龙,可宝位只坐了一年,就在洪熙元年五月呜呼哀哉,龙蜕飞升了。

  朱高炽即位后,停止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例如下西洋宝船。他还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但由于南京一带在洪熙元年春、夏间接连发生地震,迁都计划被迫推迟。历史经常被这样一些偶然性因素改变,假如地质条件尚算稳定的南京没有发生地震,朱高炽在位时间再长一些,他肯定会将都城南迁,大明的京师还是南京,“北京”的名号可能不会削去,但它最终只是一座北边重镇,这对未来几百年的历史走向都将发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由于地震(在当时人心目中,地震可不是简单的天灾或地质灾害,它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灾异”,暗含着上天对人世的警诫),朱高炽回到南方的愿望被迫暂缓,但他南旋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将还都南京的决定诏告天下,并在洪熙元年四月,命皇太子朱瞻基南下,拜谒太祖孝陵,遂命之在南京居守。这项任命的目的,一则因南京屡震,根本重地,需要皇太子这样身份尊贵的人去“镇压”一下邪气;一则让朱瞻基在南京主持迁都迎驾事宜。

  可是朱瞻基离京不到一个月,高炽忽然不豫,次日即“大渐” (正史中,“不豫”与“大渐”专用在皇帝身上,有特定的语意,“不豫”往往是“大渐”,即病危弥留的先声,而不是一般的身子不舒服。),当天就驾崩了。在遗诏里,他将皇位传给皇太子朱瞻基。

  从五月十一日仁宗感到“不豫”,遣少监海寿到南京驰召太子,到朱瞻基次月初三赶回北京,受遗诏,入宫发丧,前后仅仅24天。这期间,因为皇储不在北京,对于仁宗死亡的消息,没有对外公布,仍是秘不发丧。这24天,大明的江山没有主人,是明朝历史上3次皇位空位期的第二次,下一次是在武宗驾崩到世宗上京继位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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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48: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2

  《明史?朱高煦传》写道:“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这一情节,取自《宣宗实录》。其实实录的记载是有矛盾的,如洪熙元年七月(宣宗六月继位),记汉王高煦奏陈利国安民四事,得到宣宗的赞许,并复书致谢。宣宗自称为侄,他说:“叔父忠存宗社,远辱嘉谟,铭感于心,已悉付所司施行。惟频惠教,是所深望。”称叔父教训的是,还望以后多多赐教。此盖为客套话,不必细究。

  然而宣宗一转身,对侍臣说道:“永乐中,皇祖(朱棣)曾经对皇考(仁宗)和我说,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即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这就是史官编写的漏洞了。宣宗在“说”这些话时,还在从善处着眼,认为皇叔高煦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显然对一个月前高煦“伏兵”劫持他的事毫不知情。而第二年八月高煦“谋反”时,实录对他昔日之恶进行了长篇回顾,很肯定地说:“仁宗皇帝大渐时,上(宣宗)在南京,被召还,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猝不果。”

  《宣宗实录》是宣宗去世后,在正统初年由一帮儒臣集体完成的“纪实小说”,其中有原始档案的摘录,也有发挥想象力的猜测与即兴创作。我怀疑高煦“谋伏兵”劫驾一说,即属后者。而实录这种“小说”,出自多人之手,比不得一人独运大笔,难免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况且,记述中还有一个“谋”字,所谋之事,毕竟“不果”于行,既然没有做,如何能以“思想罪”加人?还是有高煦被捕后屈打成招的供词为依据?

  史官那么写,其实是合理的猜测。汉王的封地乐安州,在运河边上,是南北交通的必经孔道。仁宗死后,派人到南京去接太子,太子从南京急匆匆地往北京赶,来回都要从乐安附近经过。大好时机,“谋反坯子”的高煦怎能错过?他不该错过呀!以此诛心之论入人之罪,于史上并不少见。毕竟高煦没有动手,甚至连宣宗本人都不知道,而史书将这条大罪加在高煦的罪状中,我意觉其轻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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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0:57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接72

