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剑气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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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有十年的青春岁月是在东京、旧金山和莫斯科度过的，这和后来那些领导人到苏联休假疗养不同，他是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实打实的工作和学习，因此张闻天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对发达国家感性认识最深刻的人。作为共产国际委派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党内地位长期在毛泽东之上，甚至在遵义会后，一度成为中共总书记，经历了中共建党以来几乎所有的内斗。中共空降派领导共同的特点就是教条加理想主义，可历史无情的证明，最后的胜利通常会属于有理想的实用主义者，张闻天不够教条，但也很不实用，属于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最好是不要往政治家堆里混，好在张闻天也确实没有权力欲，在博古、张国焘、王明相继失势后，他也离开了权力中心，至此宣告留苏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会打仗，不会拍马，还不屑于内斗的张闻天，很长时间里，都在一些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直到后来，他精通俄语的特长派上了用场，在苏联当了几年大使，现在庐山上的他，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张闻天就是一个被历史大潮卷到了风暴中心的书生，与彭德怀极少交集，不是朋友，一文一武的，甚至也不能算同事，如果不是庐山，张闻天和彭德怀也许一直只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可是，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对党的理想的执着，终使二人结缘于美丽的庐山。彭德怀、黄克诚说出了有问题的结论，周小舟举出了实例证明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他们都只是在事实层面的发言，缺乏理论分析，估计也不是他们不想，只是能力不足和有所顾虑，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公开说“大跃进”是错误的，因为毛主席和其他高层领导共同制定的总路线是毋庸置疑的。可无欲则刚的张闻天，却要用自己精通的俄式马列主义和缜密的逻辑分析，证明“大跃进”的无知和可笑。
　　在张闻天准备发言稿时，接到过两个电话，打电话的人一个是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一个是政治秘书胡乔木，两个电话都透露了一个信息，主席将会对彭德怀开火，劝张闻天注意自己的发言，不要往枪口上撞。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打住，可张闻天不为所动。21日这一天，他一气儿讲了三个小时，共十三个问题，只有一条说成绩的，剩下都是在分析错误，分别是：（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如果就事论事，即使比彭德怀深刻，即使全面否定“大跃进”，别人恐怕也不好当即翻脸，可这个迂腐的书呆子，甚至还比不得粗人彭德怀会说话，他竟然强调不能满足于说自己缺乏经验，只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注109），张闻天啊张闻天，你这三个小时，先把伟大领袖的得意之作批的体无完肤，然后又把这些错误归结到领袖的独断专行，在你眼里，毛主席还有好没有了？
　　于是，毛泽东很生气，听惯了奉承的人会不由自主的自信，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公开，目的是打压一下就算了，没想到大员们会接二连三的站出来，而且一个比一个说的出格。不就指标定的高了些吗？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我们不是已经在部署纠左了吗？把这些会上商量的事情一一落实，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多大点事啊，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可你们不依不饶，把矛头直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就是说我不懂经济瞎胡闹吗？这明摆着是向我和我所领导的党中央下战书啊。主席发了火，旁边还有火上浇油的，说主席你一定要站出来说话了，不然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为什么会说到队伍不好带呢，一方面是毛泽东引以为豪的“大跃进”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得到消息，说蒋介石刚到台湾那会儿，挺泄气的，本来已经死了回大陆的心，可咱们搞成这样，而台湾这几年的内政搞的不错，蒋介石回大陆的野心又膨胀起来了。另外，西藏平乱，国际社会也是一片骂声。社会主义老大反对，资本主义阵营开骂，蒋介石蠢蠢欲动，党内这帮人趁机出手，毛泽东得出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后，于23日发表了长篇讲话，说你们这帮人，无非是把我们说的一塌糊涂，这是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和动摇性，是在重复56年“反冒进”的错误，你们不是右派，也离右派不远了，还有30公里。然后，对着彭德怀那封信就开卷，对于所有的意见一概不予承认。资产阶级真倒霉，不管哪帮哪派，不管什么问题，都能捎带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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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支持“大跃进”的人，得到这样的信息，当然是斗志昂扬，骑墙派也已找准了风向，就连发表过支持彭德怀言论的人，此时也迅速悬崖勒马，一时间彭、黄、张、周在一边倒的指责声中，陷于完全的孤立。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注111）。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要收拾你们几个人。同时同日，周恩来对各部委负责人讲话时说:“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注112）风云突变后，张闻天等来找刘少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跟他说，我们说的这些之前都和主席谈过，主席还称赞我们讲的好，怎么突然风向就变了呢？可刘少奇支支吾吾的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迅速过渡吗？周恩来“反冒进”也就前两年的事啊，而且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这一次次纠左，周恩来一直是排头兵，此时此刻，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几个分量极重的角色出马，如果刘少奇、周恩来借机发力，将国民经济强力拉回到正确轨道，不是不可能。即使这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无法将经济完全导向正轨，只要刘、周能够出来说句公道话，那么维护《宪法》中的民主原则，保证言者无罪，还是比较有把握的，毕竟他们和罗瑞卿、谭震林不一样，他们并不认为毛是正确的，可两个人在关键时刻，却违心的站在了错误一边。
