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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以冯国璋段祺瑞为首的四十多员北洋大将就发表了通电,宣称赞同君主立宪制,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这样的军事恫吓非常有效,本来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权力斗争后的折中产物,有职无权,有名无望,根本无力号令南方各省同仇敌忾,加上袁世凯所展现的政治能力以及开明的政治形象,使得很多的革命党与立宪派心目中,国家大员袁世凯远比政治流民孙中山更适合做民国总统,所以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宣称只要袁世凯实施共和,那么这个总统就让给你了。
  既然如此,大家坐在谈判桌前好好谈谈细节吧,你来我往之间,最后敲定皇帝退位,但要给予优待政策,国家实施共和政体。一二三四的列了一通,比起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来,其待遇可要优厚很多,总起来说,袁世凯还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没把事做绝。然后袁世凯入宫向隆裕皇后陈说厉害,现在海军全都叛变了,陆军就只剩北洋六镇,其他都归了叛党,这么下去我也无力回天,不如接受优待,退位了吧。当时革命党已经公开宣称只要走向共和,就可以公推袁世凯为总统,这使袁世凯在劝说皇帝退位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些阻力,有人认为袁世凯大奸大恶,私通革命党,携外力以压朝廷,而袁世凯是不想给世人留下逆臣的印象的,何况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确实也不是共和而是君主立宪,这时候,一群冒失的北方革命党帮了他的忙,因为北洋军镇压过他们,所以他们当街扔炸弹刺杀袁总理。那边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刚和袁世凯达成协议,袁世凯也开始劝说清帝退位,这边就搞暗杀,这就是当时革命党的现状,互不通气,各干各的。不光没杀了袁,还一下堵住了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朝臣的嘴,怎么样,我袁世凯是忠君爱国的,不然革命党也不会要我的命,我可是一心为皇帝好啊,现在革命党的爪牙都已经遍布京城了,太后你看着办吧。这隆裕太后就是一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哪有人家老佛爷那两下子啊,事已至此,袁大总理你看着办吧。于是,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没有哪个朝代更替如大清王朝这般摧枯拉朽,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封建王朝,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可推翻了帝制就等于推翻了专制了吗?改了国名就等于走向共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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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袁世凯时代
  面对突如其来又混乱不堪的革命形势,手握重兵却选择了单方面停火并最终促成南北议和,以不流血方式迫使清帝退位,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将国家从内战拉回到和平之中,黎民苍生最该感谢的是袁世凯。可接下来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摆在了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面前,摆在了刚刚上任的临时大总统面前。
  首先,是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问题。清朝的垮台不是某一家或某几家起义军攻城略地,一城一隘的夺过来的,而是遍地开花,各自独立最终架空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协商,在民国政府和平取代清帝国政府之后,虽然有人提出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利等主张,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上却未见差异,唯独两个地方与众不同,就是西藏和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清朝版图,但清廷已灭,我们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你中华民国的一员。
  革命党起事之时,打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我前面讲过,这么提是有道理的,而且有利于革命鼓动的,但在夺取政权后,这个口号就难免会让其他少数民族感觉不安,而各地的纷纷独立,又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们看到了自立门户的希望。所以在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做了如下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于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孙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了,咱们五个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你们那个独立,和我们这些省的独立是一样的,现在你们也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孙中山发表了这个宣言后不久,袁世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没有说什么“某某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之类没用的套话,自古?自古到什么时候啊?你自古到元朝,人家还自古到唐朝呢?再说自古是你的领土的地方多了,你都要吗?其实,自古以来分分合合本是历史常态,你强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你弱,对不起,这地方是就人家的,这个世界从来是靠实力说话的,强大如狮子,它在那地方曾经撒过泡尿,就说这地方属于它了,也没见有人跟它争。所以,民国政府没说自古只说现在:你是清朝的领土,而我是清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有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为证,所以你就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你如果听话,咱们好说好商量,如果不听我就打你。
  期间虽有曲折,但因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在英俄两强的干涉之下,最终还是保证了蒙古西藏未因清帝退位而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至于那个扯淡的麦克马洪线,不论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还是之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如果本书能不受干扰的写到2008年,我会更深入的讲述少数民族问题,现在先不赘述。
