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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朱元璋训子

  34

  懿文太子朱标,出生于他父亲率部渡江,建国大业发生重要转折的那一年。这个孩子的降生,让事业处于上升期的朱元璋欢喜极了,命人在山上刻下几个大字:“到此山者不怕无嗣。”其欣悦之情尽布于此。

  这孩子恍如福星降世,自打他呱呱坠地,朱元璋打江山就各位顺风顺水,一路好风,直把他送上金銮殿。他老子愈发疼他、栽培他,在他6岁时,就让他从著名儒士宋濂学经。13岁,爸爸称了吴王,他被立为吴王世子;第二年,老子做了皇帝,他也随之升一阶,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年他才14岁。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初夏病死,他始终是储君,是大明王朝的“国本”和法定继承人。

  须知,储君也是君,相当于期票,上面的巨额款项总是要兑现的,只不过要稍加时日。朱标作为皇太子,与诸王之间,不仅是兄弟关系,也是君臣关系。如前文所述,朱元璋经常在给儿子们的亲笔信件和敕谕中,强调他们大哥将来要做皇帝,将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帮助朱标确立其权威的一种形式。

  然而,朱元璋怎么也没料到,他花了近30年的工夫培养的继承人,竟遽然薨逝,先他一步走了。洪武皇帝老年丧子,仿佛一切都作了空,痛心不已。

  朱标死后,他恸哭不已,亲自穿上白衣服,为儿子服丧,也不再上朝理事。等到丧期终了,礼部官员请他脱去丧服,换上龙袍理政,“释哀就吉“,他犹然不忍。八月,朱标被葬于孝陵东侧(称东陵),待他百年之后,父子犹可相伴于地下。朱标得到的谥,为“懿文”二字,这就是懿文太子名称的由来。

  在性格猜忌残暴的严父的阴影之下,懿文太子稳居储位二十六载,恩爱始终不替,地位稳如磐石。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前朝的许多太子,如汉武帝的戾太子,隋文帝的废太子杨勇,居储位都不短,然而最终父子决裂,太子身败名裂。太子们的道路本来是光明的,可许多人到后来都没了下梢,要么乖乖被废、被杀,要么起兵反抗,抢班夺权,好像太子们的性格,都不喜欢走“正路”,而喜欢走歪路、邪路似的。
  其实这并非太子们的主动选择,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挨的那一箭,是他自己选的吗?太子们的路,是被种种复杂的情势逼他走上去的,作为个体,他自己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少。

  就说清朝的康熙皇帝吧,他的嫡长子胤礽刚满周岁就被立为太子,当年轻的玄烨把襁褓中的孩子抱在怀里,享受做爸爸的乐趣时,他想得到将来他会废掉这个胖乎乎可爱的孩子吗?不管胤礽怎么不争气,康熙不是素以“宽仁”著称吗?如何竟与太子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以至于两次废掉太子。有的皇帝发起狠来,简直不可想象,就是南北朝后赵的石虎吧,那是比朱元璋还残暴的一位主儿,他把自己的亲生崽太子石宣砍了头。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你就是处死他,起码也要给他一点尊严吧。石虎可不然,这位太子是被人用绳子穿透了脸颊,像牛一样拉着上断头台的!

  由此可见,皇帝与储君相处,甚为不易。朱标与其父和平相处那么多年,他有才干、有野心的弟弟一点也不比胤礽少,20多年间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可他稳当当地坐在“副皇帝”的宝位上,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可见他在政治上有其特别悠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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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标一系后来失去皇位,于是在篡逆者所修的“正史”里,时不时透露一些信息,说朱元璋对太子并不满意。不满的缘由,主要是他“柔弱,牵制文义”,不称一代枭雄之意;又听说太子宫中多过失,愈生不快于心。

  其实,所谓“柔弱”,是朱棣为了显示自己“雄豪”的形象,特地糊的一顶帽子,强安在朱标头上。朱标死后,他的嫡子朱允炆被封为皇太孙,在官史的刻画里,也属柔弱一流。而许多学者不辨于此,便学了篡逆者的口吻,乌鸦学舌,呱呱地都道朱标父子“柔弱”。

  “牵制文义”,是说朱标拘泥迂阔,不识变通。

  至于说太子宫中多过失,无论正史野史,都看不到相关记载,难知其详。但既然以宫闱之事相讥,大概就是说朱标好色了,可能比好色还严重些,甚或有渔猎淫纵之举,或因沉溺于美色而废事,乃至戕伐了本根,命不久长。

  懿文太子只活了37岁,正当壮年鼎盛之时,突然就死了,使朱元璋数十年栽培之功,一旦尽废。除非他患有不治之症,要么就是内宫生活不太检点,以致生命根须浅薄,稍受些风寒,就受不了。好比明代的那位“大闻人”正德皇帝朱厚照,也是30出头,到南方巡游了一番,回来就死了,倒与懿文太子同例,朱标也是从陕西回来就病倒而终于不治的。且明代皇帝,多年年轻轻就登仙了,他们的后宫里肯定有什么厉害的“病毒”,这个我们放在后文再讨论。

