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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一章 写中印之战和原子弹研制。
  1962年11月20日,印度首都新德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人主张撤离,有人主张迁都,有人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抵抗侵略,下手快的,甚至有人已经在广场上给一群胖大的妇女发枪了,可更多的百姓已经不管那套,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蜂拥逃出新德里,美国驻印大使在向华盛顿呈送的紧急电报上说:新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士气的瓦解。
  时任印度总理叫尼赫鲁,执掌独立后的印度已经十多年了,这家伙最近这些年牛逼的不得了,其风头甚至盖过了他的前任圣雄甘地。人家实现了印度独立,却力排众议让印度继续留在英联邦内,人家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培植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同时对私营经济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保护,使印度得以快速发展。周围哪国有事了,经常邀请他都过去调停一下。国内受拥戴,国际上有一号,实在是风光无限。就说那个万隆会议吧,就是尼赫鲁和印尼总统苏哈托等人撺掇的,原来世界不是让美苏欧洲统治的吗,什么事都是他们凑一堆儿开个会就决定了,总不能让这种局面一直进行下去吧。不如咱们也组织个会议,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寻求共同利益发出共同的声音。你美国、苏联能拉帮结派当老大,咱可以邀请那些刚刚独立的、不入你美苏法眼的穷国小国参会,当个穷国领袖也是领袖啊。
  万隆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5年,此时中苏还在蜜月期,虽然没有入华约,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按理说是不符合万隆会议的参会标准的,华约北约各国也根本不屑于参加什么穷棒子聚会,可中国不一样啊,现在中国有两个政府,一个是龟缩在台湾的国民政府,要地盘没地盘要实力没实力,但人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被世界广泛承认,另一个是一直寻求代表中国,却尚未如愿的共和国政府。眼瞅着建国快六年了,共和国政府在亚洲只有八个建交国,其中三个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在欧洲除了那些个苏联小弟,就只有六个建交国,这六个建交国中还包括一个叫列支敦士登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我国大城市铁岭的百分之一,全国人口有三万来人。最可怜的是非洲和美洲,一个和我们建交的都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说,实在是太恶劣了。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竟然也出现在了这次穷棒子会议上,让人感受到桑海沧田的快感,只不过十几年后,日本就跳出了这个圈子,二十年后,日本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强国,而穷棒子们却依然不屈不挠的保持着本色。
  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兼任外交部长,亲力亲为的为共和国拓展生存空间。其中,和印度的外交合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因为印度是是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外,第一个和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50年4月就建交了,而促成这个合作的就是刚刚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印度新总理尼赫鲁。而1954年,尼赫鲁访华,也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首脑。当年北京的机关学校全部放假,100万市民从机场到宾馆夹道欢迎尼赫鲁,可见中国政府对于中印关系已经重视到了谄媚的程度。周恩来和尼赫鲁两个人在接触过程中,对对方都很认可,可以说相互欣赏,俩人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就像一对亲兄弟。在印度的率先垂范,中国才得以多了几个建交国。这次万隆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中,有四个都和中共政权建了交,邀请中国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对于尚处于孤立当中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而对于正在逐渐走向孤立的国民政府则不是什么好消息。于是,国民党特工事先将定时炸弹,安装在了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度国家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该飞机在起飞后空中爆炸,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好在最重要目标人,中国代表团长周恩来临时改变了行程,从缅甸的仰光绕道前往了印尼的万隆,算是躲过一劫。