  袁世凯执政的几年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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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这么一说,这共和还真是好东西啊,一推翻帝制这一切都好了啊。慢着,我可没说一切都好啊,按照先礼后兵的规矩,我们先说的成绩,但是,不足也是要说,而且不足那是相当的多,多到我都不知道从哪入手了,只能想哪讲哪,听明白听不明白的,我也没办法,谁让这段历史乱成一锅粥呢。
  先从民国政体开始讲吧,大家都没搞过共和,袁世凯不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也一知半解,但好在这些革命党都留过洋,孙中山更是长时间生活在国外,虽然没吃过猪肉,但大都见过猪跑,于是照着葫芦非常认真的画起瓢来,平心而论,瓢画的还是蛮像的。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章太炎、宋教仁等提倡的是责任内阁制,也就是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相互制衡,这样可以限制总统权力。但孙中山坚决反对,你们说的这套和平时期管用,而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你们信任我才选的我来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可又要加一个限制手段,这怎么开展工作啊。大家一想,孙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限制太多,效率必然下降,那就实行总统制吧,也就是说总统即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也就是现在美国实行的制度。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从政经历啊,不光没从过政,就是手下多管几个人的管理工作都很少有人做过,以前光挑别人毛病了,你们这么干是不对的,应该这么干。如今人家不干了,让你干,才发现挑毛病实在是件轻松惬意的工作。
  孙中山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集结在南京的20万起义军,这些人集中在这是准备北伐的,可这么些人凑在一起,要吃饭,要发饷,钱,政府需要钱。原来孙中山等人靠募捐维持少数革命党的生活及活动费用,还是没问题的,可现在是20万啊,大家都跟着你闹革命呢,老大,你看着办。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这不光说明革命政府没钱,而且说明这个大总统根本没睡醒呢。
  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收入来源,城中到处是骚乱的士兵,局势十分混乱,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连总统府都出不去。有人说革命党软弱,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软弱,你坐到那位子上试试,烤不死你。所以说,南北议和已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推举袁世凯当总统,也许革命党心有不甘,但却是保存胜利果实唯一的办法。
  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南京临时政府紧急出台一个《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施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咱刚才不是刚说完,孙中山力主施行总统制吗,怎么这么一会就变了,谁的主意啊?还能是谁的主意,孙中山呗。我当总统,那我是你们选出的革命领袖,你们限制我的权力那是对我的不信任,是不利于民国事业开展的,可现在我请辞了,大总统换成袁世凯了,他可不是革命党啊,对他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所以限制他的权力是必要的。好在袁大总统倒没异议,照单全收,估计这老爷子根本也没弄明白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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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同时,黎元洪全票当选了临时副总统,都商量好了,还选什么选,这不是假民主吗?这点我不同意,因为开始商量的那些人,就是后来投票选举的那些人,而这些人的产生也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虽然没有征求诸如阿Q们的意见,但对比刚刚倒台的清廷则是民主的一大进步。
  接着就是袁世凯总统提名总理人选了,同盟会两巨头孙中山、黄兴二位本是总理的当然人选,可人家老哥俩好像当政了几十天,似乎有些累了,于是都表达出了淡出政坛的想法,功成身退,冷眼旁观共和国的成长,对于这么多年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两位革命先驱,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接着不到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唐绍仪和陆征祥两届的组阁和倒台,唐绍仪内阁就在争吵中完成了它短暂的历史使命,北方的北洋势力和南方的革命党势力各说各的理,争来争去不亦乐乎。最后,同盟会非常大度的退出了陆征祥内阁的竞争,这么争下去,国无宁日,我们退出,请陆征祥自由组阁,不要顾及我们,加上孙中山、黄兴执意淡出政坛的举动,可以说同盟会的表现是值得称道的。当然,同盟会退出陆征祥内阁并非退出中国政坛,同盟寄希望于临时总统上任时的承诺,不久之后将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岂不少了这些不必要的争执。这和宋教仁、陈其美这些少壮派领导人的雄心壮志是分不开的,激情充溢在胸中,以至于他们一个内阁部长远不能满足他们报国的冲动,特别是宋教仁,在孙黄淡出之后,他成了同盟会中当然的一把手。
  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我上台,当然要找和我政见一致的人,听我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少了抬杠内耗,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我是选民和议员们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最后,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凑合着能干点正事的内阁。
