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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标营的革命党人此时大都已得到了蒋翊武签署的起义命令,做好了起义准备,却一下和组织断了联系,10月10日整整一天,武昌城中已是风声鹤唳,清军警开始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下令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革命党人自首。大家意识到出事了,出大事了,紧张、焦虑、担忧、胆怯的心情伴随着革命党人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在所有大人物都不知所踪的情况下,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勇敢的站了出来。他叫熊丙坤,共进会会员,时任工兵第八营正目,相当于班长,他集合了该营的革命党人,号召不再等南湖的炮响,而是于当晚起义,以免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大家接受了这一建议,准备晚上动手。
  这时候部队中已经出现了亲政府和反政府的两派,只不过亲政府的部队在明,正在加力搜捕,而反政府的部队是在暗中磨刀。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难免让人紧张的透不过气来,说来就这么巧,10月10日夜里7点钟,清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查铺至第五棚时,发现该棚正目(班长)金光龙荷枪实弹,于是产生怀疑,就开口诈了一句,“你要干什么,想造反吗?”,这金班长认为自己已经被对方识破,随即还嘴,“我就是要造反”,陶排长一听带着自己的两个随从就来抢枪,金光龙随即高喊“兄弟们一起上啊”,于是大家扭打到一块,这其中一个共进会的会员叫程定国的,开枪打中了陶启胜,陶带伤逃跑后,死于家中。
  程定国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情急之下的这一枪,竟然成为了号动全城革命党起义的信号,他更加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枪竟然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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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枪响,军营大乱,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杀红了眼义军哪里还听的进去,连续开枪将这几位长官击毙。这时总代表熊秉坤赶到,看此情景,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
  楚望台是军械库所在地,之前我们讲过,因为害怕新军起义,已经将他们的武器弹药都搜缴了,弹药极其缺乏,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必须拿下楚望台。
  就在程定国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同时,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协炮11营辎重队士兵李鹏升,点燃草料库,举火为号,发动起义,临近的工程队也点火响应,随后起义士兵奔向武昌城内楚望台。
  枪声打破了的宁静,火光映红了夜空。原本已经做好准备的革命党此时都带领自己的人马冲了出来。
  武昌城内的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奔向楚望台;
  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
  守库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奔向楚望台;
  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奔向楚望台。
  看了很多的历史评述,大家对于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逆境中胜利给予了很多的解答,但大家却好像集体忽视了楚望台的存在。
  看来,只好由我来代表义军感谢一下楚望台了。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个楚望台,才使群龙无首的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个楚望台,避免了义军各自为战,最终被个个击破。真是天助革命党啊。
  不多时,到达楚望台的义军已达3000多人,熊炳坤的军阶太低,显然没有威望也没有能力统帅如此之多的军队。这时候,大家发现了第八营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此人不是革命党,更不知道今夜要起义,根本是被裹挟过来的,当时情况乱糟糟的,既然他跟着起义军过来的,那当然就是革命党,更为凑巧的是他竟然是这支东拼西凑起来的义军中官阶最高者,吴队长,你给我们下命令吧,我们下面怎么办。吴兆麟面对群情激昂的起义军战士,哪敢说自己不是革命党啊,只好硬着头皮当上了武昌起义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弄了个总指挥,这能行吗?要不怎么说革命军运气好呢,简直好的的出奇了,这个吴兆麟不仅能力及其出众,而且早年也参加过一个叫日知会的革命组织,这时候临危受命,先约法两章,一不得滥杀,二服从命令,随后作出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以工程营为首,会同起义各标营士兵,向湖广总署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下督署,11日清晨,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十八星旗飘扬在了武昌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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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将无厘头进行到底
  10月11日黎明,枪声已熄、星旗飘扬,可接下来该做什么,却让人犯难了。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毕竟也只是一个下层军官,熊丙坤一个班长自然就更加泯然众人矣,因此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找个有身份有地位能镇的住场的领导,来妥为善后。 于是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们都被荷枪实弹的起义军“请”到了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然后告诉汤化龙,你来主持一下这个会议,咱们要选个领导,与会者除了谘议局的议员们外,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徐达明、被“总指挥”的吴兆麟等十余人,也列席了会议。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班长、程班长此时应该只能在外面站岗放哨了。
