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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第一个孩子懿文太子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的九月,即他的干舅舅郭天叙第二次进攻集庆路,兵败命陨的12天前。那时郭部刚刚渡江,战事异常紧急,郭军在江南的桥头堡太平路(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遭到元军水陆两路夹击,长江上的退路也被截断了。
  在如此危急的环境下,朱元璋坚持了大生产运动,长子朱标一生,随后几年里,次子朱樉(1356)、三子朱棡(1358)、四子朱棣(1360)、五子朱橚(1361)、六子朱桢(1364)、七子朱榑(1364)相继出世。这是出生在明朝建国前的7个儿子。
  渡江前后,朱元璋开始独立握兵。在亲生子没长成前,他主要依赖收养义子维系和加强对部队的控制。收养子女,如前如云,在元末群雄中蔚为风气,各有妙用。朱元璋收没收过养女,无据可查,但他的养子则非常之多,达20多人,如保儿(李文忠)、驴儿(朱文正)、周舍(沐英)、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王驸马、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元璋兵势的逐渐扩大。
  保儿、马儿、驴儿等,都是养子的小名,朱元璋还为他们取了大名,一概随他姓朱,以“文”字行辈,如沐英复名之前叫朱文英。养子们是朱元璋最为贴己的亲信,在军中相当于朱元璋的“亲身”,比徐达、常遇春等亲信心腹更近一层。养子到,即朱元帅本人到,养子们是活的尚方宝剑,他们常常被朱元璋派到军中,作为将领的副手,实际上担任着监军的任务。
  当然,养子毕竟只是一种“类血缘”或“超血缘”的关系,是他在亲生儿子长成前借以控制军权的过渡措施。在诸多养子中,朱元璋前期最依赖侄子朱文正,后期是外甥李文忠。
  朱家叔侄年纪相仿,从小还是玩伴,他到滁州来投奔朱元璋时,已是20出头的小伙子(李文忠于同年稍晚来投,但年仅16岁。有一说,说他只有14岁,是不对的)。在他的堂弟们长成之前,他是朱氏下一代中唯一可以依赖的骨血。为了让他握有军权(实际上是朱元璋自己间接掌控军事大权的一种形式),朱元璋特地强拆了原先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行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将元功宿将都调往新设立的“行中书省”(行政机构),而令年轻又缺失经验,资历亦浅的朱文正出任大都督,仿佛便是“天下兵马大元帅”了。明代任大都督一职者,唯朱文正一人。即便后来皇外甥李文忠掌管都督府,也只是任“提调都督府”的差使,而不再居“大都督”这样高的名义了。
  朱文正作为“朱家军”最为嫡系的核心人物,知道自己前程远大,最初也很用心追求上进。他在婺州猎得一会作诗的美女,自己不用,先拿来孝敬其叔。可能是方法不够婉曲巧妙,冲犯了要面子的朱元璋,可怜一个美女无辜殒命。朱文正不止用这种方式讨取叔父的欢心,他作战勇猛,踏踏实实地为朱家打天下呢。朱文正奉命镇守的南昌,位于朱、陈(友谅)二雄激烈争夺的前沿,他曾在数十万汉军的猛烈围攻下,坚守危城80余日,为鄱阳湖一战最终击败陈友谅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朱元璋曾问他想做什么官?他回答得很妙:“叔父将来成就大业,侄儿何愁不富贵?爵赏应先众人而后授私亲。”假如朱文正的下场不是那样败兴,这简直是可以传诸千古的一句名言。不知是哪位幕僚教的。显然朱文正在做了方面主帅后,幕下已积聚了一些人才。
  随着朱元璋连续生下儿子,朱文正由亲渐疏,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原先过高的期望渐渐化作泡影。朱文正又不是一个懂得韬晦隐忍的智者(如果把他派去进修一段忍术,或许大有不同),加上性格刚愎直鲁,心中有怨怼,就忍不住要说些怪话,甚至对叔父口出怨言。
  朱元璋当然无法容忍朱文正的悖逆,给他加了许多罪状,亲自赶到南昌把其抓起来,最后痛下毒手。朱元璋对这位侄子怀有很深的成见。后来他训斥文正之子靖江王朱守谦时,总不忘把朱文正过往的罪戾,如数家珍,一桩一件地列出来。如说朱文正守江西时,“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又骂他“不听朕教,累恶不知改,务在寅昏,出入同游者,皆是无籍小人,所游处不过强淫人妻女,强取人财物”。他还对侄孙说:你不要不信,你回去问你奶奶(即朱文正之母,朱元璋的大嫂王氏),你郡主妹妹的娘到哪里去了?告诉你吧,你妹妹的娘,就是你爹抢来的别人的老婆!那女人已经被俺收拾啦!——以上皆出朱元璋亲口,载录于《太祖皇帝钦录》里。
  这都是20年前的往事了,朱元璋的言语中毫无怜惜,愤愤不平犹然未消,足见他对朱文正是异常恼火的,死了这么多年,想起来还要多骂几声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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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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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的长子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九月五日,实录称其为“孝慈(马)皇后所出也”。《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补充了一点细节,说朱标出生在太平府富民陈迪的家里,其根据可能来自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
  毛奇龄参与过《明史》的修纂,《明史》的编写班子用抓阄来分配任务,毛奇龄抓到《后妃传》的一部分。毛奇龄在起草传文时发现,关于明代后妃的记载非常之少,一般只是些册封时间以及死亡祭葬等礼节,“而他无所有”。这也是啊,除了我们今天了无忌惮,古人谁敢把“宫闱秘史”写成畅销书?东厂、锦衣卫一来抓,就是妖书、诅咒啊!所以古代妃嫔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就寝,哪个较勤快,哪个很懒惰,一个老公怎么分配?等等,皆不可知。今人写《甄嬛传》之类的作品,只好凭半分事实,九点五分想象了。
  毛奇龄的办法是,以实录为本,同时“取外史所记与实录稍不符者,草成应之”。所谓“外史”,是相对于官修的正史、国史而言的,即稗官野史笔记等私家著述。说白了,就是多采野史的材料。野史就比较丰富了,如实录只记载了朱标的生年及月日,而《彤史拾遗记》就写到了朱标出生前后的一些具体情况。
  它说朱元璋率部渡江时,将士家属与辎重都留在和州,是轻装飞渡。马皇后担心水路随时会断绝,她没有同朱元璋商量,果断地率领部分妇孺渡过长江。此时她已经身怀六甲,渡江后,就在繁昌富户陈迪家生下长子朱标。而不出她预料,元将阿鲁灰、蛮子海牙随即截断姑孰口,袭据采石矶,民兵帅陈埜先属下水军康茂才部亦巡行江上,江之左右遂“道中梗”。经过多次激烈的争夺,直到次年二月,击败戍守采石、天宁洲的康茂才,江路才恢复畅通,郭部将士妻子及辎重得以全部渡江。