　　这时，一个小人物出现了，叫李云仲，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这样的职位当然没资格登上庐山，但他在6月9日连越数级，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直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其中用不加掩饰的犀利，不留情面的证据，狂批“大跃进”，7月26日这天，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给大会讨论，大家才知道这世间竟然还有一篇比彭德怀、张闻天出手还要凶猛的文字，看看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吧：李云仲“认为从1958 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 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注113）
　　在对李云仲的批示中，毛泽东特别写道“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注114）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下级干部的态度，要温和的多，批转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想证明反对总路线的声音上下都有，甚嚣尘上。
　　不许质疑毛泽东、不许质疑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从延安整风时发端并逐渐发展，在“反右”中被正式确立的，这么多高级干部都是明白事理的，当然不会因为主席对李云仲几句大度的表态，就以为彭、黄、张、周可以轻易混过去，古往今来，挑战显规则不一定受到惩处，挑战潜规则必然在劫难逃。所以，对于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自然就与他们所持经济观点无太大关系，既然毛主席动员我们对事也要对人，那我们就毫不犹豫的对人吧。
　　可问题是说下大天来，彭德怀也不过私底下偷偷摸摸给毛泽东递了一封唯唯诺诺的意见书，这对人拿什么对呢？于是，周恩来就借机拉偏手，主席让批那是必须要批的，但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批判的重点引导到“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上，就是说，谈谈成绩大还是缺点大的问题，这样维护了毛的总路线，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他们夸大缺点，给“大跃进”泄气的保守错误，算是给毛一个交代，同时又保护了他们不至于受到更猛烈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大家还可以在成绩巨大的帽子下继续纠左。周恩来似乎一直如此，没有太多野心，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却又总想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做点好事做点实事，他这个总理当得真不容易。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也是识时务的，顺着周的思路做了公开检讨，检讨内容大同小异，就是说坚决拥护总路线，“大跃进”的成绩是大大的，只是感觉大家只是说成绩不提缺点，怕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把缺点说的多了些，言辞有激烈的地方，也有不合适的地方，这样片面强调缺点是不对的。周小舟的检讨就更肤皮潦草，说是检讨却不忘把湖南的问题拿出来说。这样的认识显然没有触及灵魂，不光不够深刻，还有为自己贴金之嫌。
　　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们，已经摸准了风向，所以不会为周恩来那点小聪明所动，更不会让彭德怀他们几句话就过关，不就是找不到对人的理由吗？这有何难，庐山上没有，可以往前推吗？好几十年呢，还找不出你点毛病吗？大家群策群力，把几个人翻了底儿掉：
　　立三路线、一次王明路线、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认为凡紧要关头彭德怀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反对总路线，有其历史根源。
　　思想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说彭德怀自以为“有骨气，不信邪”，以犯上为荣。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问题。
　　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打百团大战；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历来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性。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是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合适，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战书。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海会议上都讲过，要防止党的分裂问题。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彭德怀。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有的人还质问周惠：你是拥护总路线、毛主席，还是拥护周小舟？因为这时人们对周小舟的检讨很不满意。周惠还为之说了公道话。（注115）
　　连“百团大战”都成了罪状的美丽庐山，一群不敢为自由而战，却乐于为高墙添砖的高官们，正在上演一幕幕众口铄金、欲加之罪、落井下石、助纣为虐的人间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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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这个人自负且霸道，作为在战场上搏命的将军，这也没什么不好，可这样的性格别说难容于官场，就是咱普通人交往，恐怕谁也不会喜欢和彭德怀这样的人交朋友，事实上彭德怀也确实没什么朋友。平时碍于彭德怀功高爵显，大家也不敢和他计较。但这会儿不一样了，不肯落井下石就可能被推到井下，况且你彭德怀身上的毛病也确实不少，找起来也不是很费力，几天时间彭德怀的错误就堆积如山了。8月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意气风发，进行了总结陈词，从井冈山、抗战、抗美援朝一直讲到现在，毫不客气的批判他高傲自大，自作主张，我行我素，充满野心。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是古代的事，你现在有电话、电台、汽车，不行你还可以骑马跑步，请示一下费劲吗？为什么自作主张？十个元帅，就你自己认为自己好，其他九个你都处不好关系，大将就更别提，你说你彭德怀瞧得起谁？别跟我讲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指一个战壕里的情况，如果是敌对的两方那就要“己之不欲，施之于人”，毫不客气。还说什么信是写给我个人的，没想公开，哄弄谁呢，其实你就是想公开，就是反对我反对中央，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击总路线，这几十年，你和我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当年华北座谈会批评你，不是不服气吗？