  这谘议局是载沣当政后预备立宪时成立的,虽然载沣搞的那个“皇族内阁”让人看清了其假借立宪之名,行总揽权利之实,但毕竟各地作为摆设的谘议局还是成立了不少,而议员们很多都是有一定学识的立宪派。这帮起义士兵也实在是没有办法,谁让自己的领导死走逃亡一个个都不知所踪了呢,所以只好求助于立宪派。
  立宪派嘛,本来就是“非暴力革命”派,如今赤手空拳被“暴力革命”派拿枪逼着,自然就更加不能暴力反抗了,汤化龙万般无奈下主持了这次紧急会议,其间,吴兆麟提议黎元洪担任都督,推举只是因为他是武昌现存军官中军阶最高者,也就是说如果瑞澂、张彪、铁忠等人不跑的话,都督就可能是他们,哈哈,革命与反革命其实就是一念之差。
  那么这个黎元洪何许人也呢?此人曾作为北洋水师“广甲”舰的一员参加了著名的甲午海战,当时他是五品二管轮,只可惜在这场荡气回肠的战斗中,“广甲”的表现极其拙劣,竟至战友于不顾,与“济远”舰先后临阵脱逃,“济远”逃跑时,还顺手将己方重伤的“扬威”舰撞沉。有此一役,黎的海军是当不成了,后转投了张之洞门下,获得重用,累有升迁,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一个加强旅)统领。
  闲言少叙,吴兆麟的建议得到了立宪派一致拥戴,革命党人手头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好同意,会议通过了黎元洪任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之前,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与目标,只是一个领导让我打谁我就打谁的纯粹的军人,一个合格的有威望的军官。这会儿,他正躲在参谋刘文吉家中,心下惴惴不安。突然,门口一阵大乱,吴兆麟带人冲了进来,连拉带拽的将黎元洪簇拥到了谘议局大楼,告诉他经过民主选举,你被任命为湖北都督了,上任吧。
   黎元洪心说什么玩意儿,我就上任,听说过刀架脖子抢钱的,没见过枪架胸口逼你当官的,当我傻呢,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我不干。让他签署《安民布告》他也不签,也不知道哪位胆大,你爱签不签,老子替你签,于是以“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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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在革命形势逐渐向好的感召下,在革命党的威逼利诱下,在“黎都督”广为人知的窘境下,黎元洪已无退路,只得被逼革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这玩意儿好,显的年头多。当然,这时候的政府当中基本都是黎元洪和汤化龙的亲信了,革命党只有一个重伤的孙武入围。然后通电全国,号召大家起义。
   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要说这一军二军都是北洋军中的王牌部队,第三军更是从北洋军中筛选出的精壮士卒,而武昌新军多来自张之洞的南洋军,这本是清朝最现代化两只部队,只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袁世凯的新军比张之洞的新军战斗力更加强悍,这次携优势兵力水陆夹击没有后援的武汉义军,按理说应该一蹴而就,只可惜荫昌的指挥能力本就不强,加上北洋军这帮骄兵悍将只服袁世凯,荫昌的指挥就更打折扣,载涛原本就是一个官高爵显的废物,将熊熊一窝,18日开始,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竟然在汉口、汉阳拉开了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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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载沣,上任之初任用亲贵,似乎将权力全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可一旦出事才发现这所谓的权力根本当不得饭吃,面对气势汹汹的起义军,自己手中竟无人可用。此时“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首先出来力荐袁世凯,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袁出山,改变目前的困局“非袁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来要求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载沣本就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面对革命军的暴力威胁,大臣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载沣已是焦头烂额,他又何尝不知道袁世凯的能力,如果不是袁的能力超强,他也不会在上任之初就罢黜此人。但这时候,去请袁出山,自己也觉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让徐世昌先去探探袁世凯的口风,徐世昌早年就和袁相识,据说还皆为了异姓兄弟,其入京赶考的费用都是袁世凯资助的,后来更是得袁世凯一手提拔,此时是“皇族内阁”中仅有的四个汉人之一,官拜内阁协理大臣。
  被罢黜后,袁世凯隐居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于是明着不问世事,陶醉于山野,实际上一直关注着时局变化,其旧部也都没把他做平民百姓,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袁世凯因为倡导新政而被贬,使他同时赢得了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尊重,在隐居的三年间,不断有立宪派与革命党前来造访,大家相谈甚欢,应该说袁世凯的上下通达,与各个政治派别都能说的上话,且在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有大量的支持者,收拾清末危局,确实非他袁世凯不可。
  可袁世凯正值盛年,无故被冤遭贬,岂能心平。于是让徐世昌回复载沣,我老人家有病,你又不是不知道,在朝当官都当不了,这时候岂能带兵打仗去平乱呢,老子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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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革命党这边,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同盟会什么事,但他两家毕竟只是一个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人家同盟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要大的多,他们看到武汉首义的成功,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的行动,而各地政府官员也是有头脑的,清廷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的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举大军竟然拿不下一个小小的武汉三镇,哪里还有心抵抗啊,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我还没打你怎么就革命了,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当然也有反正成功的,比如程德全,昨天还是满清江苏巡抚,今天一下就成了革命军政府中的江苏都督。