  再说,孙中山在全国转了一圈后,应邀在北京会晤了袁世凯,这是二人唯一的一次会面,两个人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孙中山觉的这个袁世凯不像是想象中的军阀,而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如此一来,即发了通感慨::“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点头称是,你说的太棒了,说到我心坎里了,老孙,就让你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拨给你办公费3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最后,你喊我万岁,我喊你万岁,一起喊民国万岁,气氛达到高潮,两人临时大总统如此化敌为友,精诚团结,那真是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可有人不高兴了,老孙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十年啊,下届选不选他还不一定呢。其实,人家孙先生也就面红耳热之际随便那么一说,他说造铁路二十万里,结果修了一里吗?过了将近百年的2008,我们也才有铁路7.2万公里,当时那不是醉话是什么?再说了,一言九鼎是老百姓的道德,政治家们是不用遵守的,不到一年,二人早已把互喊万岁忘到脑后,准备要对方的命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因为他们年轻甚至幼稚,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激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我钦佩他们,羡慕他们能把青春贡献在那变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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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上海,凄风冷雨,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两个人帽檐压的很低。
  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
  光复会副会长,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
  一时间群情激奋,浙督汤寿潜悬赏3000缉凶,沪督陈其美也悬赏1000缉凶。
  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表现的非常气愤,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并且在17日发表祭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不久,一个叫王竹卿的光复会会员被诛杀,有说是被上海方面抓获并旋即处死,有说是在浙江被光复会员杀死在家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王竹卿是行刺陶成章的杀手之一,而当时的舆论将本次暗杀的主谋指向了沪督陈其美,就在这混乱之时,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得力干将蒋介石却离开了上海,在陈的安排下到日本学习军事去了。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为人豪侠,颇有江湖气,喜好结拜,他的盟兄弟很多,个顶个都是当世豪杰,能结交天下豪杰之人自然也非等闲之辈,从现在起,这个人物将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我们的笔墨。
  此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一个对陈其美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小弟,一个颇为干练的军人。九十四年以后,蒋介石的日记公之于众,因其生前从未示人,可以断定是写给自己的很私人的东西,也正因为其私密性,才使得后人对其真实性更容易认可,其中一些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本书后面,还会多处引用他日记中的内容。
  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
  “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看来孙在给吴的信中力陈其与陶之矛盾)。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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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成章遇刺后,3月2日,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大骂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在章太炎的口中,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与“土匪”无异。
  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是民国初年南方派系之争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派,立宪派与革命党都是矛盾重重,而此时袁世凯坐镇的北洋派却铁板一块,异常团结,应该说高下已分。
  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平是大家的普遍愿望,在皇权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的形势下,革命党作为反政府时代的地下组织纷纷站回到了阳光下。大家纷纷合并重组,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在之后的民国国会大选中获得更多的席位。
  辞去内阁职务的宋教仁此时也开始了他短暂的人生中最为辉煌也是最为无奈的一段历程,他与和同盟会立场政纲相近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进行谈判,接受他们的建议改进了原来同盟会比较激进的政纲,最后五党联合,改组合并而成一个新的党——国民党,虽然仍尊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因为孙黄二巨头此时都有了淡出政界的想法,因此委托宋教仁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此时真是英姿勃发,他在各处演讲,其演讲极富煽动性,争取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做的红红火火。相比于长于破坏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宋教仁对现代民主政体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应该是政治的权威集中于国会,而国会要通过公平的选举产生。如果哪个党派获得足够多的议席,就可以进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而如果达不到法定多数,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气氛日趋浓郁,大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抄家伙要进步很多了。可是,理想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没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果我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您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而以为是如今村长海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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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45.1%的议席,宋教仁的努力又很书生,以为藉此力量自己就可以实现组阁梦想。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携大选胜利之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一行前往沪宁火车站,准备等车北上,还有很多当选议员也一同出发去北京。