说什么操了你40 天娘，补足20 天，这次也40 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这个华北座谈会是指1945年在延安开的，全称叫“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当时华北的工作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地区，地方上和部队的一些干部对彭德怀有些意见，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就跟彭德怀建议，趁着在延安开“七大”的机会，咱们也座谈一下，让同志们说说话，彭德怀欣然应允，因为中间隔着个“七大”，所以这个座谈会分前后两部分，共开了43天。这个座谈会后来演变成了彭德怀的批判会，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抗战开始时执行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就是积极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另一个问题是“百团大战”，说他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注116），彭德怀在大家群起而攻的情况下勉强检讨，但心中不服。本来嘛，站在一党之私角度这两条也许是个问题，但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则无比正确，刘伯承在战术层面提意见可以，康生领衔在政治层面泼污栽赃就是混蛋。于是彭德怀发出了“操40天娘”的牢骚，这次毛泽东旧事重提，就是要证明你彭德怀一贯反对中央路线，一贯群众关系不好。
　　在8月1日这天的会议中，朱德以一贯的老好人形象出现，在大家已经深挖历史根源，深挖思想根源的时候，依然故我的就那封意见书谈问题。历次政治斗争中，朱德几乎都在风暴中心，却又始终享受着置身事外的闲暇，不参与整人，也不参与救人，还没人整他，谁会跟一个谁也不惹又资格超老的逍遥派过不去呢？毛泽东哪有耐心听他顾左右而言他的耽误时间呢，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了句隔靴搔痒，算是打断了朱老总的发言，朱老总倒也不急不躁，不让我说我就歇着，你们说我就听着呗。
　　毛主席既然不让隔靴搔痒，那就只有一针见血了，接下来，发言踊跃且火药味浓烈，除了刘少奇、周恩来一如既往的紧跟毛主席外，离开政治中心近十年的林彪，此刻也满血复活了。
　　林彪当年被阎锡山部的哨兵误伤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最后发展到神经质的怕水、怕光，1949年天下大定后，刚过不惑正值壮年的他，就开始了漫长的养病生涯，并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挂帅东征。不经意间，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帅已经赋闲十年，除了一些必须出席的会议外，什么都不干，即使参加会议也只做看客，难得发表意见，更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就连55年授衔仪式，这么重要和荣光的时刻，他都没有到场。所以休闲度假式的庐山会议，林彪不来参与也就很正常了。如果不是彭德怀的情急发难，如果不是毛泽东紧急调他上山，也许林彪会一直闲逸恬淡、与世无争的度过余生，可历史没有如果，林大帅不经意间重回政治中心。
　　关键时刻，毛泽东想到林彪不是偶然的。在庐山之上，即使刘少奇、周恩来不借机起哄，毛泽东也没有必胜把握，毕竟“大跃进”的乱象是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交往，毛泽东深知彭德怀的脾气秉性，这个人做事有时是不计后果的，万一他一时冲动造了反，在军界向无地位的刘少奇肯定无计可施，周恩来的作用能有多大，也还是未知数。朱德已经老朽，此时挂名而已，况且即使年轻个二十年，朱德也未必赢的了骁勇的彭德怀，刘伯承和粟裕都已经被打倒，贺龙、陈毅、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大都是凭资历而非军功当上元帅的，就一个徐向前算是真正会打仗的，但随着张国焘的失势，这位徐大帅老早就不被重用了，无权无势好多年，岂能镇的住彭德怀。所以，资历、论军功都可比肩彭德怀，却又比彭德怀年轻的多的林彪，就成为毛泽东必须依靠的力量。特别是本来同样被寄予厚望、大将排名第三的黄克诚反水后，林彪的地位就更加举足轻重。好在林彪没有让毛泽东失望，8月4日，在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林彪向彭德怀猛烈开火，洋洋洒洒讲了半天，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        个人英雄主义，傲慢，常目空一切。对下级当儿子骂，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傲上慢下。
　　二．        有野心，就想着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死后留芳百世，想当大英雄，非常嚣张。
　　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的水准方面，还是思想意识，在哪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凭什么当大英雄。
　　四．他平时摆出张飞的面貌，似乎没有城府，在生活上比较朴素，比较检点，实际是迷惑了人，老奸巨猾。（注117）
　　朱德打哈哈，周恩来顾左右而言他，刘少奇说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一支肉麻的赞扬毛泽东的歌曲）反对个人崇拜，也不算捏造。而林彪这通白话，就不光是欲加之罪那么简单了。功高足以震主的元帅，如果还有野心，那可是大大的犯忌啊，岳飞之死就是前车之鉴。只要认定了你有野心，具体罪名是完全可以莫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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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的发言，等于重新为批彭定了个更高的调子，不管你唱的好坏，调门必须要跟上形势，加上有人告密说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李锐、黄惠几个人在7月23日晚上，到黄克诚处密谋，说出了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注118）， “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这么被做实了，还不错，把周惠给放了，说他只是沾了点边，李锐算是反党集团成员，但级别低，没有资格被点名。可黄克诚怎么位列第二了呢？他在党内地位不如张闻天啊，那是因为黄克诚还被定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这个庐山会议一直开到8月中旬，同志们的火力大集中批发给了集团首犯彭德怀，只要把你整趴下，其他人自不在话下。本就不善言辞的彭德怀在这样凶猛的攻击下，疲于招架又根本招架不住，其他几位连招架的机会都不给你，直接把脑袋伸过来让我们抽就是。拿张闻天来说吧，7月23日毛泽东发话后，他希望跟毛单独谈谈，毛泽东避而不见，然后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其间，引经据典，文笔犀利，妙笔生花，极尽讽刺之能事，乃骂人不吐脏字之杰作，不忍删节，全文如下：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注119）。