  从以上记载来判断,马皇后只是率领朱家嫡系“老营”渡江,郭部其他将领的家属,恐怕未易托付给她。因为自郭子兴死后,郭家军虽然没有解散,但各部互不相下,差不多都自行其事了。
  繁昌为太平路(太平府)属县,陈迪是该县富户。关于陈迪,实录仅记一事,说他在朱元璋渡江占领太平路之后,曾有进献金帛之举。马皇后在他家生子,倒不是没有可能。
  马皇后于戎马倥偬之中生下皇长子朱标,在接下来的6年里,又接连生下4个儿子和宁国、安庆2位公主(一些书想当然地说马皇后不能生育,是因为不知道她还有2个女儿)。在明代的官书和一般人的认识里,马皇后诞育了最长的5个皇子,即长子朱标、次子秦王樉、三子晋王㭎、四子燕王棣和第五子周王橚。他们是朱元璋的嫡子,其他皆为妾侍(妃嫔)所出,都是庶子。在古代,由于涉及到继承权问题,嫡庶的界限是非常鲜明,甚至是不可跨越的。这不单是中国的国情,在西方也一样,在嫡庶、长幼的关系上,法律有明确的约定。中、西方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家族的一切利益均向“嫡”和“长”倾斜。所以在西方近代史上,大批出身贵族,却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都跑到海外殖民发财去了。在这方面,中国不如西方之严,次子及庶子们都可以从上辈积累的财产中分一瓢羹,使大家族愈分愈小,很难积聚起巨大的财产。这种继承制度,对中西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话说朱元璋很照顾孩子们的继承权,不仅要保证他们能分到一瓢羹,还要管饱。所以他生了那么多儿子,全部封王,而且王的儿子也都是王(长子为亲王,余子为郡王)。这样蛋生鸡,鸡生蛋,明朝的亲王数经常性地保持在五、六十人之间,而郡王则过了百人,郡王以下的将军(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中尉(镇国、辅国、奉国中尉,同将军一样,都是专封宗室的)则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山西有一位宁化王,这位朱,比猪还能生,居然生了100个儿子,除了长子继承藩王之位,其他99位,全封为镇国将军。在理论上,只要是“猪窝”里爬出来的,不管他的血缘与皇室有多远,最次也能捞到一顶奉国中尉的帽子,从而领取相应的俸禄(之所以说理论如此,是因为到明代后期,大量“贫宗”无法支付请封、请名的相关费用,终身无封,甚至没有赐名)。朱元璋的做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充分暴露了他的自私与颟顸。
  朱元璋这么做,并不仅仅出自舔犊情深,他利用手中巨大的权力,试图依靠这种可笑而荒唐的分封制度,去攫取、控制全国的军事和经济大权,使天下亿兆之民都来奉我朱姓一家。朱元璋在儿子们稍稍长成(一般都在16、7岁),就把他们派到各地为王,这些迅速繁衍的藩府,相当于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据点和碉堡,他们的任务是共同“藩屏王室”,维护朱家天子的宝位。
  各位看官,扯一句闲话。古今中外的政府,不管它是君主制、民主制,抑或寡头政治,都不过收百姓之税,理百姓之事,敌人来了,派兵迎战,大水发了,派民夫去筑坝围拦,你来打官司,他来主持一个公道……这都是行其当行之事,只看他收税多,还是办事多,亦或只收税,不办事,还专门害民。哪里扯得上爱国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一定要往“为人民做奉献”上靠?又何必庸人自扰,喜欢听人唱什么进而忧国,退而忧民的高调?好像大家都忧郁症发作似的。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靠这些概念和模版竖起来的模型和偶像太多了!朱元璋杀人,过去不是有人说他打击地主,澄清吏治,保护民生吗?这些词儿,都不过是些帽子,我们中国人好像都是做帽子的出身,习惯给别人戴帽子。比如我写个贴文,不过是我自己做作家的奋斗,却有好心的朋友,说我写正史,是为了反击网上的胡编乱造,“想对历史多点正说,少点戏说”。各位,这又是一顶帽子!虽然好看,恕我不敢收。
  我们读史,不如就像我们观察、议论身边的芸芸众生,把这些人物只当个“人”来看,剖其血肉,察其肺腑,多了解一些他的欲望,看他是控制自己的欲望,还是令其欲望恣肆如汪洋?千万不要像个孩子,见人家循套儿写了一首忧思的歌,就以为他有着深沉的对人民的爱,对其大唱赞歌。你要如此,我也只好无如之何,但我肚子里会喝一句: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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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学者王世贞,熟知典故,他曾编过本朝诸王表,采取的仍是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燕、周四王为马皇后所生嫡子说,本文称之为“正说”(当然,正说未必就是正确的)。但细心的王世贞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已发现有异说,他看见《皇明世系》一书,该书称朱棣与周王朱橚为马皇后所生,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为诸妃生。此一说王世贞已无法考证其是或非,只能备书存疑。
  另外还有一位与王世贞同时期的人,名叫郎瑛,在他写的《七修类稿》里,也提到自己看到过一种“鲁府玉牒”,其中也说马皇后只生朱棣与周王橚。
  “鲁府玉牒”应是鲁王府所藏玉牒,即皇室家谱。《皇明世系》一书作者不详,现在也已失佚,该书既然称“世系”,当然也是一部记老朱家家世谱系的书。
  明代人称皇室家谱,一般径称玉牒,由宗人府根据历年档案,若干年重修一次。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玉牒,名为《天潢玉牒》。该书奇怪的是,它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讲朱元璋起家、建国的历史,仿佛明太祖的传记,只在文末附记了朱家的不完整世系,比如没有记载太祖的妃嫔、公主及其所出,也没有记载太祖的孙辈、重孙辈的龙子龙孙们(在《明太祖实录》里,对朱元璋孙辈的出世,都是有记载的)。对于此书,经学者考证,认为成书于永乐初年(称朱棣为“今上”),作者是永乐初的阁臣解缙(该书的5个版本中,有一个写明其作者是解缙)。对于其真实性,没有人表示怀疑。我也搞不清它是真是假,只是觉得较为可疑,它看起来不像一部玉牒,更像是《孝陵神功圣德碑》的文字版。
  《天潢玉牒》今存本不少,如《国朝典故》《纪录汇编》等丛书均收有收录。但在朱元璋头5个儿子的身世上,记载并不一致。一者如明人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所载,为便于读者阅读,我对原本稍作处理——

  皇子24人,第四子今上(朱棣)、第五子周王,马后所生也。