  汉王高煦的信息似不应那样迟慢,错过实施“斩首计划”的绝妙机会;如果能抢在嗣皇帝抵京前将他“定点清除”掉,那空置的皇位差不多到手一半了。

  自从永乐十五年被贬到乐安,高煦即一蹶不振,但他壮志凌云不坠,野心摧折而不死。据《宣宗实录》讲,朱棣北征晏驾时,高煦之子瞻圻正在北京,积极地充当汉府的谍报员,“凡朝廷所设施,皆潜遣人驰报高煦”,一昼夜间,出京快马竟达6、7拨子之多。高煦也派了数十批人,在京潜伏伺察,想必其中有不少草上飞,可将京城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乐安。可是高煦如此劳碌,竟仍是后知后觉。俗话说,不见鬼子不挂弦,可鬼子(朱瞻基)都过去了,游击队还没把弦儿挂上。想来高煦老弟一生辛劳,最终只落得一场空,史官们就该寻他开心,把他当个小丑般编排,耍得他团团转。

  官史还说,高煦父子在京安插密探的事,已被仁宗侦知——用现代谍战片的话说,这个汉记交通站早暴露了。有人向仁宗建议:“乘其(高煦)谋未著,发兵擒之,易耳。”然仁宗皇帝不仅不听,反而待二弟加厚,写信把高煦召来,当时就给他加了一倍的岁禄(即享受亲王双俸),所赐宝物,动以万计。

  这仍是史官的故伎:刻画坏人,不过为了哄抬“圣君”的物价。前文已略略透出一点信息,指出仁宗并不是一个胸怀宽广、以德报怨的大善人,如果他对高煦有所优容,那也应是别有考虑;对这位10来年里,处处与己为难、时时施放冷箭的弟弟,他能有什么纯爱?

  瞧,高煦父子你来我往,快马加鞭,探子们像动车组一样来往穿梭,谋反宛如演剧,锣鼓蹦了个嚓,开锅一般热闹。如果确有其事,史官不是在史书上信笔涂鸦,而是据仁、宣父子所掌握的密报写成,那么高煦已陷入朝廷特务的重重包围与监视之中。这些特务都是谁派去的?我不说了。

  朱高煦身处险境,犹懵然不知,真是大头爸爸的原型——冤大头。还谋什么反嘛!
  朱瞻圻是高煦的次子,既然被父亲安插在京里作密探,各位一定以为他最得父爱。其实不然。瞻圻在永乐时,就因为高煦杀死他的生母,而对父亲报有极大的怨愤,屡次奏发父亲的过恶,且都是“外人所不得闻者”——大概是些宫闱秽史吧。

  对此,高煦异常恼火。当他应兄长之召入京时,就趁机把瞻圻前后所报朝廷之事数十纸,全数上缴朝廷,揭发儿子挑拨父亲与伯父(亦即宗藩与朝廷)的关系。在这些密报中,瞻圻多次向父亲拉警报,说朝廷正在讨论发兵攻打乐安。

  “哪有此事!”仁宗非常生气,把瞻圻叫来,当面指责他说,“你凭空就能离间我兄弟,何况他人!”

  “我是他父亲,这逆子尚能在大行皇帝(朱棣)前谮毁我,何况陛下?”高煦决绝地道,“其罪当诛!”

  作父亲的竟然主动请求处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对父子可谓恩断义绝。如果仁宗并没有削除汉府的计划和行动,而瞻圻却故意向其父透露这样的风声,就是在诱使父亲谋反。他大概想通过推动其父造反,然后被诛,假朝廷之手以报他生母之仇吧!

  但仁宗表示:“稚子不足诛。”没有处死瞻圻,而是罚他到凤阳看守皇陵。

  实录中这段文字不知是哪位高人写的,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不知所谓。前面他写瞻圻与高煦两地书来往频繁,简直就像拿到了他父子同谋叛逆的实据。搞了半天,结果瞻圻使的是离间计,为的是害他的父亲。待高煦在仁宗面前剖白,似乎平反昭雪了,可下文又写道:

  “高煦既归国后,有自乐安来者,往往在下私语高煦有反谋,独未有闻于朝。”

  原来高煦还是要反的。可是,连高煦儿子之言都不可信,这不知姓甚名谁的乐安来客,和他的“私语”,又有几分可靠?总之,朱三王爷谋反,多无实据,全凭史官掉一支笔,“信笔开河”,反正我是被史官大老爷弄糊涂了。

  瞻圻离间计破产后,仁宗曾痛心地斥责他:“你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此言出口,仁宗的内心一定阵阵紧揪,感到深深的苦楚。昔日他监国时,“处父子兄弟间谗构”的,不正是面前这位正遭受循环报应的二弟吗!