  在进站口,一声枪响,宋教仁痛苦倒地,他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他先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算是其政治遗嘱:“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接着,向于右任口授了几个请求,算是个人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一个垂死之人,忍受痛苦的同时,没有去想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热爱的国家、人民和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不得一,但他依然对自己民主救国的信仰矢志不渝,并寄望于大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同志们在宪政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这之前,宋教仁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有激情爱国青年,但隐隐感觉到此人不够扎实,不够沉稳,过于外露而缺少城府,总而言之,我只是认为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春游联欢会什么的,最多是组织大家上街游行撒个传单,绝对不认为他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十个小时中,他却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坚韧、睿智和一心为公,这样的人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不足,我都要投上他一票,我们国家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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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之死,振动朝野,破案速度很是神速,三日后,同盟会会员、青帮人物应桂馨和杀手武士英相继落网,应桂馨家中发现了大量其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及通过洪述祖与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此时代理内阁总理)的电报,证明赵有“毁宋”之意。武士英被捕后,先供认是应买凶杀宋,一周后又当庭翻供说,和应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北京政府除害的目的,刺杀宋教仁。再之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应桂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脱,最后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一个月后,赵秉钧病故,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幕后主使从此成迷。
  后人有三种猜测:
  1.孙中山为幕后主使,理由是应桂馨是同盟会的人,和陈其美过从甚密,且后来孙借此成为了国民党真正的领导人,且以此为理由发动了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很多漏洞:一、同盟会人数众多,出一两个叛徒本不足为奇,何况应还是帮会人物,也就是黑社会,这样的人的道德品行本就不值得信任。二、孙中山本就是国民党的名义领导人,只是醉心他的大铁路事业,而淡出政坛而已,根本没必要实施暗杀。三、二次革命本就是头脑发热之举,孙中山断然不会用先杀自己人的方法去制造一个挑战强敌的借口。
  2.袁世凯幕后主使,洪述祖、应桂馨有电报往来,其中有“毁宋”字样,洪述祖是赵秉钧手下,赵秉钧是袁世凯心腹,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因此应桂馨有杀人嫌疑而袁世凯有杀人动机,二者人托人的关系,将最终的幕后主使指向了袁世凯,孙中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鉴于孙先生因此而发动了二次革命,后来又在国共两党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上袁世凯的称帝彻底成为了“坏蛋”,所以不管是北洋之后的民国政府还是后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正史中都采纳了孙先生的意见,如不采纳,孙先生的二次革命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内乱。可笔者认为,在事情已经过了百年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来分析这桩民国悬案,笔者认为此说的漏洞比孙中山杀人说漏洞更多:一、从往来电文中,赵秉钧的“毁宋”有可能是“毁誉”而非“毁人”,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各地的民主选举,因此毁誉可以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目的。二、即使赵秉钧想“毁人”,也不能证明袁世凯知悉此事,宋教仁遇难后,袁世凯一方面高度赞赏了宋教仁的功绩,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全力缉凶,而事实证明这不是道假命令,三日后,应桂馨和武士英落网。三、可能有人会认为之所以那么短的时间就抓获歹徒,并非袁世凯本意,只不过地处南方势力范围,袁世凯鞭长莫及,可是以原始开的聪明他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下手呢?宋教仁是准备乘车北上的,如果袁世凯真想杀宋,何苦不在北京呢,那样的话,凶手就没那么容易抓住了呀。四、杀宋有用吗?国民党还有一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四号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那么杀掉一个宋教仁有什么用呢?五、武士英是在被捕一周后才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然后他就突然非正常死亡,袁世凯不可能指使武士英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也没有能力在上海这个国民党势力范围下手暗杀武士英。六、赵秉钧的死,从各方面看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且赵时任内阁代总理,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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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陈其美,理由如下:一、虽然因为国民党是五党联合重组而来,照顾各方席位的结果,致使陈其美被排除在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之外,但作为国民党(同盟会)中的少壮实力派,早在首届内阁时就已被任命为工商总长,现在作为沪军都督,手握兵权,此人果敢坚毅,自信自负,我很难相信他会甘心居于宋教仁之下。