  长懿文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晋恭王,诸母所生也。
  第六子楚王、第七子齐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九子鲁荒王、第十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十八子谷王、第二十二子唐王、第二十三子郢王、第二十四子伊王,皇妃所生也。
  第十一子湘献王、第十三子肃王、第十九子韩王、第二十子沈王,皇贵嫔所生也。
  第十四子辽王、第十五子庆王、第十七子岷王,皇贵人所生也。
  第十六子宁王、第二十一子安王,皇美人所生也。

  这本《天潢玉牒》说马皇后只生了老四燕王、老五周王,唯有这哥俩是嫡子,而老大懿文太子及老二秦王、老三晋王,都是“诸母所生也”,也就是庶子了。
  其他王子则为皇妃、皇贵嫔、皇贵人、皇美人所生,记载相当简略。与《皇明世系》与“鲁府玉牒”同。此本的一个疑点在于,它说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为“诸母所生”,为什么把这三位单列出来,难道下列皇妃、皇贵嫔等不都是“诸母”(即妾、庶母)吗?其中似有蹊跷。
  关于朱元璋诸子的身世,一共有4种异说,以上是其中第一种,即马皇后生朱棣及周王,其他诸王皆为庶子。见《天潢玉牒》之一种,及《皇明世系》、“鲁府玉牒”。
  此说最骇人耳目之处在于,一向根红苗正的懿文太子朱标竟然不是嫡子,非马后所生!但众所周知,朱元璋在“祖制”里明确提出嫡长子继承制,朱标作为皇长子,先被立为吴王世子,在开国之年即被立为皇太子,二十五年间,其地位从未动摇,即便他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后,朱元璋也没有从其众多的儿子中另择继承人,而是册封朱标的嫡子,亦即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标嫡子的身份甚明。假如只有朱棣、朱橚为嫡子,朱元璋怎么会公然违背己说,立庶子为储君呢?这两位都生于朱标被立为世子,即确立其继承人地位之前。况且实录还吹牛说,朱元璋夫妇是那么喜欢第四子朱棣,要是朱棣才是嫡长子,立他为嗣,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此说太不通,难以使人信服。
  《天潢玉牒》的另外一种本子,其记载与实录相同,持“正说”,即朱元璋的头5个儿子,都是“高后所生也”。
  一本书,何以会出现正、异两种不同的说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异说本”《天潢玉牒》“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清代学者也不取此说,认为出自编者(即解缙)的谀词,是不可信的,所以《明史》的立场是持“正说”。清人夏燮在《明通鉴义例》中也说,“异说本”玉牒是解缙“欲取媚”朱棣而擅自编造的。
  因为解缙还担任二修本《明太祖实录》的总裁官,人们怀疑此说可能也采入了《太祖实录》。第一稿《太祖实录》是建文朝修的,指斥燕王为逆党。朱棣自然不满,即位后立即下令重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监修官竟然是率兵“征燕”失败的大帅李景隆!但“监修”一般只挂名,具体负责的还是总裁、纂修等官。这一稿修改完毕上呈后,没见皇上有何反应,突然在9年之后,下旨重修,理由是监修官李景隆、茹瑺(忠诚伯)“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所谓心术,只能是关于靖难之役的,可能是实录里留下了对朱棣不利的证据。
  有一种说法,称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说解缙任意篡改世系,把懿文太子说成庶出,这太过骇目,他这么做,就是故意给皇上的身世留下罅隙,以此来激朱棣之怒。朱棣果然盛怒,解缙失宠被杀,可能与他修史时自作聪明有关,也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朱棣被人提醒后,恍然大悟,于是命再次修改实录,复又承认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是马皇后亲生的了。这就是今日所见之《太祖实录》的“正说”记载了。《天潢玉牒》也重修做了修订。然而几年间,《玉牒》已经多有颁赐和流传(如鲁王府所藏),抄不尽抄,这便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载,使朱棣改窜身世的秘密露出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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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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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文)解缙将众所周知的嫡嗣储君懿文太子降为庶出,而把今上皇帝朱棣定为嫡子时,为何一定要拉上一位周王朱橚呢?在第一种异说里,唯称燕、周二王是嫡出,余皆为庶出。
  奇怪之处在于,这位周王爷不是嫡子,不仅证据确凿,而且名声很大。说起此事,还与孙贵妃有关。
  孙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马皇后,洪武三年即封贵妃,“位众妃之上”。但天不假年,她只活到洪武七年九月就死了,年才三十有二。对于爱妃的死,朱元璋满心悲痛,追封她为“成穆贵妃”。按理,妃谥只应一字,“成穆”二字是逾礼的。朱元璋还做出一个创新性的举动,因为孙贵妃没有儿子(但生有3个女儿),他就命第五子朱橚“行慈母服三年”(为慈母服孝三年,三年丧期名曰“斩衰”,礼最重),东宫及诸王“皆期”(“期”为一年,指服丧一年)。
  过去的人家,妻妾多,对孩子们就有嫡母、庶母与生母之别。嫡母是这家主人的正妻,即爸爸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对皇帝就是皇后)。庶母是他的妾、小老婆,说好听点,也称侧室、次夫人(对皇家而言,就是众妃嫔)。生母是孩子的生身之母,她可能是妾,也可能连妾都不是,比如老爷在柴房里欺负的一位丫鬟,便宜被占了,孩子也生了,可始终没名没分。
  在这个大家庭里,嫡母身份最重,然而这只是宗法制度确立的地位,嫡母有没有威严,到底靠一家之主的老爷说话。有的老爷喜欢在外面偷吃,不顾家;或者在家里偏心眼,溺爱妾侍,夜夜只往厢房里钻,把原配晾在一边,这位嫡母就只有干着急,说话没有分量。但嫡母的财产权和宗法权,是得到法律保障的(尤其是在老公死后):只有嫡母才能进祠堂;老公做了大官,什么孺人、安人,乃至一品夫人的桂冠,只有嫡母才有资格戴;嫡母所生的孩子,在家族中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所以嫡母的好处,往往体现在老公死后;而狐媚小妾的好处,常只在老公生前,老公一死,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岌岌可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如果没生孩子,甚至可能被家里女主人“找媒婆领了,发卖出去”。这样的故事,在“三言二拍”里不为少见。如果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词来比喻,那就是:嫡母是单位的正式工,庶母的合同工,生母(无名份者)是零时小工。