  瞻圻以子谋父,悖逆不道,除了杀母之仇,还可能与他父亲高煦一样,因为得不到储位而沮丧。我查了一下实录,高煦的第一个世子名瞻壡(朱家瞻字辈的孩子,名字的第二个字都带一个土,壡字同睿),在永乐时册立。但洪熙元年七月,高煦派世子来赴仁宗之丧,世子却名瞻坦。我怀疑瞻壡去世了,瞻坦是新册立者。瞻圻排行老二,他母亲为高煦所杀,应该是身份较低的婢妾,瞻圻当为庶出。庶子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但瞻圻毕竟年长,眼见世子之位旁落到小弟弟身上,心有不甘,故而对其父愈加不满,就想取父亲的脑壳出气。

  高煦生了这样一个来讨债的逆子,真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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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1:5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3

  朝廷准备对汉王高煦动手,早在宣德元年就有迹可循了。

  这一年是宣德建元之年,在正月元宵节前,高煦遣人来献灯,被宣宗不客气地回绝了。从宣宗的复信来看,似乎高煦每年新春、元宵、端午三节都会“重烦劳费”,派人来京贡献礼品,礼貌甚是周到。有人对宣宗说:“汉府所遣之人,不过以进献为名,其实多是来窥瞰朝廷虚实的。”宣宗答道:“我惟推诚以待之耳。”其实已起了很深的怀疑,故回信不让汉王再派人来行礼了。

  宣宗岂会忘情于这位二叔过去对他父子的倾轧?当年将高煦撵到乐安州时,朱棣曾经对他说过:“凡是会危害社稷的人,你当为社稷除掉他。西周初年,周公杀掉叛变的弟弟管公、蔡公,人们不责他以兄杀弟,反称赞他为圣人,就是这个道理。”朱棣说这话时,仿佛镜子里的那位古人周公就是他自己,当年他起兵“靖难”,不是也说要做周公吗?

  说实在话,朱棣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你不知我不知,唯有天知。若问我的愚意,我是要狠狠表示一下怀疑的。朱棣做了一回周公,已然不堪,岂容他的孙子再做周公?祸起萧墙,同室操戈,不是美事。然而官史编造这样的记载并非无用,至少有两大妙用:第一,显示皇祖对仁、宣父子是坚决支持的,绝无偏爱高煦、高燧之事;第二,为宣宗即将展开的灭汉行动正名,以表明:宣宗以侄灭叔,是受了皇祖爷爷指点的,爷爷早就说过:你这位叔叔迟早要叛变,到时候你去剿灭他,不必有任何疑虑,因为伟大的周公就是这么做的。

  史家常常就是这样替主子们打马虎、圆场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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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4:24 | 显示全部楼层
  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八月间,突然在乐安封地反了。

  事变来得异常突兀,据《宣宗实录》记载,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此前高煦频频向朝廷奏求品物,此番又遣使来求驼、马,宣宗命赐给骆驼40峰、马120匹,又遣太监杨瑛给汉府送去袍服和衣料。这两批使者出发后,有另拨公差回来的使臣对宣宗说:“汉王反迹已彰,汉府护卫官军四出劫夺,百姓惊惧。”宣宗道:“朝廷待汉王,无所不及,按理说不应遽尔呀!”(请注意,这句话大有名堂,宣宗说,我对汉王那样好,他不应该反得这样快。其潜台词是:汉王是个反贼的命格,我对他好,他还反得这样快,太没良心了。原来宣宗之所以好意对他,不过是羁縻他,请他慢些反)

  很快,军民上告高煦反状的越来越多。送驼马、袍料的两批使者,不敢再赴乐安,逃回京城。宣宗大惊道:“难道汉王果然反啦?”

  高煦派人秘密进京,联络旧交,以作内应。其中一个叫枚青的余丁,来到太师英国公张辅的府上,被张辅当场擒拿,连夜奏闻。宣宗亲自审问枚青,得到高煦谋反的事实。
  (注:明代卫所制度下,军户之家都要出青壮当兵,其余男子则为余丁,是在军者的替补。想必这位枚青与张太师有些瓜葛,否则怎么会请这样一位没身份的人来劝当朝太师内应造反呢?)