  “正史”是朱标的坏弟弟朱棣和他的子孙们修的,自然不免损他几句;而众多的野史、别史和民间传说,却没有不说朱标好的。懿文太子的名声非常之好,基本上可以用成龙主演的一部电影来形容——“一个好人”;在洪武朝一片哀鸿的凄冷严酷的氛围下,太子朱标仁柔的性情、敢谏的勇气,尤其令人向慕。

  懿文太子总的性格,是一个“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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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朱元璋训子

  35

  上文说到:懿文太子总的性格,是一个“仁”字。

  孔子在《论语》里,通篇讲“仁”,也讲仁的境界难以达到。偏偏懿文太子就做到了仁,为人公认为仁,就是一心巴结奉承他四弟(朱棣)的史官,也不敢多加他诬词,也承认他仁,这是不简单的。

  可惜懿文太子行仁,竟有意想不到的坏结果,就是他把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建文帝,结果失了国,好不令人叹息。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并在惋惜之余,说他是“仁柔”,等于说仁稍微过了头,变成妇人之仁了。而篡逆者朱棣豢养的史官,则在他的“仁”后加一弱字,成为“仁弱”或“柔弱”,则说他父子一味讲仁,全然无用,以讥讽太子这一系的失败。

  实录中几乎没有懿文太子事迹的记载,也没有就其“柔弱,牵制文义”,并引起朱元璋的厌烦,提供具体的事例。懿文太子的故事很多,多见于稗官野史。

  这些故事,多数是讲他怀仁重义的。

  如他的师傅宋濂,已经70多岁了,因为孙子被卷入“胡党”(丞相胡惟庸党案),他也受到牵连。朱元璋不顾旧情,要杀老臣宋濂的头。懿文太子很伤心,跑到父亲面前,为师傅求情。可朱元璋异常决绝,一定要杀掉宋濂。太子见哭谏无效,转身就走。朱元璋惊问:“你干什么?”太子不答,一边跑一边擦眼泪,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朱元璋不放心,急忙令两旁太监跟过去看。只见太子跑出宫殿,径直奔到玉带河边,毫不犹豫,奋身跳了下去。

  朱元璋万没料到儿子会拼了性命搭救师傅——这不传说中的死谏么!又气又怜,只好答应饶宋濂一死,改为发配,将老头儿贬到四川泸州去了。

  懿文太子此举,虽然救师傅性命于一时(宋濂不久就死在了戍地),也害死了身边不少太监。当他坠入河中时,太监们纷纷跳下河去救,顿时一池子落汤鸡,在水中扑腾。幸喜太子无碍,湿哒哒地被救上来。换了旁人,见儿子无恙,一定大喜。谁知朱元璋脑壳里的那根筋,搭得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太监们以为立了救驾之功,自有一番封赏时,忽听皇上传谕:那些没脱衣服就跳入河中救人的,予以重赏,而那些脱了衣服再跳下河救人的,全部处死。

  我的天呀!我替那几个枉死的太监向天吁一声:还有天理没有?如果某个太监带了一块劳力士,他跳河时顺手把手表一摘,你将如何处置他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我并不信其为真。下面再讲几个,信不信,您自个做主。
  一个故事说,因为太子是长子,出生较早,他比弟弟们更知创业的艰难。他曾听人讲,父皇也并非常胜将军,他也落魄过,有一次为汉王陈友谅所败,异常凶险,得亏母亲马皇后不离不弃,咬着牙,生拉死拽,好容易才从死尸堆里逃出来。

  太子听了,非常感动,就把这故事绘成图画,以作纪念。

  马皇后死后,朱元璋经常惨然不乐,越发杀人如麻。太子劝他:“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然不答,第二天把他召来,将一根浑身是刺的棘杖扔在地上:“来!你把它拾起来。”

  太子稍一迟疑,朱元璋就接着昨天的话头开枪(开腔)了:“你不敢拿,我帮你把刺全削平了再传给你,岂不好吗?”

  太子是聪明人,他马上领会到父皇是在借棘刺以喻江山的事,连忙跪倒。

  “我所杀的,都是天下之险人。”朱元璋道。“我杀他们,等于帮你除去杖上之刺,再交到你的手里,这是你的福气!”

  太子连连叩头道,嘴上却还犟:“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

  朱元璋见儿子根本没把他的话听进去,竟还嘴说,他不是尧舜之君,所以才无尧舜之民;不等于说,我杀的乱贼多,我就是桀纣之君吗?朱元璋盛怒之下,操起身边的弓箭就射。

  太子惊惶奔走,朱元璋一路追而射之。却见太子在殿陛间躲闪时,身上落下一物。朱元璋捡起来一看,却是太子手绘的一副图画,那不是马皇后吗?只见她头发蓬松,衣衫不整,背上负着一人,正倚着一块石壁,狼狈残喘。那背上之人,不正是自己吗?而远处,隐约间汉王的追兵旗影已近。看到这里,昔日打江山的百般辛苦、夫妻父子患难的恩情,一齐涌上心头,朱元璋忍不住大哭起来,就把弓箭扔地上了。