  朝廷是万民的表率,宫廷所执之礼,对于天下百姓具有表率作用。朱元璋发动所有的皇子,包括作为嫡子和储君的皇太子朱标,一起来为庶母孙贵妃服丧,即“众子为庶母期(所有儿子共为庶母服一年之丧)”,这是前无古人、于礼无据的创例,是“哀礼”的创新——有之,自孙贵妃始。
  老五朱橚当时的封号是吴王,后来才改称周王。他要为孙贵妃“行慈母服三年”,也就是为贵妃守孝三年。
  何谓“慈母”?《仪礼》有释,先录原文,再做解读:
  “《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汝)以为子。’命子曰:‘女(汝)以为母。’若是,则上养之,终其生如母,死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
  这段话意思较为浅近,说一位妾没有儿子,一个妾生的儿子失去了母亲,作为家长的父亲就分别对他们说:“让他给你做儿子吧。你就认她作母亲吧。”两下一撮合,本不相干的庶母(父之妾),就成了慈母(即养母),妾生的儿子(庶子)要以母事之,死了还要守三年之丧。为什么要为慈母“服三年”,行最重的斩衰之礼呢?这是“贵父之命也”,因为父亲老大人就是这么安排的!——您看,古礼的着落点,往往在男权主义之上。
  这不单是附会“三礼”之一的《仪礼》的解释,朱元璋为了证明他理论的正确性,敕令儒臣编了一本书,名为《孝慈录》。这本书里明明白白记着:“子为慈母,谓母卒,父命他妾养己者。”说明孙贵妃在生前就与老五朱橚结了个对子,成为养母子关系,而不是孙贵妃突然死了,无孝子领衔哭丧,临时拉个皇子来充数。孙贵妃是“妾之无子者”,而周王正是“妾子之无母者”。换言之,周王绝非马皇后之嫡子,他不过是个没人疼的孩子,幸而得孙贵妃照顾了几年,不幸孙贵妃也死了。
  这从情理上也说得开。洪武七年时,马皇后还没有死,嫡母之子怎么可能降为庶子,给侧室去当孝子呢?还要“主丧事”,服三年之孝,就像过继出去一般。照常理,朱元璋要为孙贵妃择嗣,定然要从诸子中择一孤苦伶仃且俊美乖巧的孩子,怎会去夺马后所生之嫡子?他老婆那么多,孩子也多,完全不必去损害嫡子的利益。况且马皇后活得好好的,凭什么送一个儿子给别人去养?
  在传统社会,嫡庶界限森若壁垒,嫡子出继给庶母,可不是小可之事。服三年丧又是件极苦的差事,不仅苦(饮食穿着及婚嫁等事都会受影响,比如性生活、穿花衣服、吃大鱼大肉,都不行,结婚也得等一等),还须摔孝子盆儿,尽哀大哭,九叩八跪,呼天抢地,若其生母尚健在,瞧在眼里,真是尴尬得要死,大呼晦气。朱橚又不是一般小孩子,他在洪武三年封王,洪武七年时已经16岁了,虽然父命如宙斯之雷霆,不敢不从,但让尊贵的小王爷没来由地去淘这等晦气,让他心不满情不愿,也不是老父亲的本意呀。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朱橚这苦孩子早已认孙贵妃为“慈母”。《国朝献征录?周王传》就记载道:“周定王橚,秦、晋二王皆高皇后子。周王育于孙贵妃。妃卒,服以慈母斩衰三年,主丧事。”传记说“周王育于孙贵妃”,应是实情。至于说他是马后的儿子,这是沿习官方的说辞,则不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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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诸王身世之谜

  上接24,前文写到:在诸皇子身世的第一种“异说”里,唯把四子燕王朱棣与五子周王朱橚并在一起,合称嫡子,而将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这三位哥哥从嫡子的行列中开除出去。但奇怪的是,周王认孙贵妃为慈母,在贵妃死后还替她服三年之丧,他明明是庶子,而且是名气很大的庶子,朱棣若是冒嫡,拉这样一位人物来作伴儿,岂不是很愚蠢吗?有人推测,朱棣因与朱橚同母,他拉上朱橚,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总之,我们从皇第五子周王朱橚为孙贵妃服三年之丧这件事,可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周王小小年纪,已失其祜,她的生母应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自己从未对生母行孝,而慈母(即养母)豢养有恩,所以令他当孝子,一则知生母情,一则报养母恩;
  第二,如果周、燕二王同母,那么燕王也是很小就失去了生母,此小子亦必养于某宫,周王既养于“位众妃上”的孙贵妃,则年长些的燕王养于马皇后,应该也有可能。明末人张岱即认为燕王是庶妃之子,至于如何变成马后嫡子的,他断言道:
  “成祖(朱棣)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笔者注:凡有引文,下面都会用白话文作解释)
  “妊”指怀孕,意思是说朱家老四要生了,马皇后先装起大肚子,待孩子生下来,就当做自己身上滚下来的肉,仿佛是狸猫换太子故事的重演。但既然“事甚秘”,张先生如何得知?不过也是猜测之辞罢了。他大概意思是说,朱棣是一般宫人之子,被马后收养长大的。
  周王朱橚为庶母服丧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还出了书,所以内外都知道周王是庶子。明末清初人李清说:“从太祖让周王给养母孙贵妃服斩衰三年之丧来看,周王应该就是孙妃所生。”他怀疑周王就是孙贵妃的亲生儿子。不管怎样,周王应该是庶出,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天潢玉牒》等书将“今上”与周王绑在一起,到底有何好处?假如朱棣是冒嫡,那么他与庶出的周王认亲兄弟,对他相当不利。如果说解缙是为了献谀,故意贬低懿文太子的身份(由嫡子贬为庶子),这好理解;但是何以连已经去世的二兄、三兄秦晋二王也一并贬斥,都说成是庶出?又为何独爱周王,一定要将他与“今上”一起抬举为嫡子?有学者解释说,燕、周同母,朱棣咬定自己是嫡出,只好强扯了周王,一道改换门庭,投到马皇后的膝下。吴晗先生《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即持此说,但是他所举燕、周同母的证据存在硬伤,已为学者辨明,实为对史料的误读。
  这种怀疑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周王扮孝子的事,是写进了《孝慈录》、《太祖实录》的,不单掌管礼仪的官员,一般内外朝官都知道,不单朝官,宫廷内外谁人不晓?就是一班皇子,也都为周王的慈母服过一年丧,在丧礼期间,老五兄弟周王还是众王子的楷模,如依今日的情势,还要发动全国人民一起来向周王学习,或请周王上电视讲话呢。这么一位身世奇特的大名人,朱棣拉他一起来“升天”,突然摇身一变,孙贵妃的孝子变成为马皇后的嫡子,败露起来,岂不更快?此诚不可解也!