　　这文章写的太棒了，具体问题毫不涉及就将张闻天骂了个昏天黑地。可主席提纲挈领可以，其他人总得说点具体的吧，鸡蛋里头挑骨头从古至今好都是一个高科技的活，没点钻研精神是搞不成的，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有位仁兄找到了突破口，他让秘书作了个统计，得出结论，说张闻天发言全文8000 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 余字。用了39 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 个“比例失调”l 个“生产紧张”，108 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怎么样，铁证如山，看你张闻天还有什么可说的。
　　面对所有人或被逼无奈或有意为之的疯狂，彭、黄、张、周只能低头认罪作检讨了，但检讨和检讨不同，这其中只有彭德怀一人在重压之下，只交代自己，承认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但却拒绝伤及无辜。比如开始批判彭德怀时，有些别有用心者要求彭德怀交代那封意见书是谁写的，因为大家普遍不相信粗人一个的彭德怀能写出那封意见书，多以为那封信应该出自周小舟之手，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了，这封信确实不是周小舟写的，但如果周小舟没有在湖南领着彭德怀看问题，没有在庐山鼓动彭德怀放炮，这封信也许真的就不会出现。但不论如何威逼，甚至在周小舟为了自保，说出“彭是反党、反毛泽东同志、反总路线” （注120）时，彭德怀依然一口咬定是自己一时兴起一蹴而就的，和旁人无关。其实，彭德怀的文笔还是相当不错的，起码与其粗狂外表并不相符。但这封信确实是由秘书执笔的，这在高级干部里是很普遍的事情，意思说明白了，动笔的事让秘书办，秘书不就是干这活的吗？可面对险恶环境，彭德怀却坚称是自己写的。而且彭德怀始终拒绝承认“军事俱乐部”的存在，拒绝提供所谓的 “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和名单。
　　彭德怀的抵抗是无力的也是无谓的，最后彭、黄、张、周所担任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外交部副部长和湖南省第一书记的职务都被免去，回到各个部门继续接受批判。还不错，分别保留了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说是以观后效。由庐山上表现出色的林彪和罗瑞卿分别入替了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职务。除他们外，田家英、周惠、李锐等人也受到了牵连，但大部分人还是正确的选择了胜利者阵营，他们大家群情激昂的合力创造了一个知错不改、言者有罪的政治环境，因此，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创造历史的大人物的名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彭真、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田家英、李锐、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柯庆施、李井泉、林铁、欧阳钦、张德生、陶铸、刘建勋、吴芝圃、王任重、罗瑞卿、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曾希圣、叶季壮、贾拓夫、韩哲一、宋平、张闻天、赵尔陆、陈正人、余秋里、程子华、贺龙、张仲良、王鹤寿、康生、万毅、邓洁、林彪、王稼祥、刘澜涛、杨勇、李志民、王震、萧华、黄永胜、苏振华、安子文、张霖之、彭涛、孙志远、吕正操、薄一波、刘亚楼、宋任穷、江华、廖鲁言、甘泗淇、谢富治、谭政、王任重、舒同、黄火青、江渭清、张国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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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七章
　　上一节咱们提到了彭德怀在上庐山前，曾负责组织西藏平乱，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西藏这个地方在唐宋时期叫吐蕃国，是个独立的政权，在蒙古人入侵中原后，将其划入元朝版图，但这个西藏和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特殊性，所以中央政府对其统治始终不能达到其他地区那么顺畅。
　　首先来说，这个地方地处偏僻高原，高寒缺氧，生活环境极端恶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个地方带不来太多的直接利益，只要名义上归附不捣乱也就行了。其次，这一地区全民信教，信的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藏传佛教，又叫喇嘛教，与汉传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活佛，这个活佛在西藏不仅仅是一派的教主，还是地方行政长官，也就是说西藏是政教合一，与内地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以上两点，使得历经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对于西藏依然处于没兴趣管，也管不了的状态。
　　在西藏有两大佛教体系，一个是管理前藏的达赖系统，一个是管理后藏的班禅系统，这两个系统后来正式接受了清朝顺治和康熙的正式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从此成为了这两个系统的官方名称，这一事件，可以看做是中央政府对这种宗教领袖管理模式的正式认可，同时也是西藏宗教领袖承认中央政府宗主权的象征。这个活佛的确定，人家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定了之后就请中央政府册封，清朝换成民国后，依然遵从此律，分别在1940年2月和1949年6月，册封了14世达赖丹增嘉错和10世班禅确吉坚赞，等中共建政后，在大兵压境下，与西藏自治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所谓和谈就是谈的成就和，谈不成就武力入境。面对所向披靡的解放军，西藏自治政府接受了和平条件，于1951年5月，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西藏自此和平解放。
　　中央政府在武力上拥有绝对优势，直接武力进驻，当不是难事，但是在《十七条》中并未以势压人，而是给予西藏自治政权极多的优惠，你想啊，共产党本是无神论的信仰工农至上的组织，根本不信神仙鬼怪，对于剥削阶级是不惜用暴力镇压的，可却在《十七条》中承诺，对于西藏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和班禅的地位不变。这西藏不光是政教合一，而且其经济制度还停留在农奴制时代啊。其他的，关于驻军啊，交税啊等方面，对于西藏也是多有照顾，目的只有一个，稳定就行。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地区人大代表与会，这俩人的职位也就相当于省长省委书记吧，而且年龄一个19岁一个15岁，还是俩孩子，可中央政府却给予其超出一般的礼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郭沫若、林伯渠等一干老头加高官的阵容在车站列队迎接。 接着人大会开完，达赖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历朝历代没有哪届中央政府对于西藏领袖给予如此优待的。两个人表现也很谦恭，岁数稍长的达赖更会说话，1955年还热情且肉麻的讴歌了一通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是太阳，是慈母，是大鹏，是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可是这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政治局面却没能维持多久，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嘴上抹蜜的达赖叛逃印度，随即成立流亡政府，宣布西藏独立。这到底是怎么地了？就凭那给足了藏人和活佛面子的《十七条》，就凭俩活佛在北京受到的超规格接待，你达赖这么做也没道理啊，有话不会好好说啊？