  这是个流传极广的故事。可我看过之后,没有立刻在记忆里打上一个“received”(照单全收)的印章,脑袋里却飞进一副滑铁卢战场的画面。也是死尸成堆,污血横流,一个人背着一名未死的军官,跌跌撞撞、步履沉重地从远走近。这不是冉阿让么?他是苦出身,沉默寡言,意志坚定,他一身的力气,用一边肩膀就能扛起一辆重达千斤的大马车,一位可怜的农夫就是这样被他从车轮下挽救了生命。

  莫非冉阿让的原型是马皇后?想到这里,我哑然失笑了,当然不是!然而我通过与冉阿让的对比,相信一点,马皇后能背着老公逃避追兵,她应该同冉阿让一样,除了顽强的意志,还有一身硬鼓鼓的肌肉。

  再说马皇后就有些不恭敬了,我们还说懿文太子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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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35)上面这个故事的主题很明白——太子仁!懿文太子是如此宽仁的一个人,以致他的死,也是为仁所累的。

  有一次,左都御史詹徽侍奉太子录囚(指对狱中重犯做最后的甄别,以免刑大于罪),太子心慈,屡欲行宽法,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詹徽却是个酷吏,每每与太子相左,争执不从,必用重典才心甘。

  太子就去找父皇反映此事,谁知父皇竟偏向詹徽,道:“詹徽所执者,法也。”
  太子就拿治天下当以仁厚为本的道理,的呗的呗地进谏。他竟然忘了,詹徽所执之法,是谁的法。于是激怒了父皇,抛出一句冰冷的话:“等你有了天下,你自为之吧!”
  朱元璋的言下之意是:你那么会说,干脆我不干了,你来干吧。

  太子大为惶遽,仓惶间不知所措,就自投于金水河。朱标来个冷水澡,倒一下子让朱元璋清醒了,深悔话说重了,连忙指挥太监们救援,后来就把气撒在脱衣服救人的太监身上,让他们放血——要凉快,大家一起凉快!

  各位看官,您看到这里,是否怀疑懿文太子精神抑郁,有自杀倾向,怎么动不动往河里跳呢?朱标跳没跳过金水河,我不知道,但我对他一跳两次,表示坚决地怀疑。其实,金水河在那里,只是一个道具,不小心被编导用重复了,结果戏剧穿了帮。
  这故事讲,太子虽然被及时救起,还是感疾而卒,死前对儿子朱允炆交代:“詹徽杀我,无忘我仇!”他把自己的死,怪在詹徽头上。

  詹徽执法严厉,以杀人为乐,结果还是作茧自缚,他后来被打入大将军蓝玉党案。恰巧由皇太孙朱允炆负责审录,他一眼瞥见父亲的仇人也在党人之列,那还客气什么,还不有仇报仇,即命人先砍断詹徽的手脚,再推出去,戮之于市曹。真是因果报应。
  这件事记在明人王鏊的《王文恪公笔记》里,算是一条野史;后来王圻编写《续文献通考》,也记载了这件事,它就变成一件“典制”了。

  以上是懿文太子与詹徽争狱,为了“虑囚”,他还与朱元璋直接起过争执呢!

  话说朱元璋要杀一个囚犯,太子和他争,说不可杀。争之不下,朱元璋就扭头问侍立于旁的御史袁凯:“你怎么看?”袁凯倒狡猾,他答道:“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杀是执法,不杀是心慈,此说可算圆满,两不得罪,两边都讨好。

  可这种滑头伎俩,怎逃得过圣鉴?朱元璋认为他是故“执两端”,将他下狱,要处死他,得亏袁凯口袋里不止一个锦囊,他见势不妙,急忙打开第二个锦囊,在狱里装疯卖傻,让朱元璋以为他疯了,才逃过一死。

  懿文太子总是与朱元璋意见不合,而行事果决敢杀的朱元璋对太子的“仁柔不振”非常恼火,就命人载了一车尸骸,鲜血哒哒地,突然从他面前拉过,试图以此激发他。然而太子见此惨况,不胜愁蹙,惟抚掌连连说:“善哉!善哉!”

  这个故事很值得玩味,它说朱元璋不满太子仁柔的性格,想出那样残酷的方式来刺激他,颇合于人们对朱元璋暴虐性格的记忆,更突出了朱氏父子一仁一暴的巨大反差,或者说,它是以太子之仁,来彰显太祖之暴——这也是以上故事的共性。

  这就像写小说,刻画一个坏人,除了尽情描写他本人的坏,还要树几个好人来陪衬他,这才愈发显出恶人之恶。朱元璋当然够“坏”啦,暴君在上,酷吏横行,昏天黑地,暗淡无光,天可怜见,这一时期至少还有两位大好人,一位是懿文太子,一位是他的妈妈马皇后。

  这对母子共同的性格特征,就是仁慈宽大、重情重义。与懿文太子事迹较少相比,马后“慈爱性成”的故事非常多,几乎都在讲她如何济太祖之暴:每当老公要杀人时,她总能想出各种法子来劝解,既造下无数级浮屠,又不致触老公之怒,何其完美!