  这时风声愈急,山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即“三司”)以及所属府州县及真定等卫奏报纷纷而至。御史李濬是乐安州人,因为守父丧,在家居住。高煦招他一起反,李濬不从,化名改姓,间道诣京上变。

  朝廷“这才”得知,原来数年以来,高煦都没有放弃非分之想,日夜谋议,在乐安城中造军器、铸火器,籍州民丁壮为兵,破州县之狱,出死囚而厚养之,以为死士;还在周围州县召集无赖勇士,赐以银币,将他们编成行伍,授以旗号,练习武事;高煦还暗结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为助,旁近卫所及有司官员亦多趋附。

  高煦反旗还没插,先已大行封拜:“伪署太师、都督、尚书、侍郎等官,皆定择日举事”。高煦的计划是,先攻取山东会城济南,然后聚兵犯阙。与此同时,山东军民告变者日集阙下。如此看来,“汉逆”谋反,是确实无误了,宣宗始命整兵,做一些必要的军事准备——“而犹未决意讨之”。

  宣宗不得不当周公了,还要先婉曲一番,他写了一封信,派司礼监太监侯泰送给高煦,信中说:“昨护卫余丁枚青来言,说叔父有督过朝廷之举。予诚不信,怀疑是小人离间,不可不告。”

  高煦兴问罪之师向阙,宣宗用了“督过朝廷”这一委婉的说法。他表示:我不信,这一定又是小人离间(——离间这个词已出现得太频繁了)!书末愈笃情谊,说我皇考仁宗的至亲,只有汉、赵二位叔父,我自即位以来,对叔父如何,神明可鉴。但今小人离间,军民惊疑,朝廷略为之备,也是没有办法。昔日皇祖(朱棣)宾天之初,也有小人造诬罔离间之言,赖皇考与叔父同气至亲,彼此无疑,小人奸计竟不能行。今此辈又欲离间我叔侄,惟叔父鉴之,国家之福,亦宗室之福也。

  不知这小人是谁?哪来这许多小人?大概这是宣宗欲行伐罪之师,向高煦索要“小人”的舆论准备吧。请注意,中国的文化是很矫情的,明明骂槐,偏要指桑,一点都不直爽。好比当年朱棣明明造的是建文帝的反,他只说“清君侧”,向朝廷索要“奸臣”。与此一理,宣宗要向叔父动手了,先向他身边的“小人”问责。高煦要老实,乖乖交出小人,再由小人牵扯出高煦父子,此不为难;他要不肯交出小人,则朝廷“只好”用兵,逼他交出来。

  侯泰到了乐安,高煦盛兵以见,南向高坐,看过侯泰所呈皇上书信,说道:“朝廷知我举兵吗?”侯泰道:“虽许多人这么说,皇上以殿下为至亲,固然不信。”高煦道:“你是旧人,应该知道我举兵之故。”侯泰道:“我实不知。”高煦道:“太宗皇帝听信谗言,削我护卫,将我徙置乐安州。我大哥仁宗皇帝不复我护卫,不改封我大城池,只拿金帛封我的口。而当今皇帝对我更无顾惜,开口闭口都是祖宗旧制,我岂能郁郁永居于此?”于是请侯泰阅兵,遍观其军马兵器,且得意地说:“虽以此横行天下,有何不可!”

  “我已遣书入奏,”高煦对侯泰说,“你速速回报,急缚奸臣夏原吉等来,然后再议本王之所欲得。”高煦也向宣宗索奸臣,要清君侧了。

  这时一旁有人来报,说朝廷遣人来送驼马及袍服,使者行到半路,都惊怖逃走了。高煦大笑道:“我固知其怯,今朝中必胆落矣!”侯泰心中惶惧,唯唯而已。

  等他还朝,宣宗问汉王何言,治兵何如,侯泰已怀二心,不敢以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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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3:58: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三雄争嗣

  二 同气相残

  74

  八月六日,高煦遣百户陈刚赍奏来京,高煦的奏文中对仁、宣父子都有指责,称仁宗皇帝不当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赐与文臣诰敕、封赠,又说宣宗不当修理南巡席殿等事。

  各位看官,请恕我又要生疑了:我真不信,朱高煦封的那些太师、都督里,竟没有一个像样些的人才。人的一生,有多少机会“指斥乘舆”(乘舆是皇帝的代称,如谓车驾、銮舆、龙舆等皆是),若是我,拼了吐血,也要写一篇可比骆宾王大骂武则天的豪文,岂可如此敷衍?如高煦所上“反疏”,拘泥迂阔,只纠缠于文臣诰赠、修理席殿这等小事,好无眼量!想来高煦的檄文,一定是一篇长文,对侄子皇帝的种种失德以及朝廷的过失大加指责,肯定有更厉害的猛料,而这正属官史不容的违碍字眼,只好屏蔽、过滤,或概予剿灭了。