  就在武昌首义部队在汉阳与强大的北洋军浴血奋战之际,南方各省都已纷纷独立,北方也独立了几处,就连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都宣告革命。不过宣布独立容易,建立一统却难,各地军政府虽然都号称革命,但却没有统一领导,而且也并非所有独立地区的都由革命党掌权,还有很多各地咨议局的立宪派,原来的旧军人甚至就是原来的巡抚都成了革命政府的都督。一时间,山头林立,十八星旗、青天白日旗、五色旗、“井”字旗、“大汉”旗等等各色战旗飘扬。
  回过头来继续说载沣,他何尝不知道袁世凯是趁火打劫,故意拿捏自己,可这时不光是中央政府官员在支持袁世凯出山,地方督抚中的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也屡次对摄政王施压,袁世凯的更多政治追随者们也要求启用袁世凯,宣称:如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至此,处理局势必用袁世凯的强大舆论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各国驻华使节也纷纷给载沣政府施压,希望他们任用袁世凯,以挽救危局。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载沣在10月30日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接着取消皇族内阁,规定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然后誓言立宪,这一切都是告诉袁世凯,你所倡导的君主立宪是正确的,我组建皇族内阁是错误的,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有人说载沣在关键时刻舍己为国,我看这是高抬了他的道德水准了,别忘了当今万岁可是他亲儿子啊,他拉下脸来请袁世凯出山,是为国同时也是为了他儿子的家天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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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到载沣下野让权的承诺后,袁世凯不再耽搁,30日当天便从彰德启程南下,31日抵达信阳同荫昌完成交接,同日,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同时虎视汉阳。
  就在清廷高层进行人事变动的同时,武昌义军也遇到了一个人事安置的棘手问题,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黄兴在赴汉的轮船上对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要说同盟会乃是中国最大的革命党组织,黄兴更是因为策划领导了多次起义而名动天下,威望很高。所以黄兴来汉之前认为自己取得两湖地区的革命领导权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如果他们在首义之前来到武昌,那么成为义军首领顺理成章,可偏偏武昌起义和他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现在的领导集体中首脑人物如黎元洪、汤化龙、吴兆麟等更是和所有革命党都无关系,所以人家非常热情的把几位领导迎了进来就拉倒了,根本没有将权力让给你黄兴的意思。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般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拟公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谓“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均极赞成。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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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利益之争的时候,溢美之词可以降价大甩卖,免费大赠送,可你千万别当真,这不前两天还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光临指导呢,等你真想当我的领导时,我就要和你说道说道了,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你们在哪呢,等我们胜利了,你过来就想当领导,有这个道理吗?很显然,你同盟会这几个人在武昌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只要人家执意不让,黄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
  宋教仁急忙出来打圆场,说我们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我们初到湖北来,于湖北的军队情形,不大熟悉。既是有利害的冲突,咱就不谈这事了。既然人家同盟会这边已经妥协了,武昌军政府这边也得给个面子吧,于是大家商定黄兴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统帅义军。可在这个总司令是你黎元洪委任还是众同志公推上,大家又产生了分歧,黄兴的意思是我属于公推的总司令,人家军政府这边认为,大家民主选举完,也还得都督签署命令委任啊,咱的组织程序总得走啊,要不就乱了。最后,黄兴这边再次妥协,同意委任,但由居正提出了一个很扯的条件,必须郑重其事的登台拜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人头攒动,鼓乐齐鸣,旌旗招展,先是宣读了一通很八股的委任状,然后黎都督授予黄司令印信等物,黄司令给黎都督行礼,众将官给黄司令行礼,黄司令再照例慷慨一番,最后还要阅兵,大兵压境之下,形式主义的东西一样都没拉。
  只可惜折腾了这么大动静,黄兴的总司令却只当了24天,这一仗虽然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以不足敌人一半的兵力力敌强敌24天,绝对是一张超级满意的答卷,其作战指挥能力应当得到认可。可他竟然在汉阳失守当日即乘船东去,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关于黄兴的临阵离职,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起义军政府在汉阳失守后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主持。黄兴认为汉口和汉阳已失,武昌难以固守,主张率领鄂湘两军转移攻取南京。黄的主张被多数人反对,参谋范腾霄说:“汉阳既已不守,武昌又拟放弃,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攻取南京,如果湘鄂两军尚可用,则武昌当然可守。”霄的话被大家热烈鼓掌,会议决定死守。会议结束后,黄兴偕李书诚等乘船东去。第二种说法出自2004年12月2号的《人民政协报》中的文章《我的祖父黄兴与武昌起义》,其中是这样描述的:因为革命形势需要,先行回上海的宋教仁“以十万火急的心情,催促黄兴去沪……11月25日,黄兴指派蒋翊武代理总司令之职,何锡藩副之。27日晚,黄兴和李书城等秘密潜往大冶,然后顺流而下,航往上海。临行前,黄兴对蒋翊武、何锡藩亲切慰勉,说:‘时势推移,成功在望,惟望坚守阵地,以竟全功。本人此去上海,是扩大革命层面,谋求全国军政统一。你我时刻保持遥相呼应,认真联络。’”