  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作为组织者,给予了周恩来很大的帮助,使得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得以展现。在尼赫鲁的倡导下,万隆会议还通过一个和平共处十项原则,这个原则对于中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因为它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1953年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来的。可当时中国的状况是人微言轻,所以真正推动这个几条进入万隆会议宣言的是尼赫鲁和苏哈托。这五项原则貌似面面俱到,实则无用至极。就拿“互不干涉内政”来说吧,这帮小国穷国本就没能力干涉别人,又怕大国强国欺负自己,就喊出了这么句口号,自以为聪明,人家美国、苏联可得拾你的茬啊。最可笑的是中国,先是输出革命,四面出击解放全人类,根本没把这条当回事,处处碰壁后,180度大转弯,抱定这一条不撒口,以身作则自说自话的践行之,结果别人该干涉还干涉,从不手软,咱把自己绑的严严实实,一方面宣称是“负责任大国”,一方面对国际事务极尽和稀泥和袖手旁观,岂不授人以笑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就更可笑了,你说这地是你的,我还说是我的呢,都哭着喊着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然后就打起来的事还少吗?你指责我违反“五项原则”,我还说你违反了呢。这不,尼赫鲁倡导了半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本没法避免战争,和他对阵的中国,也觉得抱着“五项原则”的知识产权没啥用,划定疆界最终不能靠嘴还得靠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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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德里的混乱始自20日中午,尼赫鲁向议员们宣布了最新战报,东段西段战场全线溃败。印度北大门已经被中国军队打开,印度已无险可守,中国军队不日将兵临新德里城下,此时离中印战争第二阶段开打仅仅过去了四五天的时间。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分析敌情时曾说,不要轻敌,印度部队实力挺强的,大约相当于国民党二线部队。不过国民党二线部队的实力,在已经打过抗美援朝的中共陆军面前,真的是不上台面,第一阶段战斗只四天就告结束,毛主席都不信,你说你们大获全胜,怎么俘虏都没抓几个啊?当年日本鬼子咱抓不住俘虏,有情可原,他们顽抗到底,战无可战还给你来个舍身玉碎,印度军队这么怂怎么还抓不住呢?前线指挥员也很苦恼啊,没见过这么豆腐的部队,稍微感觉不好转身就跑,阵地可以给你,枪炮可以不要,但人不给你啊。可既然毛主席嫌俘虏少了,那咱就得多抓点,所以第二阶段开打后,咱们采用了穿插切割的方式,切断印军逃跑路线,一下抓了他们四千人,这群人高马大的怂兵打仗不行饭量不小,就是传说中的饭桶。那地方是喜马拉雅山啊,送粮食上去容易吗?130师一个师一万多人,为了保障后勤供应民夫就雇了七千多。突然增加四千张嘴,岂不直接影响了咱们的粮食供应,那时候可是刚刚经历了旷古少有的大饥荒啊,如果印军一下让咱抓来三四万人,我军会不会不战而溃啊,真真不敢想。
  说了半天了,这为什么啊?咱不是友好邻邦吗?好不焉焉的打什么架啊?这事说来话长了,中共建政后,最苦恼的就是几乎和周边所有国家都有领土争端。面对险象环生的国际局势,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采取了非常窝囊的以领土换和平的外交政策。苏联占去的最多,但认了人家当大哥,那些领土咱就不提了;蒙古独立就他娘的让他独立去吧;朝鲜是小兄弟,咱连军队装备都能送,送几块地算的了什么;韩国要的比朝鲜多多了,但你和我一不接壤二不友好,我都不承认你是个国家,你愿意过嘴瘾就过吧,我不理你就是;和日本有争议的就是个小小的钓鱼岛,那地方不长庄稼又没有矿产的,我们人民日报发文将其划入琉球,并支持琉球人民的独立,也就是说这地方和我们中国没啥关系了;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咱们主要是海上边界问题,那就更好解决了,把地图印对了就行,具体那些岛礁谁爱占谁占吧;你说缅甸要嘛没嘛的,也和咱们争,为了野人山那破地方和你们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有失我泱泱大国的颜面,所以就划给你们吧;香港英国人愿意占着就先占着,澳门西班牙人替我们先照看也行,这你们没话说了吧;锡金和不丹曾为我大清藩属,后被英国人强占了去,此时虽然独立,但并未回归中国而是被印度实际控制,控制就控制吧,我们正有求于你印度,就当个见面礼吧。
  怎么会这样,难道说我们和邻国都没有划过界吗?还让您说对了,中国历来自认为是大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既然都是我的,还划什么界啊?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对外只有实际控制线,而无真正意义上的边界,我可以承认暂时无法统治你们那里,但休想让我承认那地方不属于我。实际控制线与边界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划界你得谈判得有双方签署的文件,控制线没那么麻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招呼即可。中国真正的对外划界实际是到了近代才开始的,清政府林林总总和列强们签订了好多的条约,基本程序就是人家用洋枪洋炮确定实际控制线,然后由咱们签字认可这个实际控制线为边界线。民国那几十年,光在内陆打仗了,没能力也没兴趣关注边疆。好不容易熬到艰苦卓绝的抗战结束,咱成了战胜国,将之前那些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可问题却遗留了下来。周边国家趁着二战结束,纷纷从列强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他们要求维持列强当年划定的控制线为边界。这就是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困境,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虽然可使中国大陆的列强租界、势力范围烟消云散,却无法解决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凭什么说用刀枪剑戟划的界就有效,用洋枪洋炮划的就不行呢?所以,对中共领土问题上的诸多做法不苟同,但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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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就是众多没和咱们划界的国家之一,千百年来两国就这么相安无事的生活着,没有划界却也没有什么战争,按理说,大家想划界了,按照传统的实际控制线丈量一下,确认个界河、立个界碑啥的不就完了。可问题是印度成了英属殖民地,代表印度发声的不再是孱弱的印度而是英国了,这个简单问题就变的复杂起来。英国一琢磨,我都他妈的日不落了,咱得对得起这名号不是,再说现在这世道,东风吹战鼓擂,谁抢着就算谁,我别闲着啊,一路向北,冲啊!!!