  明朝人之所以特别推崇马皇后以及懿文父子(朱标、朱允炆),就在于他们是“仁”的,赞美他们的仁,其实就是在贬斥朱元璋、朱棣这一对虎狼父子的恶。可见历史并非全然以成败论英雄,人心自有公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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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朱元璋训子

  36

  朱标、朱允炆父子,在历史上的形象,都是“柔弱”之主。

  他们的父亲和爷爷朱元璋,是开国之主,与群雄逐鹿,马上得天下,自然尚武;而朱标父子作为储君,他们的任务是“守成”,岂可不“柔仁”,宽恤百姓,培植国本?但仁未必就“弱”,“弱”是胜利者加给失败者的恶谥,是典型的胜王败寇似的的评语。

  宣德朝初年修讫的《明太宗实录》,为了证明太祖对懿文太子的不满,刻意编造了一段朱元璋夫妇的对话,先录原文,再加解析:

  “初,懿文太子以柔弱、牵制文义,不称太祖意;又闻其宫中过失。太祖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成帝业,今长子不称吾意,如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祸之也。’”

  朱元璋不满意太子,就和马皇后商量:“我们夫妻好不容易才成此帝业,可老大不对我的胃口,你说怎么办?”

  显然这个话头下伏了一根线,一拉,就是易储的话了。可是朱元璋自己不明说,把球踢给马皇后,让她来说。

  “这是天下大事,妾不敢与知。”马皇后把球一停,传了回去。“还是陛下您自己审度处置吧。”

  在这段文字里,马皇后基本上就是根电话线,只管传话,自己毫无主张。丈夫要废她亲生宝贝了,她竟然麻木地说“不敢与知”。正因为是天下重事,所以才要听你的主意嘛!废立储君,是国事,不也是家事吗?而“惟陛下审之”,倒有几分怂恿的意思:您看着办,我没意见!

  各位,我们把史官摇笔时的心理分析一下,他们这么写,其实是在暗示:朱元璋的动议,很合马后之意,只不过不明书罢了——夫妻俩其实在讨论该不该“易储”,可这两个字根本就没出现过,全凭隐语,启发读者自己去想。

  朱元璋见马后无异议,便“审”了“审”,说道:“儿子们中,燕王最为仁孝,又是文武全才,他才是抚国安民之才,我看好这孩子!”

  他表明自己属意的继承人,是第四子燕王朱棣。

  马皇后仍然不置可否,只是赶紧说:“千万不要把这话泄露出去,否则会给燕王带来祸患。”仍是偏心燕王的意思,一句维护太子的话都没有。

  说到这里,那个关于嫡庶的话题,就显出重要性了。假如燕王本是庶子,是冒嫡的小子,不须我驳,这段史文之出于伪造,就异常明显了。哪有亲生儿子不顾,却替妾子着急忙慌的道理?这还不几口饭,谁吃多吃少的问题;太子一旦被废,搞不好下顿饭就是一张毒饼子管饱,以后再也不用吃了!

  所以类似史文敢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必须确定一个前提,即朱棣是嫡子,否则它们将因为不符合基本的人情,而遭到读者的识破。

  朱元璋夫妇通过这段对话,似乎达成了共识,都认为燕王有本事,太子是不行的。可是这些话,就像一个屁,放过了,谁也不管了。倒是我们今人读史,闻到这股臭气,掩了鼻子去嗅,想找到“出处”。然而,朱元璋该出手时却不出手,既然易储大计已定,为嘛不见执行呢?他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要是下定了决心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传承了上千年的丞相他都敢废,手握兵权、勋功无数的大将军他敢杀,为何偏偏在废太子这件事上,迟迟不见行动呢?

  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他对太子的委寄不断加深,将许多朝政托付给东宫处置,百官奏事,需要给东宫另呈副本,他还时刻注意树立太子在朝臣和皇子们中的权威。

  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太宗实录》中的那个臭屁,是无德的国史编修官们炮制的,他们放这个空炮,其目的就是为了替朱棣未来的叛逆正名。

  可笑的是,不少人把这个史料当作信史,不断引用,他们竟是这样容易上当的么?也许聪明的读者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本书的议论全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言必有据,不是冲天乱放炮,比嗓门大,气量足;而对任何史料,不管是野史还是国史,都是先批判然而取用之,绝不轻信一端一言;如果无法辨别,也是诸说一起摆出来,请读者自己赏析鉴别,而本人并不执于一说。这是本文讲史的风格与特点,请诸公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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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36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皇宫里就是门缝多,这话不知怎的,还是传了出去,“太子闻之”,还是被懿文太子听到了。太子马上找来凉国公蓝玉,秘密商议对策。

  我们的前辈史官真能飞天遁地啊!他们刚听到朱氏夫妇在后宫的密语,马上收回眼线,又飞到太子宫里来偷听了。

  蓝玉对燕王是极不满的,不满之故,他们早打听得清楚。原来蓝玉曾率师北征辽东,在回师时经过燕王的封地北平,就去拜见燕王,并赠以名马,作为礼物。

  可是燕王竟不给面子,登时回绝,还不客气地说:“将军出征回来,所获名马不进朝廷,先送与本王,岂是尊君父之举?”