　　事情是这样的，历史上西藏确实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很早就归顺了内地的中央政府，但向心力始终不强。加上他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其有效的抵御了中原文化的渗透侵蚀，在满蒙完全或部分被中原文化同化的时候，不算先进甚至比较落后的藏文化却顽强的生存了下来。所以，虽然在强大的武力威胁下，签订了《十七条》，但对中央政府对汉人政权依然充满了敌视和不信任。所以这几年小的摩擦不断，一部分有些知识文化的藏族上层人士对于建立藏人自己的国家充满了渴望，这些都构成了西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中央政府也不会信任藏人的。所以，解放初期，西藏实际上是两套管理系统同时运行，一套是以达赖为首的西藏自治政府，其实就是解放军进藏前的机构，另一套是中央政府派驻拉萨的西藏工委，工委书记同时是西藏部队司令兼政委，叫范明。在范明的领导下，驻藏部队确实是严格执行了《十七条》的，但在执行的同时，1956年，范明单方面宣称五年内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关于这一点，《十七条》中的约定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范明的表态显然与此相悖，不能不引起西藏上层的反感与恐慌。
　　另外，《十七条》的约束力仅限于西藏。在四川、青海这些和西藏交界的省份中的藏民聚居区并不受《十七条》制约。这些地方也尊活佛为领袖，也实行和西藏一样的制度，这里的藏民除了贵族就是农奴，贵族世袭，农奴也世袭，一朝为奴，就世世代代为奴。共产党，那是以领导穷苦大众反剥削求解放为宗旨的，封建地主都得打倒，岂能允许这样落后和残忍的奴隶制度堂而皇之的存在呢，所以嘁哩喀喳就把广大农奴给解放了。这一下，那些受到冲击的领主们不干了，跑到拉萨跟达赖告状，达赖周围这帮贵族们就有些人心惶惶。这《十七条》到底做不做数呢？
　　对此，毛主席也给达赖写了封信，告诉他“现在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达赖喇嘛当年底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活动，一度想滞留不归，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总理三次找他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见，西藏未来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达赖喇嘛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范明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砸烂西藏奴隶制度，改革西藏现行政教合一政治体制，却是没有商量的，可以讨论的只是改的时间和方式。

宝宝寒

　　第七十八章
　　1960年初冬，甘肃省高台县明水乡，天气已经很冷。
　　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有一排排的窑洞，大小不等，深浅不一，有着相同的简陋。窑洞里生活着一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瘦骨嶙峋、非人非鬼的生物，如果不是每天有一顿绝对不管饱的菜团子，他们是不会起床的，然后就是眼巴巴的等待下一顿的菜糊糊，他们没有快乐也忘记了悲伤，隔三差五就有个同类被芦席被卧卷了扔到门口，却很难在他们静如止水的内心产生些许涟漪。活着就是为了吃，吃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他们的终极奋斗目标。但他们确确实实不是什么行尸走肉，因为他们基本不行也不走，就坐着或躺着，为了能够活着，他们必须尽可能减少无谓的能量消耗。
　　他们曾经是人，有着不错的教育背景和不错的工作，受人尊敬，似乎前途无量。可是57年那次始料不及的“引蛇出洞”，几乎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了低人一等的“右派”。开始他们是被圈养在酒泉县一个叫夹边沟的地方。夹边沟本来是个农场，当三千右派进驻之后，这里就成了劳教所。因为想在邻县明水荒滩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一个大农场，所以就调了一千五百人过来。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有一半人被留在了夹边沟，事实上，除了几百名体质弱的什么都不能干的废人，夹边沟已经是全员支援明水了。那剩下的人呢？我说都死了，你们信吗？常识告诉我们，这不可能。当年，异常惨烈的淮海战役，共军伤亡加一块也才五分之一强。你说一帮右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种地，死这么多人谁信呢？可你要连这都不信，往下就没法讲了，这才哪到哪啊，更多的死亡还在后头。没人拿机枪向他们扫射，也没发生过火拼群架，他们的死法千篇一律，饿死的。严谨的说，是由于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和和免疫力下降，夺去了大家的生命。
　　他们刚到夹边沟的时候，粮食定量还不少，虽然低人一等，但终归还是人，只要你别卖弄你的知识和智商，甘心情愿的改造，活命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最开始谁也没打算长期在这干，又没什么大错，只要规规矩矩做奴隶，兴许不多久就能回家了。可接下来，情况却越变越遭，连彭德怀、张闻天都加入到右派阵营了，对他们的打击当然也就加了码，轻易不能让你们回去。与此同时，粮食定量越来越少，夹边沟最低时降低到了18斤每天，大量的死亡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可到了明水后，这个数字被降低到了14斤，西藏的农奴给这么点粮食也活不下去吧，何况一群酸儒。
　　这帮人来明水不久，劳教干部们就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就允许他们不再劳动，而是利用劳动时间去找吃的，他们把在夹边沟练就的本领施展出来，抓田鼠、吃蜥蜴、挖野菜、扒树皮，迅速扫清了所有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然后就出现了本节开始时的景象。不过，他们还算保持了一些人类的尊严，比如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吃人的行为采取了鄙夷的态度，比狼强多了。
　　夹边沟是个小型劳改农场，又都是盐碱地，收成极低，原来只有四五百劳改犯，倒也饿不着。谁也没考虑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右派吃什么的问题。等到了明水，就更要嘛没嘛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已经不成人样的右派们批量的死去，等到11月中旬，已经发展到每天死几十人，活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力气，死人的掩埋都成了问题，最后干脆拿沙子潦潦草草盖一下就拉倒了，基本算是暴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注121）
　　其实，这和是不是老革命真没什么关系，别说死的是右派，即使死的是老革命，也还是没办法，因为不光夹边沟和明水无粮，全甘肃省都在闹粮荒，不光是59年底在闹粮荒，实际上粮荒已经持续一年了。在甘肃省中部定西市下辖有个通渭县，就经历了和夹边沟相同的惨烈。通渭地处高原，平均海拔近两千米，年降水380毫米，土地不肥沃，降水还凑合，由于风沙大导致水蒸发量也很大，所以总体来说这地方比较干旱，又没什么农业科技，粮食产量较低，大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当然是相当贫困，苦熬苦挣的混个活命而已。谁承想，搞了一通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到1958年入冬以后，终于把活命搞成了一个问题，不少农村开始缺粮断顿，没办法只得以野菜、荞皮、树皮等充饥，陆续开始饿死人了。59年春节期间，天寒地冻，家中无粮，可把县里这帮基层干部愁坏了，毕竟是贫下中农，不是地富反坏右啊，大家一合计，就把150万斤种子给老百姓发了，先躲过初一再说。