  印度的北边是哪?西藏啊,原来叫吐蕃,独立于汉民族国家隋、唐、宋之外,直到后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它才被强征入大元版图,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末,西藏始终接受内陆的中央政府管辖。可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都不够强势,基本是只要承认主权归我,我就同意治权归你,好几百年就这么过来了。可英国人的到来,打破了高原原本的宁静,面对以弓箭和石头为武器的藏人,英国人打的轻松愉快。藏人挡不住,中央政府得派人啊,于是大清政府毫不含糊的派出了谈判代表。自从1840年以来,中英打交道已经几十年了,清政府早就摸透了英国人的脾气,对付他们心里可有底呢,过来就和英国人说,劳师远征、死人又搭钱粮的干什么啊?有本事咱别打,咱谈判,你要什么自管说,大国那种任人宰割的勇气跃然嘴上。
  中国是肥肉,英人是恶狗,肉当然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可狗毕竟不只一条啊,你吃的太惬意了,其他狗该不干了,为了避免狗咬狗一嘴毛,恶狗们都乐意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吃的尽可能含蓄一些。所以,英国人说,划界划界,连个边界都没有,谁知道哪块是你的哪块是我的啊,我吃你一定要吃的文明。清代表说晴好吧您那,我把哲孟雄划给您,先慢慢吃着,吃好了您说话,就这么着签了个《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哲孟雄就是咱们常说的锡金,好大一片地方,英国人自然吃着高兴,就跟清政府说划界划界,清政府一听,不是刚划了界吗,这才几年啊怎么又划呀。英国人说,上次你只把哲孟雄划给我,但哲孟雄和西藏之间的界限咱没说清楚啊。清政府说,哲孟雄本来就是我的,我们内部划界当然我说了算。现在我把这个地方交由你管辖,那其间的界限当然应该以我当初划的为准啊。英国人说,非也非也,你们的划界工具太落后,我们的枪炮要先进多了,不信我给你们演示下啊,1904年8月3日,就打到了拉萨。然后拟了份《拉萨条约》让签字,规定拆除从哲孟雄到拉萨的所有防御工事,另外我打你是有本钱的,你赔我250万卢比。清政府把钱拒绝签字,英国人说爱签不签,你不签自然有人签,连哄带吓唬,让西藏地方政府签了字。
  西藏地方政府的头本来是十三世达赖,可活佛毕竟只是活佛,哪里有传说中那些个佛本事大,英国人连机枪都上了,念经根本不管用啊,活佛只好弃城而逃,可把光绪他们气坏了,废了他的封号,命九世班禅执掌西藏事务,九世班禅才22岁,别的不清楚,血肉之躯打不过机枪还是知道的,所以坚辞不受。好在达赖跑之前,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摄政。英国人来了后,把三大寺的领导和甘丹赤巴洛桑坚赞叫到一块儿,说你们就算是西藏地方政府了。一道难题就此摆在了中央政府面前,如果签字虽然丧权辱国,但起码英国人还承认西藏是你的,但不签字的话,英国就拿西藏地方政府的签字说事,那就等于说承认西藏独立了,而且不管你签字与否,也无非是争个脸面,对于阻止《拉萨条约》的履行一点用都没有。好在割地赔款已经习惯成自然,脸面这事要就有,不要也就无所谓了。这么着,我们先表明一个态度,把赔款付了,剩下的咱们互谅互让一下呗。磨叽了快两年,一直到1906年4月,在英国承诺“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批准了《拉萨条约》。你打我白打,手打疼了,我还得给你出医药费,这说明我很欠揍。
  经过两次的侵藏战争,获取了不少真金白银的利益,也让英国人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西藏地方政府是真的敢背着中央政府,在两国条约上签字的,西藏地方政府签了字,中央政府还不能把他怎么样,这个重要发现使得英国插手西藏事务的底气更足了。这不,没过几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各省份纷纷独立脱离中央政府,早就想独立的西藏也跟着凑了热闹。清朝覆灭后,内陆独立省份又联合并在一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可西藏地方政府却拒绝加入。咱们当年都是被满人给打下来的,现在驱除鞑虏成功了,我不想和你们混了有什么不可以呢?袁世凯强硬表态,淸帝是和平退位,并通过《退位诏书》将原属于大清的权利义务移交给了中华民国,你既然承认属于大清就必须接受民国政府的管辖,好说好商量可以,商量不成咱们兵戎相见。而且说到做到,袁世凯调兵在川藏边界将藏军打败。英国人不干了,人家西藏想独立怎么了?我堂堂大英帝国尚未发话,何时轮的着你袁世凯一乱臣贼子兴风作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民国政府郑重表态,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中国官员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你们接受我的观点,最多是失去西藏,不接受的话,我们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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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虽然十三不靠,却能远渡重洋不远万里而来,帮助我们调停内部事务,这份国际主义友情绝对应该珍视,所以袁世凯派陈贻范跑到印度希拉姆,和英国人洽谈西藏问题。这个陈贻范本是驻英公使,英国人觉的和这个人接触时间比较长,他的英语好为人还随和,就由朱尔典当面向袁世凯提出,我们要陈贻范来和我们谈判,袁世凯当即同意。这是什么事啊?谈判的一方指定另一方的代表,旷古未闻啊,袁总统怎么还答应的那么痛快。唉,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中华民国刚刚成立,迫切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和帮助,而英国是老牌的黑老大,如果它能带个头,其他小弟不就好办了吗?所以在英国人面前实在硬不起来,既然英国人喜欢陈就让他去吧,于是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参加谈判,宣抚使是地区行政长官的意思。英国人说不行,咱们谈判之前,西藏是不是你的都不一定,你凭什么派宣抚使,袁世凯说好吧好吧,就叫“西藏议约全权专员”吧。西藏地方政府也派出伦青夏扎为代表与会,伦青夏扎的官职是首席噶伦,噶伦是清政府在西藏设置的一个三品地方官,有四个编制,受达赖和驻藏大臣双重管辖。
  谈判是1913年10月开始的,刚一开始,陈贻范就发现坏了。在人们心目中,西藏还是蛮荒之地,就是些贵族读过些书,不过是多识几个字而已,能有什么见识。哪成想伦青夏扎的准备工作却是那么扎实有效,远比民国政府要充分的多,其于拉萨政府之档案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尽可能的搜集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各种文书,为己所用,还准备了大量的文书,“举凡家宅、寺院、佃户、田主、租税、进款之册籍,忠顺之结保,民兵之表册”等等无不收集(柏尔著《西藏之过去和现在》),以此证明西藏应该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这就是所谓的“大藏区”。伦青夏扎“嘡嘡嘡”把证据一列,陈贻范当时就傻眼了,几乎无从还嘴,我此来的目的是希望英国高抬贵手,以便西藏重新归附中央政府,没想着谈西藏疆域划分啊,再说了,就算是谈省界划分,我也用不着到印度来和你英国人谈啊。所以就认准一点,西藏是我国领土,你想独立就不行,这叫避实击虚,只要这点不被突破,你把北京划到藏区又能怎样?