  此事令蓝玉惭而且愤,久久不忘,思有以报之。这时听太子向他问计,就说道……诸位,容我卖个关子,您猜他当如何说?

  恐怕您会说,蓝玉定然对燕王严词痛斥,大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配”!先宽了太子之心,然后再慢慢给太子想主意。其实……不然!且听蓝玉如何说——

  蓝玉在听了太子诉苦后,问道:“殿下试想想看,皇上平日里最爱哪位皇子?”

  “最爱不过燕王。”太子答道。

  “我也是这么看的。”蓝玉道,“燕王在封国抚安百姓,安静不扰,很得军民之心,大家都说他有君人之度。我担心这些话被皇上听到,殿下愈发失宠。我还听望气的说,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

  “宜审之”之“审”,已见于前,朱元璋要废太子,马皇后说,“惟陛下审之”。这倒好,太子朱标无端地又被审了一回,您说这不晦气么!

  这里,蓝玉像是燕王的说客,一会说他是皇上的最爱,一会又说他得民心,封地有天子气,然后请太子自己“审”之。这分明是让太子识时务,掂量自己的分量,干脆早点让贤算了!

  我若为太子,定然跳起来赏他两记耳光,大喝一声:滚!

  可实录里的太子却缓缓地说道:“燕王事我甚恭谨。”——太子到底是太子,理解力就是高妙,原来我听错了,蓝玉那一大篇话其实不是“好话”,本意还是“速除燕王”。

  可是太子虽然听懂了,竟不舍妇人之仁,还在想燕王对我那么恭顺,毕竟于心不忍。

  蓝玉追了一句:“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恳耳。惟密之。”结束了这次谈话。

  又出现一“密”字。以上两处场景,两组对话,短短278个字,就有3处强调要“密”(包括马后强调的“幸毋泄言”)。可是竟全然不“密”,都被长耳朵史官听了去。

  我尤其奇怪的是,蓝玉为何也要说“密之”?他那些话,差不多等于废话,全似在向燕王献谀;太子虽然嫉妒父亲偏爱四弟,也无一句恶言,顺带还赞赏了燕王之悌(善事兄长)。哪里有值得保密的机密?可见史官写这么些“密”,不过是故弄玄虚,把太子、蓝玉刻画成全然无用的角色,受了气,背地里连个撞地屁都不敢放,只管说燕王的好话。

  以上是实录所记朱元璋第一次发心易储,若其为真,懿文太子死后,他不正好如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还不赶紧令诸子中最爱的燕王入主东宫?可是朱元璋竟然有违史官的心,放着那么英明神武的老四不理,偏把太子之子,同样“柔弱”的朱允炆封为皇太孙。

  朱元璋宁可创设一个太孙的名号,也不肯辄令燕王入居储位,显然朱元璋并不像史官的偏词说的那样,只“属意”于老四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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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上接36

  新立的皇嗣皇太孙朱允炆,同他父亲朱标一样,仍是“仁弱”者一枚,自然令朱元璋“不满”——史书里是这么写的。

  据《明史纪事本末》说,“皇太孙生而额颅稍偏,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它头一句就露出造假的痕迹。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专论“相人术”与明代前期政治,指出明成祖朱棣最信相术,他不仅利用相术来给他篡国套上神秘的光环,即便用兵行政,亦多借助相者预卜之术(如明初有名的相士袁珙、袁忠彻父子,都参与了永乐朝的一些主要的政治大事);在《明太祖实录》里,有许多地方描写朱元璋的“奇骨”与异容,开启了朱元璋容貌异化之路。实际上,朱棣是将相术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来重新解构开国的历史(即阐释“天命”)。而在洪武朝的史料里,几乎看不到朱元璋关心并借助人的面容来判断人祸福的例子;朱元璋固然也信术数,但他更偏好星象一类,而没有证据表明他对相面术具有兴趣。

  《明史纪事本末》言“皇太孙生而额颅稍偏”,说的是皇太孙朱允炆头骨不正,是无法正位,终将失国之像。这就是典型的相面术,它从人的容貌来预判其命运。这正是朱棣喜好的那一套,后世文人也用它来解释朱允炆失国的原因,好像朱允炆失去帝位,是从他一生下来就决定了的。

  我想,朱允炆额颅稍偏,与史泰龙眼角稍歪一样,都是从娘肚子生出来时,被助产士不小心拉成这样的,与孩子未来的命运,毫无关系——史先生不成世界知名的功夫巨星了吗?