  宣宗是一位纨绔的“官四代”,他斗蛐蛐、玩鹰犬,宫廷讳事极多,并派出大批太监,到地方及外国征索各类奇好玩物,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高煦要抓他的小辫子,其实并不难。过去为了将宣宗涂饰为开创“仁、宣之治”的圣明之主,将这些劣迹都精心掩盖了,如果能找到高煦这份向朝廷挑战的檄书,一定能从被覆盖的历史硬盘里恢复许多真实的材料。

  高煦数落了朝廷一通,然后学他父亲,开列出一张以户部尚书夏原吉为首的奸臣名单,要求朝廷将他们交出来,不然就要率军上京,亲自向皇帝索拿君侧之奸臣了。

  高煦还请人写了一篇给在京公侯大臣的公开信,再次对宣宗及其亲信“奸臣”的行为进行了指斥,“造诬饰诈,极其诋毁”——看,我没疑错吧,高煦果然有“极其诋毁”之词,全被官史消灭掉了——高煦还危言恫吓,说汉军已分兵要害,以防奸臣之逸。而从后来高煦在乐安城里束手就擒来看,这最后一条纯属宣传攻势,是战争中的心理作战。

  高煦的反书都来了,还有何可疑?宣宗遂命兵部榜示中外,决定亲征,命英国公张辅随军参赞军中机务。张辅是明初四朝名臣,他和他父亲张玉都是靖难功臣,张玉在靖难之役中战死,被追封为河间王。张辅初封信安伯。因为他的妹子是永乐皇帝的妃子,故而张辅是勋臣兼戚臣。于是有人“提意见”了,说张家父子功高,张辅只受封为伯爵,是皇上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有意压抑了对他的封赏,这是“以私亲之故而薄其赏”。这样的“批评”,真是讨人喜欢。朱棣也很高兴,马上从谏如流,加封张辅为新城侯。永乐四年,张辅率兵平定安南,改设交阯布政司,使明朝又增加了一个行省。朱棣大喜,在张辅凯旋还京之日,进封他为英国公。所以张辅世袭的公爵,与一般靖难功臣不同,他有实实在在的开疆拓土的大功。

  张辅已通过擒献汉王派来的联络员,获得了宣宗的信任。前文说到,高煦主要代表了靖难功臣的利益,他在燕府旧人中拥有较多的支持者(包括明的和暗的)。张辅大概属于不太公开的支持者吧(或者并不那么隐秘,但因为张辅最后投向了光明,朝廷既往不咎,史书对张家与汉逆的旧谊也便一笔抹去),否则高煦怎么会在造反时派人和他取得联系呢?只是张辅非常英明地将汉府来人擒拿献上,果决地斩断了与汉王的关系——真不愧为英国公!

  现在张辅听说皇上要亲征汉王,就主动请征,他说:“高煦徒怀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他的部下悉非有谋能战之人。愿假臣二万卒,保为陛下擒之,不足仰烦至尊。”张辅表示了对高煦的轻视,说只消2万兵马,就可以将高煦手到擒来。

  “任卿一人,足以擒贼。”宣宗首先对张辅的忠诚与热情表示了肯定,然后说道,“但我新即位,小人多怀二心,我若不亲行,不足以安反侧。朕行决矣!”

  于是中外戒严,分遣诸将,严北京各城守备,下令九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细,自首准许免罪给赏,并敕各处守帅以兵从征。为了防备高煦明着向北进犯京畿,实则向南袭取南京,特命指挥黄让、内官谭顺等往淮安,同总兵官平江伯陈瑄一同镇守。此举有2个作用,一则淮安是南京门户和运河枢纽,关系重大,一则监视主管漕粮运输的陈瑄,害怕他再来个临江倒戈,那危害可就大了。

  可见,20多年前的靖难之役,给了当政者深刻的教训,宣宗亲征,正是鉴于建文朝廷对其祖父燕王动手太迟,致其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如果建文帝在决策削藩后,能以惊雷之势,毫不犹豫地对燕王动武,势力尚还弱小的燕王根本无法抵御。宣宗深知,他与建文帝一样,登基未久,人心未附,而叔父汉王在朝颇有关系,他又是征惯战之人(而不是如张辅所说的“素怯”之人。张辅是受过高煦勾引的人,他为了自白,不得不那样贬低高煦),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师老兵疲,搞不好局势会逆转。好比他亲信的司礼太监侯泰,一见高煦的军容,就吓得不敢说真话,心里已经存了骑墙观风的私念。亲信贵近如侯泰者都如此,其他在朝或地方官员,更不必提了——这是决不可轻忽大意的。