  伦青夏扎态度极其强硬,我要独立。陈贻范也绝不肯让步,告诉他痴心妄想。大家就这么僵持到了来年的3月。这时候,英国首席代表麦克马洪粉墨登场了,二位,这么争下去,何时是个了结啊?我给你们出个主义吧,咱们仿照蒙古的做法,将西藏也分成内臧外臧,外臧呢大约就是现在的西藏区域,内臧呢,就是大藏区刨去外臧的部分,内臧归中央政府管辖,外臧呢高度自治。陈贻范这才明白伦青夏扎努力证明“大藏区”的作用,原来这些是用来让步的筹码啊。北京政府也有点懵圈了,我这刚刚建国,事情千头万绪,干脆给英国人个面子吧,怎么说,人家说的是外臧自治,比独立好听多了,惹恼了英国人楞给你来独立,岂不更加无法收场。所以告诉陈贻范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但内外臧的划分不能他们说了算,好好争辩争辩。
  英国人这么帮着西藏地方政府,他图什么呢?那是因为西藏地方政府作出了一个令他欣慰的承诺,如果独立成功,那么遇重要之事,则咨询英国。伦青夏扎他们想的很清楚,背靠英国远比背靠任人宰割的中国来的划算,所以英国人提出的这个“折中”方案,他也表示同意。于是接下来大家围绕着内外藏的疆界问题,你来我往了一个月,截止1914年4月27日,北京政府让步四次,英国政府却只让步两次。北京政府很生气,所谓外臧自治,所有内政外交都不让我管了,只是名义上奉为宗主,挂名而已,根本就是独立,我连这都答应了,你内外藏划界还跟我呛呛什么啊,命令陈贻范,我们提出的以怒江为界等一系列主张,英国人必须答应,否则决不听从。麦克马洪也不干了,人家西藏现在不独立改自治了,这完全是看我们大英帝国面子,你还想怎么地?今天必须做出肯定答复,否则就谈判破裂,我们就支持西藏独立,咱们之前谈的中国政府的权益盖不承认,你考虑清楚,以免后悔。陈贻范告诉麦克马洪,条约需要我们政府盖印才能生效,北京政府如果不同意,你逼我有个球用啊。
  别看麦克马洪表面上吹胡子瞪眼,他心里就真有底吗?也未必。毕竟之前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拉萨条约》都是咱逼着清政府签的,上面明确承认了大清国对于西藏的主权,这回中华民国政府手拿大清皇帝《退位诏书》,证明大清国权利已经和平移交给了中华民国,可谓有理有据。这会儿,咱一抹擦脸说不认就不认了,不成耍流氓了?当然,耍流氓不是不可以的,耍了也不是一回两回一年两年了,只不过大英帝国毕竟有头有脸,耍流氓也不能跟混子一样,怎么着也得追求一下伪君子的境界吧。再说了,万一民国奋起反抗,自己弄个强奸未遂,再引得列强装好人充大头,痛打落水狗,岂不麻烦。这不,陈贻范起身离席,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麦克马洪还就害了怕,跟伦青夏扎说,差不多行了啊,我已经给你争取了这么大的利益,你见好就收吧,咱也别怒江为界了,就以将澜沧江下游作为汉藏之界,在青海方面,再将三黑帐部落区至玛尔绷钦日上之间一些地方给与内地,再答应内藏代表参加北京的议会,本来嘛,既然同意内臧归中央政府管辖,人家开全国会议,你凭什么不参加啊。伦青夏扎说就按你说的办,两下里就签了字。然后把陈贻范叫回来,说我们又让步了,且已经达成一致签了字,你看着办。
  这会儿其实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陈贻范也怕谈判破裂给国家造成更大损失,看到英藏两方虽未接受北京政府的意见,但起码还是又让了一步,澜沧江和怒江离的也不远,心说话,不如我先签了字稳住对方,遂当众申明,我可以画行,但画行和签押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签押一事,得有上面的训令才行。所谓画行,就是主管长官在公文稿上判一“行”字,相当于现在的“同意”。陈贻范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签了还不最后作数,如果我们政府不同意,这玩意儿就是无效的。