  《纪事本末》接着举了许多例子,说朱元璋如何不喜这位皇太孙,如令他赋诗,多不中太祖之意;让他作对,仍不称旨,文字里都有衰败之气。而燕王正好相反,不仅诗作的漂亮,对子也对得工整,词意又佳。每每如此,久而久之,太祖便动了易储的念头(这回易储,就是废皇太孙的储位了)。

  不知道这些是哪位冬烘先生编出来的,竟骗了谷应泰,让他信以为真,把它们当作了信史。朱元璋物色大明江山的继承人,难道是考秀才,谁诗做的好谁来干?朱允炆既然被立为太孙,想来之前诗一定做得极有气象的,难道一立为继承人,水平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往下滑?燕王早在洪武十三年就去了封国,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北平,偶然上京,也不可停留过久,哪有时间来和终日奉侍在父皇之侧的皇太孙斗文?可笑到不值一驳,亏得谷应泰还做过一任学政,书读得也有点迂了。

  我们看到,朱标、朱允炆父子,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一方面他们的事迹遭到刻意的掩盖,多晦暗不明;一方面他的对手在自己开设的历史审判庭中,对他们进行缺席宣判,他们对所有诬词,都无法辩驳。——谁说主持历史审判的法官都叫公正?(今日更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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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皇子与储位

  37

  洪武朝的皇子之间关系的真相,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官方正史(以后简称“官史”)屡经刷洗和改篡,留下的证据很少。我们观察朱家儿子们围绕储位的争夺,只能从片段的历史材料里去窥测,依靠想象力和实际生活的经验,尽力将这些碎片联缀起来,从而对历史人物及其关系进行部分的还原。所幸朱棣不够聪明,他登基之后,以史书为报复之具,捏词污人,作假行骗,然而就像作案者总要在犯罪现场遗留痕迹一样,朱棣对历史动手动脚,自然不免留下破绽和罅隙,成为我们深入历史现场的“后门”。

  朱元璋的儿子多,年长后多封大国,拥重兵,握大权,位尊地显,他们的利益深深地缠绕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之中,手足之间是不可能像老父亲期待的那样,兄友弟悌,你谦我让,一派和谐无争的景象的。

  上文说到,太祖和太宗《实录》中,刻意伪造了一些太祖朱元璋不满意长子朱标,而属意于第四子燕王朱棣的情节。这正好暴露出朱棣不甘心做王子,觊觎储位的野心,至于父皇一心看好他,则属于典型的意淫,是借史书自慰(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历史书也可归入“黄色小说”一类)。

  公正的说,朱棣不是一开始就心怀不轨的,如《明史?姚广孝传》载: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后,亲王们纷纷来京奔丧,朱元璋打算选几位高僧,陪侍诸王,为皇后诵经荐福。有人向朱棣推荐了道衍和尚(道衍是姚广孝的法名)。

  道衍虽为释子,却有经世之志(在中国,“酒肉和尚”最多了,现在当董事长、做委员的和尚皆是)。他的佛法其实也不纯,一个秃僧,却和一个道士学手艺,得其传授阴阳术数之学。

  早年间他游嵩山,曾偶遇当时著名相士袁珙。“哎呦!”袁珙一见之下,先呼一声:“是何异僧!来,我瞧瞧。”把住他的衣袂,上上下下打量,就将道衍和尚的尊容,用他相面大师的口吻复述了一遍:“大师你目如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将来必为刘秉忠之流也。”

  原来姚广孝长着一对难看的三角眼,要搁今天,搞不好就要去韩国整容,挑成一双丹凤眼,上台演小生,妆都不用化才好。形如病虎,不知是何形态?大概被武松打蔫了的那只老虎,眼冒金星,四腿歪颤,差似一只病虎模样吧。从袁珙的相貌描写来看,姚广孝生得一点都不精神,然而,在他肺痨鬼的外表下,却掩藏着杀人狂的勃勃精力。
  诸位,一个出家人,有人上来打个拱,赞他好杀人,有成为连环杀手的潜力,您说这是夸他么?然而姚广孝闻之竟然“大喜”——可见其为人呢。

  姚广孝如今被荐到杀人魔王朱棣幕下,两人自然谈得来,不止谈得来,还相当投机,所以在马皇后丧事完毕后,燕王回国时,就奏请让姚广孝跟着他回到北平。
  姚广孝来到北平后,仍然披着袈裟,在庆寿寺做住持。《明史》说他常“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民间野史说,姚广孝自请追随朱棣,即对他大打包票说:“我将奉一白帽子与大王戴!”王上加白,即是“皇”字,这是拿大位为诱饵,诱惑四王子呢。这一情节为《明史纪事本末》采信,而《明史?姚广孝传》的作者却较谨慎,没有采入,只说两人来往甚密,经常把人打发开,说悄悄话。而经常读史的人都知道,“迹甚密”、“屏人语”,几乎就等于密谋造反的同义词。

  上面提到一个刘秉忠。此公为谁?原来他是元初的一位和尚,很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大加重用,提拔他做到很大的官。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就是刘秉忠据《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向忽必烈建议而被采纳的。元帝国的都城和心脏:大都,也主要由他设计并主持兴建。刘秉忠的经历与姚广孝很相似,他们一样的出身衲子,一样的入世很深,都得到当世之主的赏识拔擢,建立世俗的功业;死后,一个追封赵国公,一个追封荣国公。但是,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刘秉忠奉侍的是当朝天子,天下是他的舞台;而姚广孝追随的只是一名藩王,不管他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只能局促于北平一隅,无论如何是难以望刘秉忠之项背的——除非,朱棣有朝一日,也当上皇帝。