   以上两种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黄兴在武昌最危急的时候弃起义军而去。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到黄兴东去得到了军政府批准,我想这很难用疏漏来搪塞,起码他孙子是不会故意栽赃自己的祖父的,而其所谓黄兴指派蒋翊武代理总司令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也印证了笔者猜测,因为如果黄兴向军政府请辞,则他至多只能推荐接替人选,而无权指派,如果真是他指派的,那么就说明他没有和军政府请示,也就是说黄兴极有可能是在危急时刻擅离职守,临阵脱逃。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时,已经回京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却严令其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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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节预告:走向共和,真的共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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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此时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特别是拥有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岂能放在他老人家眼里,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则殊为不易,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将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还是未知,因此他必须小心谨慎。
  事实上,如能借大兵压境之势,换得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那么不论是对国家,对黎民还是对自己之后的权力稳固都是最好的选择,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为了做到这一切,在冯国璋率部与黄兴的义军死磕之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向革命党人频频发出和平的信号。可革命此时正风起云涌呢,革命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岂能接受你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政治设想,于是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一举攻克汉阳,黄兴挂职而去。
  就在平叛形式一派大好的情况下,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了对武昌的攻击,并将急于立功的冯国璋召回,换上了另一心腹干将段祺瑞,打一巴掌揉三揉,袁世凯派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袁世凯方面希望保留君主制,但虚化其存在,效法英国。而革命党此时正在兴头上,坚决要求推翻专制,走向共和,但是你袁世凯如果答应共和,我们可以选你当共和国总统,要说当时的中国,要想找一位能够得到各派拥护,又能平衡各派利益的人,实在不易,袁世凯的资历、身份、能力,使他几乎成为了唯一人选。
  至此,袁世凯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走向共和,他是总统,走向立宪,他是大权总揽的内阁总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多嘴杂,且年轻冒失,要想他们放弃理想难度很大,所以回去劝劝皇上退位也许更容易些。但劝皇帝之前,他必须要得到革命党方面郑重其事的承诺,可问题是革命党四处闹革命,但都是自己闹自己的,都觉的自己不错,谁想代表大家,都没有足够的底气,这可怎么办呢?
  终于,一个重要人物现身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来到了上海。同盟会虽然发生了分裂,但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且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同盟会分出来的,孙中山虽然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虽然不是最好,但确实没有更好了。
  我们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提到孙先生了?是的,因为自从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能够进入本书的事件,有人说不对啊,还有1911年4月的黄花岗72烈士呢,对不起,那是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干的,孙中山只不过是事先知情,并给与了精神鼓励而已。况且黄花岗起义也未在本书着墨,不是因为72烈士不够英勇,只是为了节省篇幅,将笔墨着重于意义更加重大的武昌起义而已。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丹佛,起义三天后,孙先生才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粮饷物资,虽然没筹到什么东西,但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
  在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的不可开交,没有人想的起来那位在大洋彼岸打工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总管事的,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总统,其间武汉首功的黎元洪和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最后大家妥协的结果,一致推选了在辛亥革命中无所作为但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28日,决定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正等着革命党给准信的袁世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了,不是让我当总统吗,怎么又蹦出个孙中山来,这里到底有我没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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