有了这通表态,陈贻范感觉万无一失了,就签了字,签完后还摆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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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贻范在西拉姆好几个月,光顾着坚持西藏不能独立和尽可能扩大内臧疆域了,根本没注意麦克马洪最后提供签字的地图上,在从未勘界的中印边界上,画了一条边境线,更不知道这条边境线将双方传统控制线大大北移,将西藏最为富庶的藏南全部画到了印度。他都不知道,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就更不知道了。这事如果北京政府一签押,还真就一了百了,省了好多的争端,可问题是已经有了言论自由的民国,各大报纸把这事爆料了出来,大家一致认为划分内外臧,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别说内外藏界划在澜沧江了,划在哪都不行。老百姓这么说,官员们也这么说,群情激昂,大清丧权辱国,我们都民国了都共和了,岂能再受这等屈辱,袁世凯遂电告陈贻范,这个条约政府不会签字,跟英国人说,如果愿意和平谈判咱们就谈,不谈就拉倒。陈贻范赶快跑到麦克马洪那把政府立场告知,说这事我们政府没同意,我签的不作数。北京这边,又派外交部参事顾维钧约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重申陈贻范的草签未得中央政府授权,此签约无效。英国人面对突然强硬起来的中国人,很不适应也很不屑,你说无效,我还说无效呢,朱尔典受命正告中国政府,因为你们不签字,所以条约中所规定的你们中国的所有特权都不作数,不光如此,我大英帝国要协防西藏,西藏不是你的了。然后就跟伦青夏札正式签了约,还附加了一条,“只要中国拒绝在上述条约签字,中国将被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生的一切权利”(《未经中国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
  《西拉姆条约》因涉及中国利益,却没有中国政府签字,而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是必然的了,紧接着一战爆发,英国人无暇他顾,中国就更顾不过来,西藏问题就被搁置了。可别看北京政府这么大动肝火,不惜和英国人撕破脸皮,但所有的争论都没有涉及那条后来被称作“麦克马洪线”的中印边界线。“麦克马洪线”诞生后的几十年里,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边民们还照样按照习惯线生活,不论从法理还是实际来看,这条线都只是停留在地图上而不是现实中。再后来的解放军兵临城下,逼西藏和平解放,达赖、班禅皆表示归附中央政府,什么“大藏区”“内外臧”都成了过去式,不复提及,可“麦克马洪线”却阴魂不散。
  印度坚持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中印已决边界,理由是当年西拉姆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异议的只是内外臧界的划分,对于中印边界没有发表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并且还草签了协议,证明当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你们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印度也够没皮没脸的,西拉姆会议有你参加吗?人家谈还是不谈,谈成什么样,你有发言权吗?你一殖民地,拿着侵略者的鸡毛当什么令箭啊,你真听他的你别独立啊。不过话是这么说,但这也算是国际惯例吧,起码我们在谈领土问题时,就经常拿大元帝国、大清帝国的疆域说事。中国政府也有自己的说辞,那些签了字的不平等条约我们都废除了,这个没签字的我们能承认吗?