  然而,假若他为了赶超刘秉忠(我突然想到一个叫“赶超鸡的屁”的网友),就冒失地向朱棣进言,要送他一顶白帽子,则未免自视过高了,难道他以为仅凭他在茅庐里拿根筷子画一画,就可以分“天下”一杯羹?凭他一人之智力,就可以扭转整个历史的走向?我想,姚广孝不是骗饭吃的望气家、风水先生和气功大师,他不至于如此荒唐。“白帽子”一说,只是后人的附会而已。

  但当削藩之火突然烧起来后,智能充足的姚广孝一定成为燕王朱棣的军师和主要的战略谋划者,这是无疑义的。

  姚广孝到北平,是在洪武十五、六年间,“燕国”的建立才2、3年的时间,燕王朱棣年甫23岁,正当“少年壮志不言愁”之时。而他的长兄朱标,正位储君,已经16年了。皇太子是国家储副,储君也是君,君臣之份甚严,也就是说,老四见到大哥,先得行君臣大礼,然后才能叙兄弟之情。朱棣凭什么辄想夺取哥哥的太子之位,动摇国本?

  不是说朱棣无此贼心与贼胆,而是说他须识时务,在他实力未张、根株未壮,太子深得父皇信任,为举朝推戴,地位稳如磐石的条件下,他纵然贼心贼胆兼而有之,亦不至于滋蔓,而是必须小心地隐藏起来,装作一个恭谨的弟弟和臣子。两个野心家固然会经常“屏人语”,发泄一番对时政与太子大哥的不满,但绝不至于采取实际行动,贸然开启夺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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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骨肉之变

  一 皇子与储位

  38

  皇太子朱标,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是父皇的信任,以及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两者结合,又使他获得群臣广泛的拥护,即所谓“天下归心”。

  由于上面压着一位强势且苛刻的父亲,朱标的性格一定是极善于隐忍和退让的。尽管如此,东宫的存在,必然会吸附众多的拥护者和投机客。历史上,东宫与内廷的矛盾,多缘起于此,导致正“当阳”的皇帝与等待即位的太子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者最终爆发为父子相戕的悲剧。朱元璋为了避免覆辙的重演,想了一些办法,如过去太子都自辟僚属,东宫自有其辅臣班底和侍卫军人,容易在皇权之外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和效忠体系,他便令朝中大臣兼东宫之官(詹事府、春坊等官),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样,皇帝与太子合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婚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黏合剂,使得不同国家、家族和家庭之间形成巩固的利益结合。 朱元璋也通过联姻,与帮他打江山的勋臣好汉们强化了君臣之外的私人联系,他为儿子们挑选的媳妇都是开国功臣家的女儿,而勋阀之家又交互缔姻,从而形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

  朱元璋为皇太子朱标一下子娶了两房媳妇,正妃常氏,是鄂国公(追封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常氏是洪武四年受册封为皇太子妃的,然而此时常遇春已死,常家势力一落千丈;继妃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之女,与其他诸王的外家(即王妃之家)皆为勋臣武将(公侯伯、都督)相比,皇太子妃的父亲只是一介文臣(常遇春已卒,常氏不久亦卒,当只论吕本),格外引人注目。

  除了朱标,秦王朱橚也有两妃,正妃王氏,是元朝大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的妹妹,次妃邓氏,是卫国公邓愈之女。皇太子与秦王都是同时册立二妃,王世贞说,“皆前代故事所无也”。

  朱元璋为所有儿子娶的媳妇,都出身于勋臣之家,唯有皇太子朱标的王妃,一个家道已落,一个只是一个文官的女儿。须知,在明朝初年,武臣的地位要远远高过文官,而吕本任太常寺卿,官职亦不甚高。

  朱元璋这样安排,莫非著有深意?至少由此造成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势是:太子没有强有力的妃家支持。

  在洪武中后期异常复杂而残酷的政争和杀戮中,一些诸王的妃家受到各种党案的牵连,朱元璋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亲家逐一锄灭。但对亲王都予以保护,除了潭王两口子一起投火自焚外,其余诸王的政治地位都没有受到影响。

  皇太子的岳丈常遇春有2个儿子,长名茂,次名昇。论亲戚,他们是东宫的小舅子。常遇春死后,常茂没有继承其父鄂国公的爵名,而是改封郑国公,也是公爵级别,食禄二千石。常茂娶了宋国公冯胜的女儿,两家国公结了亲,冯胜与太子也攀上了转弯亲。但常茂与岳父冯胜关系并不好,洪武二十年时,常茂从冯胜出征辽东,翁婿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冯胜告女婿的黑状,诬他激变元军降众,常茂也不客气,立即予以回击,揭发老丈人的诸多不法之事。官司打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的做法是左边三扁担,右边扁担三,命人收回冯胜的总兵印信,不许这位得胜的大将军还朝,令他到凤阳私第闲住,“自是(冯胜)不复将大兵矣”;对常茂,则将其安置到僻远的广西龙州,虽然没有充军,也算是发配了。4年后,常茂死在了贬谪之地。