　　可躲得过初一，十五总得来啊，转头就到了青黄不接的4月，光靠县里的力量是顶不住了，正好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维德去天水路过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当面向霍维德做了汇报，不行啊，死的人越来越多，出去逃荒的人也越来越多，咱“大跃进”都赶英超美了，咋还逃荒呢？太给社会主义丢人了，你给我整470万斤返销粮吧，让我们度过难关。霍维德看到了实际情况，人命关天哪敢耽搁，马上把这些粮食给批了，真是及时雨啊，通渭县28.4万人口，470万斤粮省着点吃能顶半个月二十天呢，可问题是顶过二十天呢？还真没办法，老百姓徒穷四壁，你给拨点量我就给你多活几天，一旦外援中断，马上死给你看。

宝宝寒

　　席道隆为什么隔开定西地委直接跟省委书记要粮呢？因为地委第一书记窦明海是个神经病，58年冬天，席道隆就跑地委汇报过了，结果窦明海派个调查组下来，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说公社门口放着死人那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是要破坏人民公社，这个局面是公社领导抓阶级斗争不利造成的，农民们瞒产私分了粮食，才弄的大食堂没饭吃，所以逼着老百姓交出余粮，不老实就定你个阶级敌人。470万斤返销粮58年12月底就定下来了，可地委电话通知：“弓书记（弓建华）批示，通渭供应过早，各县意见很大，停止供应。”
　　要说这是席道隆自己作的孽，当初“反右”和“大跃进”，他就是积极分子，1957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县农村开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 的大辩论。辩论内容是以粮食为重点。即“粮食是增产还是减产”，“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好还是不好”，“人均8两粮的定量能否吃饱等”。谁要说粮食减产，购了过头粮不好，一天8两粮食吃不饱，就以 “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论处，送夹边沟的干活。经过这样的大辩论，思想想不统一都不行。
　　接下来，粮食虽然连年减了产，但牛皮却放着胆子吹，你既然说大丰收了，那你就交出来呗。席道隆倒也真不含糊，跟领导保证“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他把自己脑袋都压出去了，能不卖力气吗？地里没粮食，去老乡家里拿呗，反正土匪怎么干他就怎么干，然后又组织打击了大批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干部，顺道将自己的搭档，坚持反映实际情况的县长田步霄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958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后，席道隆还不罢休，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所以，窦明海给缺粮定了阶级敌人破坏的调，席道隆就来了个紧跟，高喊“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是“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
　　口号喊完还不算，在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在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在穷尽了一切不着调的手段后，粮荒问题依旧，席道隆傻了眼，可自己之前牛皮吹的太大，也不好意思和地委提了，正好霍维德路过，就来了个越级汇报，算是把这470万斤救命粮给弄了来，可也没能挺多久。有劲的人出去逃荒了，留下的人也没劲下地了，下地也没什么可干的，头年把种子都吃了，地只能撂荒了拉倒，大家等死。

　　席道隆当年才三十五六岁，革命觉悟不高但热情高啊，在忠于党忠于领袖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忽略了人民，历史证明，党并非永远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也许年轻的席道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光席道隆，地委书记窦明海，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恐怕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宗教崇拜的思维，相信了自己的党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
　　党只是一个组织，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是人就会犯错误，组织当然也就不会永远正确，可这个说法是1951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一个领袖宣称自己的组织伟光正，组织成员又大多对于领袖无限忠诚，对领袖不够忠诚或对领袖观点予以反对的人又被打倒或被清除出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必将逐渐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别说人的组织了。宗教组织与此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宗教大神确实是可以不犯错的，不论是上帝、如来还是玉帝，基本只正襟危坐接受信徒膜拜，不做具体事想犯错都难，有时候就想，毛主席如果是神仙就好了。不过，有个叫吴承恩的认为，神仙也会犯错，于是就写了篇叫《西游记》的小说，把佛道两教损了个遛够。
　　在1959年的夏天，粮荒终于演进成了灾难，吃人的事变的稀松平常。夹边沟、明水吃人是偷着摸的，那帮右派假斯文，集体唾弃吃人的人，可在通渭，连道德谴责都没有了。道路两旁经常会有死人，上去拉上一刀，回去煮煮就吃了，竟然有母亲亲手将自己女儿煮食的事情发生（注122）。饥饿在泯灭着人的良知，在生死考验面前，不当吃喝的尊严被证明完全是一个不值钱的玩意儿。
　　就在这节骨眼上，坚持极左路线的张仲良上庐山开神仙会去了，前文提到的给人民放粮的第二书记霍维德主持日常工作，趁着没人管，霍维德一方面组织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同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这简直是和庐山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遥相呼应“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啊（注123）。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就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后，刚消停了没几天的席道隆再次打满了鸡血，面对饥荒非但不再放粮，反而变本加厉掘地三尺的收粮。牛吹出去了就要实现，上级下达的征购指标必须要完成，组成了万人搜粮团，高喊着“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下到公社挨家挨户的搜，这种比土匪更土匪，比混蛋还混蛋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了1959年底。

宝宝寒