  宣宗亲征,实是高明之举。但能看透这一点,却是大学士杨荣。因为是杨荣首发亲征之议,他说:“高煦以为陛下新立,必不亲行。今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

  八月初八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太监刘顺(朱棣入京之时奉命“清宫”的太监刘通的弟弟,他哥俩都是靖难功臣)将兵2万为先锋,先行出京,只隔了一日,宣宗车驾启行,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乐安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锋部队出发的前两日,即八月初六日,南京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是一次灾异,还是一次祥瑞?当时人谁都搞不清,只有当成败已定,一家欢喜一家愁时,才可由史家摇笔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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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5 14: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据记载,高煦立有五军: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乐安州知州朱恒后军,诸子各监一军,高煦自将中军。世子瞻坦居守,指挥韦弘、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请注意,其中姓韦的,都是高煦王妃韦氏的娘家人。

  可不得了,一旦天下打下来,又是一帮彪炳千秋的人物!

  各位试想,如果你是朱高煦,当如何用兵?据官史讲,朱棣曾向仁宗解释过封高煦于乐安的缘由,他说:“乐安距北京数百里,但闻有异谋,可朝发而夕擒也。”此言虽不定出自朱棣之口(事实是,高煦受封乐安在永乐十五年,那时还未迁都,何来“距北京数百里之说”?),却也正确点明了乐安州作为造反据点的不利形势。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乐安(今滨州)局促于山东半岛一隅,北、东两面临渤海,省会济南在其南,运河要枢德州在其西,都是屯有重兵的大城。朱高煦蜗居于这样一座小城,以区区不足万之兵,欲转天扭地、吞日夺月,几有无从下口之感。

  若就朱棣所言乐安距北京不过数百里,朝发而夕擒的形势来说,朱高煦之成败实在一鼓之间,或一鼓而就擒,或一鼓而决胜。他的谋反大业必须靠奇袭奏效,而奇袭的基本保证则是行动的保密性和突然性。然而,从实录的记载来看,朱高煦却恰恰犯了保密不严的大过。汉家的兵马还未出城,山东、北直隶乃至京城,差不多半个北方,都知道他要反了,实录甚至说,“山东军民告变者日集阙下”——整个山东的军民百姓都知道高煦要反,并且迎向“光明”,主动向朝廷告发。因为实录形容人心相背,其词过甚,令人怀疑高煦造反的舆论,其实是朝廷卖力拉风箱,蒸出的一屉热气腾腾的馒头。如是,则高煦就是被逼反的了。

  高煦举起反旗之后的选项,其实非常有限。当宣宗率兵从京师出发时,曾问随臣:“你们看,高煦计将安出?”有人道:“必先取济南为巢窟。”有人道:“高煦过去不肯离开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宣宗听罢,说出自己的判断:“不然。济南虽近,然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汉府护卫官军的家都在乐安,有内顾之心,必不肯丢了家口,去打南京。”

  济南是山东第一座大城,离乐安较近,高煦占据济南,固然可营为巢穴,较困守乐安为有利,但高煦之志在天下,其意岂只在占山为王?且济南作为会城,城高兵众,不易攻取,高煦他老子当年都没啃下这块硬骨头。若仓促不能下,朝廷大兵已到,高煦将腹背受敌,首尾狼狈。至于随臣所担心的,高煦可能南下攻略京师(指南京。仁宗宣布南迁后,南京复为京师,北京为行在。直到正统初年,才正式定都北京),宣宗则认为,高煦的护卫官军,家都在乐安,朝廷大军一到,乐安必为齑粉。叛军岂肯放弃乐安,径趋千里之外的南京?

  “高煦外夸诈,内实虚怯,临事狐疑不能断。”宣宗道,“他今日敢于造反,不过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其胆已落,还敢出战吗?大军一到,必然束手就擒。”

  在这段正史记载里,护驾众臣皆是一群无主见之人,唯有宣宗一人自信聪明。其实亲征之计,正是作为随臣之一的大学士杨荣所献。这就像过去的宫廷绘画,画中人物都如虫蚁一般,唯有皇帝一人独大,如同蜂巢里的蜂后。所以我们读这段记载,只要知道,这是君臣帷幄内的讨论,只是史官摇笔时,刻意写成那样一个君圣臣昏的样子,以为宣宗是多么英明神武的一位君主。这是读史必须掌握的一个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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