  不过,中国也就是说说,先是国民政府忙于抗战和内战顾不上,接着是共和国政府忙于朝战也顾不上,加上印度带头和共和国政府建交,算是给予了新生的中共政权极大的道义帮助,马上跟人家谈领土还不太好意思。可人家印度就不一样了,尼赫鲁外引内联东奔西跑的也积累了不少人脉,不光给了老东家面子,没有脱离英联邦,还和美苏两强都走的很近,顺便又把自己塑造成穷国领袖,觉的自己领导下的印度老神气了,理直气壮的北进。中国政府就假装没这回事,除了偶有不痛不痒的外交交涉外,再无实际行动。十几年时间里,印度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中国闭起眼睛关上耳朵,假装没这么回事,在双方共同营造的和平氛围中,麦克马洪的遗愿终于变成了现实,印度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正式行使主权了。如果中印之间就这么默契下去,尼赫鲁和周恩来还可以继续上演哥俩好的戏码,可尼赫鲁雄心万丈,立志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在59年达赖逃亡印度受印度庇护后,向周恩来正式提出了总计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首先这些地方我已经占了,是既成事实,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在我手里,而且是和平占领,如果真是你的领土你为什么不敢放枪啊。其次,咱就是讲理,你也不行啊,我有陈贻范草签的《西拉姆条约》在手,你有什么啊?第三,就算你中国楞是不承认这个《西拉姆条约》也不要紧,达赖在我手里攥着呢,大不了我支持西藏独立,然后我和达赖谈判呗,你可想好了,我现在可还是承认西藏是你中国领土呢啊。
  单一个藏南,国民党当年没在意,难道我共产党就非得在意吗?可印度这么一闹,是逼着中国表态,想装聋作哑都不成了。并且拿叛乱分子达赖相要挟,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你让我表态,我就告诉你,绝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我现在立足于和你谈,但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之后的几年,大家在麦线附近的武装冲突逐渐增多。尼赫鲁表现的非常狂傲,这地方就是我的,大不了咱就刀枪并举快意恩仇一把,又能如何?你们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了,拿什么和我叫板,你们的部队连个钢盔都没有,我们好歹每个人脑袋上还裹着条围巾呢。终于,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完成了量变的累,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雷霆万钧般扑向高原,第一阶段只用一周就轻取印军,然后中国军队停战罢兵,要求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印度说要谈就恢复战争开始前的双方控制线,否则决不屈从。11月16日,第二阶段开始,不到一周,就出现了本节开始时的状态,印度北大门被完全打开,之后越过两百多公里的大平原,就可进逼新德里。印度电台终止正常播音,一遍一遍的播放国歌,营造出了十足的亡国氛围。
  可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单方面停战撤兵,比战争开始前的实际控制线还多退了二十公里,把战俘武器全都还回去。然后对外庄严宣告我们教训了印度,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并因此战争赢得了中印边界的和平。呸!你直接承认麦线,不用打仗不用退二十公里,就足够赢得和平了。直到今天,竟然还有那么多人认为我们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不禁让我感叹,用阿Q精神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什么大饥荒粮草不济,说什么美国苏联干涉,都是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开打之前我们不知道大饥荒吗?我们不知道已经和美苏同时闹翻了吗?再说了,大饥荒一直持续了吗?我们后来没和美苏改善关系吗?可之后的几十年里,在人家印度脚踏实地的向这一地区陆续移民达700万之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我要说,中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大家有异议吗?我要说,藏南现在就是印度领土,有人要骂我是汉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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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二章 餐风饮露铸利刃 无怨无悔弃浮名

  早年,有个叫邓以蛰的,安徽人士,世家出身,祖上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邓石
  如,自己也了不得,不光继承了祖上衣钵,成为当事书画大家,还成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曾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兄弟之中也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四弟邓季宣,那是安徽教育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无可争议的教育家。二哥邓仲纯,郊游广泛,豪侠仗义,曾与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情同手足。1937年“七七事变”后,住了五年国民党监狱的陈独秀终于获释,可物是人非,曾经风光无限的五四总司令、中共总书记,如今无依无靠衣食无着,国民党瞧不上共产党也不待见,旧识故交避之唯恐不及,却唯有邓仲纯不以为意,将辗转到了大后方陈独秀一家接到到他所在的江津去居住。并和自己的兄弟子侄一起为陈独秀养老送终。