  傅斯年先生曾见一抄本,所记皆明代笔记,其中一条说其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马后所出。故建文帝削藩时,周王受责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战胜入京,与周王相持痛哭。其后周王骄侈,终为保全,恩泽所及亦最重。如果傅先生所记无误,则在明代时,燕、周二王同母而皆非马皇后之子的说法已有较广的流传。从实录来看,燕王即位后,对周王独厚,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周王好一点,并不一定能证明他们就是亲兄弟,这只是“合理”的推测,而非笃实的证据,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弄清楚。
  以上为诸王身世“异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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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异说,谓朱棣为达妃子。
  史家王世贞《二史考》引《革除遗事》说:“懿文、秦、晋、周王为高皇后生,而太宗(朱棣)为达妃子。”
  “达”,在明代主要指漠北蒙古人(分裂后为鞑靼、瓦剌与兀良哈三部),如达官、达虏等。朱元璋有一妃叫达定妃,该妃姓达,妃号为定,生第七子齐王与第八子潭王。《革除遗事》所说的达妃,显然不是达定妃,而是指一位鞑靼人妃子。
  此说与5子皆嫡的“正说”正好相反,唯将朱棣从5位嫡子中开除出去,还非常不客气地说他是“达妃子”,很有些“非我族类”之意。
  《革除遗事》记建文朝史事,其基调是同情建文君臣,故此说存在刻意贬低篡逆者的可能。但该书也不是无中生有,在明代中后期,关于成祖朱棣之母为达达人的传说,已经流布甚广(该书作者黄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甚至在蒙地都有流传(见下文),该说只是其中一个变种而已,且未指明这位“达妃”姓甚名谁。
  然而,大致在这一时期,达妃开始有了具体的姓氏,但仍不统一,有碽氏、洪吉喇氏及甕氏等多说。其中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影响最大。上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作《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引发了关于明太祖诸子身世的大讨论,吸引了好几位史学大家的参与(傅先生、吴晗、朱希祖、李晋华,还包括频频提供材料的陈寅恪、孟森等先生)。多数参与者均认为(除了朱希祖先生坚持“正说”),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不可能是马皇后,应定为碽妃。
  来历不明的碽妃,突然一下成了明成祖的生母,顿时名声大噪。朱棣为高后马氏之子,本无甚异议——“反此说之记载,大致皆原于明《南京太常寺志》”。这位碽妃就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颗石头便是明朝末年出现的《南京太常寺志》一书。
  太常寺是掌握祭祀的衙门,南、北二京都有太常寺机构,南京太常寺负责南京内府及孝陵、懿文太子陵等数处祭祀礼仪。“志”书,是记职掌及沿革之书。《南京太常寺志》不止一部,《四库全书》载入“存目”(指存其书名而不收其书)的,是在嘉靖朝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汪宗元所辑13卷本。一些作者误以为记载碽妃的就是这部书。其实不然,抛出成祖身世惊人内幕的,是沈若霖所著40卷本《南京太常寺志》,该书成于天启三年(1623),今已佚失。
  该书在明末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因为它记载了明成祖的生母为闻所未闻的碽妃,而定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生母为李淑妃(至关重要的周王,则阙载了),而可怜的马皇后,被剥夺了一切子嗣,变成“无出”了。——此为第3“异说”。

  虽然此前民间已有成祖之母为达妃的传说,但多数人还是相信成祖为马皇后嫡出的结论,想不到《南京太常寺志》这样一部记载祀典的志书,竟然爆料说成祖生母为不知名的碽妃,甚至连懿文太子都不是马皇后所出,令人惊愕,所以该书面世后,立即引起时人的关注。如何乔远在编《名山藏》时说:“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他说这两种书都有权威性,而记载抵牾,把这位历史学家也搞糊涂了,难以决断,便两说并存。
  谈迁在清初修明史,则完全接受了《南京太常寺志》的结论。如在他编纂的《国榷》一书中,建文四年载:“成祖,母碽妃。”该书“天俪”(天俪者,天子之俪)条,亦正式列入碽妃。虚无以考的碽妃在《国榷》这部名著里已被坐实了。
  谈迁的主要根据就是《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太祖孝陵(南京孝陵)享殿内众后妃的位序。
  过去宗庙配享是要排位次的(不单聚义厅要排座次,死人的位次也很重要),规矩是“左昭右穆”,即中间为祖先,其下左(东)为昭,右(西)为穆,依长幼尊卑之序排列,碽妃的地位是“穆位第一”,即位居右(西)列第一位。谈迁在所著《枣林杂俎?彤管篇》中列出了《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明太祖孝陵享殿内神主的排列顺序及与诸王的关系,图示如下:

  ———————太祖、马后(居中南向)

  ———西列———————— 东列
  碽妃(生燕王)———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晋王)
  ——————————皇□妃□氏(生楚、鲁、代、郢、齐、谷、唐、伊、潭王)
  ——————————皇贵妃□氏(生湘、肃、韩、沈王)
  ——————————皇贵人□氏(生辽王)
  ——————————皇美人□氏(生宁、安王)

  享殿里,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居中南向,诸王之母皆居下东列,唯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碽妃,独立于西列。这让脑筋里记得太子及秦晋燕周诸王都是马后嫡子的人,一眼瞧去,不禁怪诧:懿文太子原来不是马后所生,成祖也非马后亲生,马后膝下竟如此荒凉,没有一个儿子——盛亦太盛,衰亦太衰!