　　可此时停止抢劫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能抢的东西早就抢完了。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通渭如此，甘肃全境也好不哪去，但你要认为只是甘肃一时一地的灾荒，那就错了，这个灾荒已经波及中国大陆全境，此时已是处处缺粮，顾此失彼，农村饿死人，城市也根本吃不饱，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一方面，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饭都吃不上，哪有闲情逸致和多余的体力风花雪月啊，另一方面，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9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中共党史二卷，下册第十四章《庐山会议纠“左”的曲折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
　　这就奇了怪了，就算大跃进吹了牛，把没有的吹成有的，但毕竟没有把有的吹没啊。就算征收了过头粮，那粮食不还在粮仓里吗？就算公社化降低了劳动积极性，但都饿肚子了，大家还有那心比着偷懒吗？就算粮食有所减产，但之前不是还有余粮吗？怎么着也不能饿死人啊，更不能大面积的饿死人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说来话长，好在之前许多事情咱们已经讲过了，下面呢就把这些事情再按时间捋一遍，想必大家就知道这大饥荒是怎么回事了。
　　一．        1956年，农业合作社开始向高级社转变，因土改而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打压。
　　二．        1956年，周恩来反冒进失败，这是经济规律屈从长官意志的开始。
　　三．        1957年初，对麻雀进行了断子绝孙似的歼灭战，使之后数年，麻雀数量都无法恢复，当时的农村，农药奇缺，又没有了天敌麻雀，虫害自然就肆无忌惮了。
　　四．        1957年下半年，“反右”之后，使得原本司空见惯的给党提意见，变成了需要无上勇气的英雄行为，英雄永远比群众少的多，所以党很难听到反对意见了，自我纠错机制就这么被打碎了。
　　五．        “反右”的副产品，老精英被排挤，新精英充斥了国家中下层各级政府，关于新老精英的问题，我们在《第七十二章 风云突变反右派 背信弃义祸神州》中，已经论及，不再赘述。总之，这个文化素质较低、又对党对毛主席无条件忠诚的群体，尽心尽责的为上层传递了他们喜欢的假情报，并且毫不客气的将上层的错误，做了尽可能的放大。
　　六．        1958年，在没有“右派”分子唱反调的情况下，疯狂的“大跃进”得以无阻力的展开。大食堂大锅饭，不光浪费严重，还寅吃牟粮。不切实际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将本就不多的资金和宝贵的人力打了水漂，甚至为了炼钢连秋收都耽误了。
　　七．        城市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一步紧张。
　　八．        没有了反对声音，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乃至百万斤这样的胡说八道，竟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我党控制的报纸、广播中不断出现，非但看不到非议，还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放卫星”。可悲的是，竟然没人说不信，毛主席还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深刻的无厘头问题。生产粮食不容易，糟蹋还不简单吗，所以粮食多了的问题，还真不是问题。
　　九．        水旱灾害，中国疆域甚广，东边日出西边雨的，不是这旱就是那涝，放在往年倒也没什么，可架不住这么多不利因素同时出现啊。
　　以上说很多引起粮食减产的因素，但减了多少呢？单纯从粮食总量上看还不足说明问题，因为自1949年开始，中国的人口数量高速增长，所以人均粮食数量才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数据。1956年，这个数据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人均306.79公斤，之后逐年下降，1959年降到了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已经跌到207.26公斤，仅有1956年的67.6%。要说是少了不少，但也人均四百多斤呢，和1949年基本持平，也没见49年饿死人啊。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不还吹了牛了吗？诚实的吹牛者，是要兑现承诺的，所以广大中下层领导们积极的按照吹牛的数据向上缴纳公粮，这哪凑的够啊，就得搜刮前两年的余粮，大食堂本就祸祸了不少，这会儿农民手里的粮食还不越发的少了。
　　也不对啊，就算征收了过头粮，那粮食起码还在库里呢，开仓放赈不就行了，总不至于饿死人不是。这就得赖彭德怀和张闻天了，都政治家好多年了，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跑庐山这通折腾，人家伟大领袖能跟你们认错吗？所以就来了个明知故犯，知错不改，继续推进大跃进，反正就是不承认吹牛，既然不承认吹牛，农村粮食不够就是瞒产私分，就是地主富农捣乱，就是小农自私心理作祟，所以对你们就只能是教育加惩处，怎么可能给你们放赈呢。

宝宝寒

　　不过单凭基层干部打肿脸冲胖子也挺不多久，要不就承认大跃进是吹牛皮，要不你就把粮食交上来，二选一的事。已经是掘地三尺了，粮食肯定是弄不到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饥荒，再想瞒是瞒不住了。其实也并非饿死了人，才瞒不住，顶层这帮老头有私心归有私心，但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傻啊，庐山会议前已经开始着手“纠左”了，他们能不知道下面瞒报谎报吗？所以不是真傻，是集体装傻。那既然装不下去了，就赶快想办法救人呗，要说救人行动从1959年底就开始了，比如停止向农民征粮，但这对于已经赤贫的农村并没有实际作用，粮库也打开了，但粮库中的存粮却远没有咱们想象的多，也仅仅是保证城市不饿死人，对农村的救助则有心无力。粮食呢？征收了那么多的粮食呢？
　　很大一部分是糟蹋了，公共食堂，使得大家无所顾忌的可劲造，敞开供应往死里撑，吃不了就倒掉，这还不算，储藏过程中的损失也不少，总之这东西是公家的就不是我家的，不是我家的那糟蹋少了不吃亏吗？省吃俭用能支持几个月的口粮，可以被他们一个月就干掉，毛主席不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吗，我们这么做也是给党分忧啊。大食堂不只是农村有，城市也同样啊，农村浪费，城市有过之无不及啊，你想啊，给农民留的口粮本来就少，他们自己起码能知道粮食不多了，发现造不起自然会收敛。可市民中文盲少，有报纸看有广播听，天天在催人奋进的喜讯中熏陶，后果可想而知啊。六亿多人齐心协力给你造，多少粮食经的住这么折腾。
　　可再怎么糟蹋，高征收的粮食总还是不少，库里也不至于这么空啊？别着急啊，自己浪费还不算，咱还援外了呢？援外就是把咱的东西拿出来帮助别的国家。苏联援助国我们，美国也援助国我们，既然别人可以援助我们，我们当然也可以援助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更高尚，我们是在自己吃不饱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的援外。有人说你别瞎扯了，那能有多少，这么大的饥荒和这点小事关系不大吧。那我告诉你，从1954年以来，我们单给只有200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就将近90亿元人民币（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回忆录），我们发生饥荒的1959年，全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也才1440亿啊（国家统计局数字），而这还是在大跃进情况下，干了大量无效益劳动后的数值，全年能有个10%的利润就不错，大半年的利润都给阿尔巴尼亚了。问题是，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不止阿尔巴尼亚一家啊，截止到1963，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过援助，这是多大一笔数额啊。