  常茂无子,由弟弟常昇袭爵,但仍不袭称原爵,称郑国公,而是改封为开国公。在洪武后期,作为皇太子的妻弟,常昇与其他勋臣一样,数次奉命出京练兵。他是怎么死的?因何而死?死于何时?《明实录》没有记载。按照他的爵位,常昇如果是正常死亡,国史里是应该有记载,并附之以小传一篇,作为官方的盖棺定论。实录不载,透露出常昇并非“善死”的信息。

  有记载说,常茂在建文时还活着,他还与魏国公徐辉祖一起,在浦子口力战,共同抵御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直到永乐初年才死去。还有记载说,常昇在洪武末年被牵连进蓝玉党案,被人告发他聚兵三山(在南京西),准备响应蓝玉,因此被诛。

  从今存的洪武二十六年敕编的《逆臣录》中,发现了常昇的身影。《逆臣录》是蓝玉谋反案发后,由朱元璋命令儒臣编集的涉案人员的口词供状,其中就出现了常昇的大名。该书所录只是供状,没有载明对常昇的判决和处置,但他应该与同书的一千多人一样,也被处死了。《明史》因为没有考出常昇的下场,只好推测说:“常氏为兴宗(即懿文太子)外戚,建文时恩礼宜厚,事遭革除,无可考,其死亦遂传闻异词。”意为常家作为懿文太子的外戚,自然也是建文帝的忠臣,在朱棣登位后,他家的世爵遭到革除,史书讳之,没有记载,这才使得后人对常昇之死,在传闻中产生异词。

  《明史》的说法,一半对,一半不对:常氏作为懿文太子的外戚,在建文时一定会受到优礼,这是对的;然而不幸的是,常氏一族,由于为蓝玉(请注意,蓝玉也是太子的亲信)党案的牵累,在洪武二十六年,即懿文太子去世的第二年,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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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38

  在这个大变故中,蓝玉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洪武年间诛除功臣元勋,主要是两大“反朱集团案”,一是洪武十一年是丞相胡惟庸案(简称“胡党”),一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简称“蓝案”,又与前者合称“胡蓝之狱”)。许多人被杀,都是由这两个案子做的套儿。其实那些因党案被杀的人,许多都是冤死的,他们好多人甚至与两案“首犯”胡惟庸、蓝玉并不相识,糊里糊涂就被处死了,妻子给人为奴,家产遭到抄没,如谓不信,请读一读《逆臣录》,再读一篇顾诚先生对沈万三家族的考证文章,差不多对当时的风雨之势便有所了解了。现在有人说,朱元璋只杀当官的,恐怕非是,当一头暴烈的公牛闯入瓷器店里,谁能在架子上安安生生瞧热闹呢?每个人的命运,都寄托在时代的命运之上,没有谁是能独善其身的!

  其实啊,朱元璋杀人的这一手法,并不新鲜,哪个时代杀人,不都是先给人头上强按一顶大帽儿,五花大绑之后再在后脖颈上插一块牌子(其实也是一种“帽子”),然后拉到荒郊野外杀头或枪毙?这个再说就跑题了,大家不妨思之——无思只笑,非读史也。

  且说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自小从常遇春起兵,在其帐下驱驰。在姐夫的栽培下,他逐渐崭露头角,渐渐升至大将。虽然蓝玉也是开国将领,但他的崛起要稍晚一些,由于战功卓著,他在洪武十四年受封为永昌侯,正式跨入勋贵的行列。洪武二十年北征辽东元朝旧部时,蓝玉还是冯胜的副手,在冯胜被夺职后,他接掌了大将军印,第一次成为数十万大军的主将。他杰出的军事能力也得到充分的展示,此一役,他率领北征大军,深入漠北,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大获全胜,从此威名振天下,他也由此进封为凉国公。

  蓝玉在手握大权后,他性格里纵恣专横、狠傲跋扈的一面也被释放出来。然而他功劳高,适足以招祸,朱元璋经常有意地对他进行“琢磨”与压制,除了下敕训斥、切责,甚至给予他降职处分。蓝玉的不满情绪在积蓄,至少朱元璋是这么认为的;蓝玉心中那把愤怒的心火,就是他慢慢吹大的,朱元璋觑着眼,观察着“火势”——他虽然性情暴烈,但长期的残酷斗争,培养了他坚定的忍耐力;他知道,政治斗争就像武士决斗,试探是必要的,但必须把握好度,然后看准空子,倾尽全力,一击中的。

  洪武二十六年初,春节刚过,南京城里城外,人们还沉浸在节日令人心醉的氛围里,懒了的心还流连于那个与世无争的祥和世界里,突然间一件惊天大案毫无征兆地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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