  谈迁也不是轻信《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祀典,但孝陵享殿深密,外人不得而窥,他曾经就此请教过看守孝陵的宦官,野外调查的结果是:“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看守孝陵的太监都说马皇后没有儿子,他们的说辞与《太常寺志》所记一模一样。该书内容得到孝陵太监的印证,应是极可靠的了。然而孝陵享殿的配位名单及其次序,何以与《天潢玉牒》不同?对此谈迁只是说:“享殿配位出自宸断(天子的决断),相传必有确据,而微微与玉牒牴牾,诚不知其解。”他也是好生疑惑。
  当时许多人对此事都很感好奇,例如《三垣笔记》的作者李清,弘光元年(1645)元旦这一天,他和礼部尚书钱谦益一起去拜谒孝陵。钱谦益是明末大才子,素称博学,写过《明太祖实录辨证》一文,是洪武朝史事的专家;他又是礼部尚书,祀典正是其管下之事。可是,李清和他说起此事,他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李清就建议,不如亲自去享殿查看,就知道《南京太常寺志》所记对不对了。这正中钱谦益下怀,于是两人祭毕,觑个空子,一起跑进享殿里做考证。掀开重帏一看,果然见其中的排位顺序与《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相同。
  太祖众妃神主的排列次序,不单孝陵享殿如此,南京大内奉先殿亦是如此摆布。万历十四年(1586)出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沈玄华曾作《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道奉先殿里“高皇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沈玄华指出,碽妃一人独立于西,是“成祖重所生”的缘故。
  可见,孝陵的配享状况,在万历年间便已如此了。
  碽妃之事,既载于职掌志书,其祀典布置,又为多人亲眼目击,证据力非常强,所以当上世纪30年代学界重新讨论明成祖生母之谜时,多数学者都认定成祖朱棣非嫡子,其母即为碽妃,几为明史学界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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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晚期之前,已有一些关于明成祖身世的异说和传闻,但影响都不大,自《南京太常寺志》这本书面世,人们便全像粉丝一样追随碽妃而去,多数人都相信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几乎再没人相信他是马皇后的儿子了。
  “《太常寺》志为官书性质,当无诞妄,此与传说不同。”傅斯年先生认为,“在此等互相矛盾而两方面皆有有力之史料为之后盾之时,只有一解可以通者,即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
  朱棣生于碽妃,养于马后,故自称嫡子。这是傅先生的观点,他解释说:碽妃之所以默默无闻,是因为她出身贱妾,所以声名“不彰”。
  在明成祖身世的讨论中,论者多引今已不存的《南京太常寺志》,以为可信的史料,却少有人对该志本身进行探究。其实这部书未必就是“官书性质”,其内容大有可疑。
  首先该志记载的孝陵享殿的配位太奇怪了,自洪武以来,没有哪位皇帝的享殿里会安排妃子的位置(一般只有正牌皇后的神主灵位,也只有皇后才能与皇帝同穴而葬)。道理很简单,有谁在祖庙和祠堂里见过妾侍(庶母)的牌位?而恰恰在太祖陵寝的享殿里,排演了那样一场热闹的大戏,一班妻妾齐上堂,左侍右立,让后人看了,不晕也要短路。难怪如此多的知名学者讨论如此之久,至今也没有把问题完全澄清。
  在定本《太祖实录》和“正说”《天潢玉牒》里,懿文太子以下5子皆马后所出,而孝陵享殿配位则完全相反,在这里他们都变成了庶子,马后则成为光杆女司令,昔日风光,一把伞似的,于此尽收。
  假如南京孝陵享殿及奉天殿里所供碽妃,确实是朱棣为了私祀其生母,所刻意安排的,那么享殿里只应列三人:他爸爸朱元璋、嫡母大妈马皇后(也许还兼养母),和亲生母亲碽妃。这才合理。他何必帮对头懿文太子等人张罗,把他们的母亲也一并供起来?他如果要污蔑懿文太子等嫡兄弟,何必把这么大一桶潲水,搁在他妈妈对面,不怕臭不可闻?似绝无此理!
  孝陵深邃的享殿里,其他那些妃子,好像都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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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妻妾争宠,一大家子人闹得死去活来,这是常态。莫说普通人,就是极厉害的铁腕角色,也常常被一屋子女人搅得头大。就好比那位让超级大国都怕的恐怖大亨本?拉登吧,大家都知道他有好几个老婆,大婆与小婆之间的年龄差距达到祖孙的级别。依一般人想象,拉先生一定把家里一群婆子调教得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灯一拉,屋里安安静静;拉登的大小老婆们就像他遍布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信徒一样,有决心,有勇气,随时准备为他做一碗“挂”面。这是拉先生后宫的秘闻,谍影重重,未知其详。但到拉登被美军刺杀,传闻就出来了,说拉登老婆是内鬼。原来拉家妻妾长期不合,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做老公的又不能摆布妥帖,老婆们忌恨他不能主持公道,其中一个就把他出卖了。顿时舆论哗然,原来拉先生晚年在做醋生意,天天醋风微漾,突然大作,拉拉登推醋缸里淹死了。一个巴基斯坦笑话还说,拉登被争风吃醋的老婆和一大群孩子整疯了,是他亲自联络美国海豹突击队对其展开突袭。看来恐怖主义可以用来挑战超级大国,却难以搞掂一个屋顶下生活的婆姨们。以前有一个贪官,指定一个最有“能力”的情人牵头,采用MBA的方式来管理他的情人队伍,情人们才暂时表示“情绪稳定”。而大多数贪官,只顾挣钱,忘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没抓紧时间去进修一门MBA课程,结果最后都搞不掂二奶、情人们(不合法的妾),被女人们像“拉灯”一样把他给拉黑了。
  妻妾活着争宠,死了照样争,也就是死活都要争。“死去元知万事空”,死了还争什么呢?还要争牌位往哪里摆,遗骨往哪里葬。
  我们知道,祠堂里的牌位不是乱摆的;在古代社会,祭祀制度是礼制的核心,“随便”这2个字可以用来做雪糕的牌子,“三礼”里可绝无“随便”二字。即便是皇帝,他若想随心所欲的乱来,搞不好就要像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一样,闹出纠缠多年不息的大风潮、大政争!