  邓以蛰是个书画家,却有有一个数学家的朋友,叫杨武之,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当年自学成才的华罗庚能够进入清华校园,就有这个杨教授的功劳,更成为了华罗庚数论道路上的引路人,华罗庚曾在给杨武之的信中称:“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即杨师也。”1938年,华罗庚留学归国,到母校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任教,已经是系主任的杨武之,向校方提出越过讲师、副教授直升华罗庚为正教授。校方说你华罗庚在英国也没拿到博士学位啊,凭什么当教授。杨武之力争,学校最终屈服,给华罗庚破格录用,华罗庚在给香港《广角镜》周刊的信中写道:“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
  邓以蛰和杨武之是安徽老乡,虽然专业不同,但不影响二人交好。两家都住在清华西院宿舍,孩子们也就成了玩伴。邓家老三邓稼先和杨家老大杨振宁关系尤其密切,俩人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二人不光是发小,还是同学,两个人先后就读北平崇德中学和西南联大,不光是同学还是同行,都学了理论核物理。要说,杨振宁有数学家父亲的遗传,理科脑子学物理驾轻就熟,可邓稼先没有继承父业,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邓家往上倒好几代都是搞书画金石的啊。这事还得从日本侵华说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目睹一个弹丸岛国,可以在我中华大地狼奔豸突,愤懑不已的邓以蛰对只有13岁的儿子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小杨振宁两岁,俩人同学不同年级,总是杨振宁升学后,邓稼先踏着兄长的足迹跟进。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留学,学校还是先两年到美国的杨振宁帮着联系的,在美国期间兄弟俩还曾经同住一屋,可谓兄弟情深。更重要的是,俩人的课业成绩都极其优秀,优秀到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最发达的美国立足,过上富足的生活。1948年博士毕业的杨振宁,就进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个研究院很小,最多的时候也才5个物理学教授,可院长却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这个研究院,杨振宁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小伙子李政道开始了合作,在奥本海默的领导下,二人的能力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迅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而学业完全不输给杨振宁的邓稼先,却没有对美国的优厚待遇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1950年8月29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邓稼先登上了回国的客轮。
  中国至今大约经历过三次海归潮,中国第一个外派留学生是1847年赴美的容闳,他8年后回国,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零星留学与归国后,伴随洋务运动开始的留学潮,海归终于形成了规模,那会儿出去留学的,大都是公费派遣,一个个学成之后,都紧着忙着往家返,要报效国家,甲午海战中浴血奋战的那些位管带可算是这股海归潮的潮头了。这次海归潮一直持续到“五四”以后。本来派他们出去是让他们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的,可却有那么一帮人,嘛技术没学到,却弄了一堆思想回来,比如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陈毅、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思想虽然都舶自西方,但却不相容,中国同志们拿起刀枪,一通大砍大杀,算是暂时解决了思想纷争。
  第三次海归潮就是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留学已是稀松平常的事,越来越庞大的留学生队伍,变得鱼龙混杂,精英犹存,但人精、人渣和不精不渣的也不在少数,中国经济近些年创造了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高增速,相关的法律法规却不健全完善,特别适合人精和人渣大展拳脚,所以他们率先选择回国捞世界,精英们看到人渣都成土豪了,立时有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心动不如行动,也纷纷踏上祖国的土地。