二、应桂馨是陈其美介绍入同盟会的,而同时陈其美也加入了应桂馨所属的青帮,二人过从甚密,革命时期,应桂馨的家几乎成了陈其美的秘密据点,陈其美很多时候就住他家里,革命成功后,陈其美也未忘旧情,很是提拔重用应桂馨,甚至推荐他去做了孙中山的保卫。三、陈其美策划和实施了清末民初众多的暗杀事件,属于有案底的人。四、是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促使他翻供?答案当然是控制着上海军政两届的陈其美。武士英撤销了对应桂馨的指控,是谁想救他?似乎除了陈其美没人和他有这个交情。和应桂馨有交情就要保他吗?除非不想给宋教仁报仇。五、二次革命时,应桂馨趁乱逃走,二次革命本就是因宋教仁而起,为给宋教仁报仇而讨伐袁世凯,怎么可能放走应桂馨呢,可他确实走了,放他走的人只能是陈其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如下可能漏洞最少,陈其美为争夺党内领导权,派“双料间谍”应桂馨(他还同时是北京赵秉钧的线人)收买武士英枪杀宋教仁,二人因由陈其美的保护,心下泰然,因此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接到袁世凯电令后直接督办此案,加上国民党方面的巨额悬赏,致使三日后此案即告破,应、武二人被捕。陈其美发现自己棋错一招,在惊慌之余,得知应桂馨还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入僵局,于是迅速搞定了已经痛快招供的武士英,令其翻供使应桂馨脱罪,并将矛头指向北京袁世凯。然后再将武士英暗杀,令此案死无对证。他一方面怂恿孙中山起兵讨袁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销毁了所有证据,将自己的恶行掩盖,因为有了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以至于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无法再继续彻查此案,因为一旦发现杀人者另有其人,那么无端挑起内战的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这个故事编的还算比较圆吧,可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较少的故事,我们能够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可能性真的发生过,只是笔者“以我之心度彼之腹”的猜测而已。
  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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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3日,凶手被捕。
  3月25日,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高层开会,在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是暗杀事件主谋,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反对共和的,是要走独裁的,于是力主武装反抗。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年近半百,可脾气之火爆,决定之仓促犹如回到了愤青时代。
  手头那些证据真的指向了袁世凯了吗?指向袁世凯,除去武力就别无他法吗?南北议和之时,你都打不赢,现在国家初定,人心思安,你凭什么打呢?
  孙中山的意见遭到了黄兴为首的许多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完全可以,起码暂时可以寻求法律方式解决,其实这才是共和的真谛——尽可能用合法的非暴力方式却解决问题。也许孙中山坚定的认为只要有袁世凯在台上,走回独裁老路就是必然,可我要说,他的认为至少在当时证据不足。
  首先人家袁世凯接受了你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都不肯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度,民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项近代先进的法律法规得以制定和执行,其次,4月8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开幕,大家还在努力的在走民主程序,袁世凯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未偏离共和的轨道,在这个时候煽动暴力反政府,其胜算又有几何?
  不管胜算几何,孙中山已经煽动了,不管煽动没煽动起来,袁世凯已经知道了。本来就对民主啦,宪政啦无甚好感的袁世凯此时更觉的“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吵来吵去,一件正经事也干不成。
  正好此时袁世凯启动“善后大借款”,就是从国外银行借钱,当然条件是相当的苛刻,利息之高匪夷所思,还要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不过换位思考一下,借钱给袁世凯政府本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买卖,他不够强大,尚不能政通人和,下面的人一不如意就想着暴力反政府,如果你借那么多钱给他,没有足够的收益你也不会干,可是新生的民国确实缺钱,所以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就签字认可了。这下捅篓子啦,国会不干了,第一,你这是卖国行为,国家尊严还要不要了?第二,你有什么权利不经国会同意就签字卖国啊?这中间,陆军总长段祺瑞替换有杀人嫌疑的赵秉钧出任代总理,对于议员们关于借款的质询题傲而不答,够二,极大的激怒了国会议员们,孙中山更是发去了措辞严厉的电报: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袁世凯一看,自我当了这个大总统后,你们这帮人这个那个的折腾了一年多了,我这个总统说什么都不算,什么都得让你们批准,现在倒好,直接让我下台,你孙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给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给面子,我就独裁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黄兴的陆军中将给我撸了,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给我免了,陈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了。
  袁世凯共和信念本就不够坚定,再这么一推他,他就坡下驴,直接跟你翻脸了,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黄兴等奋起反抗,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孙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经走上法律程序,凶手已经被羁押的情况下,煽动各省独立,武装对抗北京政府,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而袁世凯在得到这几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可能武装叛乱的情报后,将其免职,属于法律赋予的权力,合理合法,北洋军人给全国人民的通电义正词严: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马克思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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