  然而,朱元璋孝陵享殿内,妃嫔们的配享之位,实在奇怪得很,就礼制而言,完全是怪胎。
  前文提到,关于诸王身世的种种异说,主要是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撩起的。作为记载祭祀典礼的职掌之书,应该明确记载所祀妃子的姓氏及其封号,但《南京太常寺志》却没有。当时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天潢玉牒》一书,对于众妃子,也只囫囵地写皇妃、皇贵嫔、皇贵人、皇美人生某子,一概无名无姓,也没有具体载明某妃生某子。其体例与《南太常志》大体一致。如果《南京太常寺志》所载的是孝陵祀典的真实记录,为什么诸位妃子皆阙其姓名及封号呢?朝廷每年花那么多钱办祭祀,孝陵祭祀每次都由南都大员亲自领衔奉进,您那些猪肉、羊肉到底给谁吃了,不整明白能行吗?这样含混而书,对于一部专载朝廷祀典仪礼的“官书”,是难以想象的。
  我怀疑《南京太常寺志》其实是抄录、改编《天潢玉牒》而成,而它的作者还不愿做考订的工夫,随便用一些“□”(阙字)来代替姓氏及妃号;他还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诸王身世的流传之言,或者也听信了守陵太监的话,对《玉牒》中的有关内容随己意做了改窜。于是这样一部“官书性质”的志书就出现了。
  其实朱元璋的儿子们,除了太子及秦、晋、燕、周5位皇子的身世出现异说,其他儿子的生母都是明确的(请参见前文所列太祖诸子及其生母表),只要稍加对照,即能发觉《南京太常寺志》与诸书记载多不合,且有明显的错误。
  《国榷》的作者谈迁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尤其指出:《南京太常寺志》将楚、鲁、代、郢、齐、谷、唐、伊、潭九王,说成一母所生,“亦奇”——这实在奇怪得很哪!
  这9位皇子并不同母,事实是:胡充妃生楚王,达定妃生齐王、潭王,郭宁妃生鲁王,郭惠妃生代王、谷王,刘惠妃生郢王,李贤妃生唐王。这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同姓诸王表》及郑晓《吾学编》中记得清清楚楚,部分王爷还有墓志作证。作为国家祀典,岂可如此马虎,将尊贵的“龙生九子”随便归口给一个无名氏(即“皇□妃□氏”)就了事了呢?
  朱元璋24个儿子(本来是26子,因第九子赵王杞及第二十六子皇子楠夭折,故除名不计,而第九子以下诸王排序均进一位),该志只记了20人,缺少周王、蜀王、庆王与岷王。皇子也能搞丢!尤其是周王朱橚,他与燕王朱棣的关系纠缠不清,最为紧要,在《南京太常寺志》里竟也不见其踪影。
  可见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是一部质量粗劣,漏洞百出的伪官书,而诸学者多不察,对其过信,奉之为宝书,这也是“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为人深信不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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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太常寺志》将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之母算在李淑妃名下,也是令人怪讶的。
  《天潢玉牒》中,对于太祖皇帝的众多妃嫔,只记李淑妃一人,这是因为李淑妃为朱元璋殉葬了,特留此一笔,以为表彰。
  《明史?后妃传》载有李淑妃,说她是寿州人,父李杰,洪武初北征,殁于阵。洪武十七年九月,马皇后三年之丧期满,李氏随被册封为淑妃,摄六宫之事;又被进封为皇淑妃,成为不是皇后的皇后。但“未几(没过多久)”,就薨了。
  《明史》所记的李淑妃,与《天潢玉牒》中那位朱元璋殉葬的李淑妃,她们是一个人。
  李杰战死后,归葬南京,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奉朱元璋之命,为他撰写了神道碑,碑题为《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
  碑文说李杰是寿州霍丘县(今属安徽)人,丙申之岁,渡江来投朱元璋,被划归到大将军徐达麾下听令。洪武元年,随徐达北伐中原,不幸于当年十二月战死。第二年,他的遗体被运回南京,安葬在聚宝山之南(李杰墓今在南京雨花台,已非原址)。李杰的夫人茆氏,封为太夫人。亲男二人,老大李文谅官中军都督府都督,次子李文忠,官旗手卫指挥。他的女儿,“今即皇淑妃”,也就是李淑妃了。
  据碑文可知,李杰卒年38岁,当生于公元1331年。丙申之岁,即1356年,那时朱元璋已占领建康(南京),李杰是众多从江北渡江前来依附的豪杰之一,时年25岁。
  李杰在明朝建国之初,只是中级军官,他生前所任广武卫指挥佥事,是正四品武职,宣武将军为从四品的武散官。据文物部门在李杰墓侧所立碑文介绍,李杰之女为朱元璋所纳,是在洪武十五年,即马皇后去世的那一年。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李氏虽然极得朱元璋宠爱,但没有立刻封她为妃。但李父仍然得到恩荫,被追封为镇国将军(从二品武散官)、都督佥事(正二品)。洪武十七年九月,马皇后丧满,才“除服”(脱去丧服,指丧期的结束),李氏立刻被册立为淑妃,并主持后宫事务,随后又进封为皇淑妃。
  李淑妃是朱元璋进入老境后所得的新欢,但她并非像《明史》说的,在摄宫事后不久就死了,因为《天潢玉牒》明白记载着,李淑妃是在朱元璋去世后的第六天,即龙柩下葬之日殉葬的。
  今立于李杰墓前的神道碑文虽为宋濂所作,但立碑时间则迟至“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宋濂死于洪武十四年,至此作古已17年了)。我怀疑“夏五月二十日”应为“闰五月二十日”之误(该碑文引自宋松华《明成祖生母之疑》,未见原文),因为朱元璋死于三十一年闰五月十日,此碑显然是李妃殉葬(闰五月十六日)后,为表彰其“义烈”,特地给她父亲新立的碑。李杰墓今天作为“明功臣墓”的一部分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是一座外戚墓。李杰本人生前官职不高,去世多年之后,因为妃子的恩泽而被追赠为都督佥事(死后所授官爵称之为“赠”)。据考察,李杰墓的规格颇高,其墓前石刻与生前封侯、死后追封国公的吴良、吴桢、仇成等功臣墓相当,这才得以跻身“功臣墓”,被列入孝陵合并项目,得到国家的保护。李杰的墓葬,很可能是在竖立神道碑时重新加修改建过的,其格局、礼制是大大超过他本人的实际地位的。
  李淑妃之父死于洪武元年冬,她本人在洪武十五年入宫,年纪应在17、8岁,则李淑妃大约生于元至正二十五、六年(1365,或1366年),卒年约为33、4岁。
  李杰在至正十六年(1356)渡江追随朱元璋,而太子朱标已于头一年出世,无论如何李淑妃都不可能是太子及秦、晋二王之母。《南京太常寺志》之说必为妄语。就像没有人会祭错祖先,国家祀祖之典不可能错得如此离谱。《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既然号称太常寺职守,其内容却如此荒唐不经,这表明该书并不是一部官修的志书,而只是民间“典礼”爱好者私纂的一部私史,而它的作者勤于抄写,对诸书载记甚至野闻故事,广收杂取,却惰于博考,失于明察,故该书是不足为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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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死后,殉葬者40余人,《天潢玉牒》只记李淑妃一人,这可能与她在后宫女性中地位最高有关。但在不明就里的旁观者看来,“这里面一定大有名堂”;忽又见一种版本的《天潢玉牒》,称懿文太子和秦、晋二王都是未知名的某位“诸母”所生,而南京聚宝山下李淑妃父亲的坟墓既宏壮且伟丽,于是好事者便产生联想,将太子等人擅自拨于李淑妃名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已确知的事实可以判定,《南京太常寺志》一书疑点重重,问题很大。若此书存疑,则一切关于成祖之母为碽妃的讨论都成缘木求鱼了。可是,偏偏热心的谈迁先生早去孝陵找守陵太监求证过了,李清、钱谦益两位先生还不辞劳苦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都得到肯定的印证:孝陵享殿中碽妃确有其人,且独立于西列之首。文献记载可假,深邃庄严的皇陵享殿是可以作假的么?朝廷祭祖大典,岂会胡乱请人来吃冷猪肉?