　　当然除了援外以外，咱还有一大笔支出，就是还债，还抗美援朝欠下的苏联军火费用。当年中苏谈好，援助中国的武器两家共担，所以中国要负担一半的费用，之后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少量武器属于特殊原因下的无偿援助外，绝大部分装备都是由苏联半价提供的。咱们为社会主义阵营出头卖力，花钱死人不说，拼着被西方主流国家孤立的风险，换得了欠主要受益人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后果。这还不是军火援助的全部，1949年斯大林同意给中国的首期3亿美元贷款，可是一分不少得还的，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可这些军事欠款，只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多。剩下的欠款，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也就是说农民生产的大量产品被征收上来后并未成为咱的库存，而是直接运给了苏联。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当年欠下的军火费用，按规定还款期十年，应该是1960年还清，而其他机器设备的费用，则应即期用农产品支付。前几年的结余中已经有33亿用于还债，但随还随欠啊，到1960年总计还欠着即期债务23亿多。大炼钢铁、大搞基础建设，跟阿尔巴尼亚等国充大头的过程中已经把钱造光了，这会儿不光没有用于还债的农产品，连进口粮食的钱都没了，拿什么还啊？不光不还，依照咱和老大哥的关系，此时再给帮衬个仨瓜俩枣的，咱不就渡过难关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决裂了，不是发生了分歧，是决裂。
　　中苏决裂的原因正史有过一些记载，比如长波电台问题，比如联合舰队问题等，说毛认为苏联这是想谋求霸权，因此予以拒绝，事是这个事，但又不简单是这个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问题再大，也大不过外蒙独立，大不过远东大片领土的割让，连那些事都认了，这点小事至多不同意就是，闹点小摩擦，上点紫药水也就好了，怎么可能决裂呢？

宝宝寒

　　其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不过是导火索，他们引爆了中共和苏共多年的积怨。还记得1927年的“四一二”吗？几十万字之前的事了，那个所谓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强硬派，为摆脱苏联控制而采取的一次行动，因为苏共是通过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中共，来实现对国民党的改造和控制的，所以在这次行动中，共产党不幸遭受了重创，也埋下了国共仇恨的种子。这次的中苏决裂，与“四一二”异曲同工，或者说本质是一样的。
　　中共强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招苏联待见。苏联喜欢的是奉苏共为宗主的李大钊，是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系统学习过俄式马克思主义的留苏派。而毛泽东呢，一个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中文小册子的小知识分子，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农民起义领袖，如何博得苏联的信任。可事实证明，在中国，读《三国》读《孙子》远比读《马列》有用。毛泽东通过和刘少奇的结合，弥补了自己马列理论的不足，通过不断示好苏联，打消了苏联的疑虑，在王明被打倒后，苏联才半推半就的接受了毛泽东在中共的地位。毛泽东怀才不遇那些年，恨疯了苏联了，你们找的这帮学院教条派，志大才疏，就知道背书，能干什么正经事，听他们白话，还不如听和尚念经呢。可毛泽东集刘备的隐忍和曹操的睿智于一身，深知身在矮檐下的道理，你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你吗？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何况装孙子又不高科技。
　　可装孙子终归是装孙子，毛泽东岂是久居人下之人，斯大林死了后，资历平庸的赫鲁晓夫让毛泽东看到了摆脱苏联控制的可能。相比于斯大林，赫鲁晓夫本就缺乏嚣张的资本与跋扈的气势，“波匈事件”又被弄的灰头土脸、威望扫地，和经过朝鲜战争洗礼，底气正足的毛泽东相比，已经少了许多的盛气凌人。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这就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长波电台这事倒真算不得什么，争也无非是争面子，而联合舰队还确实有问题，中国海军太弱啊，拿什么和人联合啊，所谓联合舰队，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海疆给苏联了，这哪能答应呢。要搁几年前，即使毛泽东不同意，也会想办法给苏联个面子，何况人家苏联同意给核技术了，也不算白占你便宜。可现在斯大林换成赫鲁晓夫了，毛泽东没打算跟他客气，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当然不适应也无法里理解中国突如其来的强硬，多大点事，你跟我跳什么脚啊。
　　于是中苏开始了大论战，就是对着骂，你说我是假革命，我说你是真修正，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政府都表现出了不留回旋余地的硬气。1959年国庆阅兵，赫鲁晓夫到贺，其实是在做挽回中苏关系的组后努力，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毛泽东回答的同样轻描淡写，“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中新网刊载的国际先驱导报文章《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可历史跟毛泽东开了个大玩笑，他的“大跃进”失败了，败的很惨，虽然他勒紧裤腰带给予许多社会主义小兄弟援助，可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奉苏联为老大。就在大饥荒肆虐中国的1960年7月，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援华苏联专家，带走所有技术图纸，苏联援华项目共304项，刨去已经完成的157项，剩下在此刻瞬间停摆。这些项目所谓的援华，是指技术无偿提供，而硬件设备是中国用易货贸易的形式跟人家那买的。现在人家技术不提供了，但你拿人家的设备还得照样给钱啊。
　　欠账还是小事，一时还不清就拖几年呗，反正人家也没逼你。问题是大量资金投入却弄出一百多个半拉子工程，短期内难见效益啊。更重要的是，中国失去了苏联后，就等于被社会主义阵营开除了。那个时代，世界主要国家，不是苏修阵营就是美帝阵营，咱们一下被两大阵营敌视，无异于四面楚歌，远眺近看竟无朋友，这可咋整，大饥荒这样的困难，没人能帮自己啊。其实苏联还算够意思，说你实在不行了，我给你点粮食吧，结果被中国拒绝，拿你的救济粮不等于说我的大跃进失败了吗，丢不起这人啊。
　　之前的存粮，通过大食堂的浪费、援外、还债和易货贸易被造光，之后因为“大跃进”“公社化”及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产能下降，又入不敷出，和苏美两大阵营同时闹掰失去了外援，大炼钢铁，大搞基础建设，又将钱花光，连进口粮食度荒年的路都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