  坦白的说,我行笔至此,也有那么点“望墙兴叹”了。
  关于明成祖的身世,似乎任何见解,都难免左支右绌,无法给出完满的解答。有高明者或许会说:此事极易,只要打开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周定王4位皇子的园寝,看他们墓志上怎么说,不就解开迷局啦?
  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方向,我便顺着这个思路求证了一番。
  懿文太子朱标葬于孝陵之侧,其陵又称东陵。然而孝陵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二陵一体保护,恐永无发掘之期。秦愍王朱樉和晋恭王朱棡的墓地,已确知其址,但尚未进行考古发掘。周定王朱橚墓在河南禹州,已然发掘,并发挥古人的余热,开始卖门票,供好古者入穴探奇了。我们知道,周王橚此人非常重要,他与朱棣关系最为讳秘,对找到他的墓志我也抱了最大的希望。可是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周定王墓中,居然没有发现墓志。
  从现在发现的明代王陵来看,墓志应该是王墓中应有之物,如周王的弟弟楚昭王、辽简王、庆靖王、宁献王、唐定王,墓中都出土有圹志。但并不绝对,如鲁荒王、伊厉王墓中就没有发现墓志。有人怀疑,朱棣篡改史实,无所不用其极,竟连已经去世的兄弟们的墓志都不放过,一定要打开地穴,将书刻了他们生母姓氏的墓志“物证”取出销毁。假如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将来即便打开秦、晋二藩园寝,恐怕也找不到墓志。
  虽然几位王爷的墓志现在还没法考证,我倒另外发现一条新材料,或许能说明三皇子秦王朱樉不是马皇后亲生。
  这条材料见《太祖皇帝钦录》,其内容都是朱元璋的御笔文字,真实性非常高。我说的这条材料是洪武二十八年朱樉暴亡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谕祭文。近人俞平伯先生说:“那篇《祭秦王祝文》是很有趣的文字。祭文我见得很多,无非痛悼赞美不休,真真是‘肉麻当有趣’。至于把它们做得和檄文一般的……我想你们还没有见呢。”怎么叫檄文呢?原来朱元璋这篇祝文,竟像对着朱樉坟头宣读的一篇讨伐宣言(朱元璋经常做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有着惊人的创意和想象力),他对死去的二儿子说:“你虽然死了,你的罪过犹然显著,今天我就把你活着时造的孽,一条条、一款款列出来,你好生听着!”
  让我们摘其中一条,来领教一下老朱的自创体祭祀文吧。祭文第一条说:
  “尔居母丧,未及百日,略无忧戚,不思劬劳鞠育之恩,辄差人往福建、杭州、苏州三处立库,收买嫁女妆奁,孝心安在?”
  这一条是指责秦王“居母丧”不孝,说朱樉居丧还不到100天,就开始张罗他女儿的嫁妆,顿忘母恩,孝心大大的没有!
  如果秦王之母为马皇后,那么他居马后之丧的时间,应在洪武十五年八月(马后崩)至十七年九月(除服)之间。在这20多个月的守丧期内,不仅不能办喜事,当孝子的还要对外做出一个悲戚之状。
  朱樉生于1356年,洪武十五年(1382)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小伙子,就要嫁女儿了吗?
  似乎很不可能:朱樉纳妃是在洪武四年九月,其正妃是元朝的河南王王保保(即著名的扩廓帖木儿)的妹妹,并没有生子。洪武八年十一月又册卫国公邓愈之女为次妃。洪武十三年十月,皇第九孙,秦王之子朱尚炳出世。此子被立为世子(世子是亲王的储嗣和继承人,朱尚炳后来成为秦藩第二代亲王,即秦隐王),应为长子。马皇后去世时,朱尚炳还是个不到3岁的孩子,难道他的一个姐妹就要出嫁啦?我想,到朱樉要嫁女儿时,怎么也应该到了洪武晚年。这样说来,那个对秦王有“劬劳鞠育之恩”的母亲,肯定不是马皇后,当然更不可能是李淑妃。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位生育了秦王,且一直活得洪武晚年的女子,史书中看不到一个字的记载,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封号,至死不名。
  经考证可知,在号称嫡子的5位皇子中,至少秦王与周王都不是马皇后所出。受周王的牵连,燕王朱棣不是嫡子的可能也很大。晋王不详。而太子朱标应该是马皇后嫡出。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他牢不可破的政治地位(从吴元年被立为吴王世子,朱标始终处于储君的地位,从未动摇过)。如我们下文将介绍的,晋王与太子关系相当好,而与燕王关系恶劣,这或许表明,晋王朱棡与太子朱标,他们才是马皇后真正的嫡子。血缘上更为亲近,使他们在政治上结合得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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