  而我们今天要提的是第二次海归潮,就是邓稼先他们了,这批人大都是在战中和战后留学美国的,他们只学技术不介入思想纷争,作为在国内反复筛选的精英,他们普遍学业优异,这样的人才是正处在战后经济上升期的美国所需要的,而且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政府也不希望这些精英回到红色中国去,因此他们比前辈们多了一种选择,就是留在发达国家。可是,邓稼先他们却完全没有后辈们的精明,他们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毅然决然的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目的只是达成一个富国强民的理想。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政府将会是一个廉洁的政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他们迫切希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一个走像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添砖加瓦。这次的海归潮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留苏学生回国,算是告一段落。
  杨振宁没有选择回国,1950年8月26日,也就是邓稼先踏上归程的前三天,他结婚了,美丽的大家闺秀杜致礼成为了他的妻子。这一重要时刻,杜致礼却没有得到来自父亲的祝福,因为她已经和声名显赫的父亲失去联络一年多了,她的父亲就是淮海战役时被俘的“剿总”副司令杜聿明。随着父亲被俘,国民政府败走台湾,曾经的公主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荣光,幸而他与杨振宁故人重逢,杨振宁曾经在西南联大附中教过书,而当时还是小姑娘的杜致礼是杨的学生。他乡遇故知后,二人的师生恋迅速修成了正果。作为党国干将,毛泽东钦定的第36号战犯的女婿,杨振宁怎么可能投奔红色中国呢?当然,他也没有去龟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是留在了美国。至此,杨振宁与邓稼先曾经重合的生活轨迹终于走到了尽头,二人从此分道扬镳。1957年,持中华民国护照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达到了个人荣誉的巅峰,此后不久,邓稼先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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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稼先回国的时候,年仅26岁,和他一批回国了二百多位青年才俊,都是二十郎当岁血气方刚之辈,回国就被安排在了中科院等重要岗位,这不崇洋媚外吗,刚毕业的孩子们会干什么?何德何能啊?没办法啊,新中国人才稀缺,因为在邓稼先他们之前,中国几乎就没有什么科学人才,就算论资排辈,竟然也排到了邓稼先他们。当然,对于百废待兴的共产党中国,最最需要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因为需要有人做二传手,迅速的把苏联专家传授的东西学会并转化成生产力,事实上,建国初期那几年,经济的发展势头确实很猛。做基础理论研究不是那么紧迫,更不那么显眼,好在邓稼先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在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的带领下,他们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悄么声的开始了近代物理学的尖端科技——原子核物理理论的研究。
  这几年的生活是平静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这些运动,邓稼先不懂也没兴趣,一门心思搞他的研究,即使是风起云涌的“反右”,也没有对邓稼先产生任何的冲击,右派不是你相当就能当的,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动不动指点江山的家伙才有资格,邓稼先没这几年文章是写过不少,诸如《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这玩意儿念顺了都费劲,更别说看懂了,所以右派的光荣称号,想都别想,不光是与世无争的邓稼先,他们那一群搞自然科学的,大都与右派无缘。几年时间里,邓稼先干的最出彩的事,就是跟着力学所的钱学森、数学所的华罗庚,参与了1958年春天那次史诗般的剿灭麻雀的大战役。
  邓稼先的生活波澜不惊,任凭窗外风云变幻,他只是以他书呆子般的执着,痴迷于没多少人能懂的微观世界中。那个年代,谁也不会很富裕,但毕竟在北京,毕竟是被国家重用的高级科研人员,所以也算不上多苦,起码对于邓稼先这样一个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追求的人来说,只要能让他专心研究他的原子分子,就已能够。这几年当中,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名扬天下,名利双收,远远的将这位小兄弟抛在了身后,要说邓稼先唯一能跟大哥比肩的,就是也娶了一个大家闺秀,叫许鹿希。许鹿希的父亲叫许德珩,就是“五四”运动时,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那位,在北大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李大钊和毛泽东,当过黄埔军校教官,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母亲叫劳君展,更了不得,她竟然是那个著名的学生社团“新民学会”的成员,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等等一众后来的中共高官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时,劳君展就参与其中。后来,劳君展去法国留学,师从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并成为了她的得力助手。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时候,专门宴请许德珩夫妇,并力劝许德珩自己组党,许接受了毛的建议,就有了后来的“九三学社”。
  别看父母这辈子风风火火,许德珩这会儿还做了大官,可许鹿希却是一副小家碧玉情怀,有知识有本事有背景,却不事张扬,正和了邓稼先温良恬静的脾性。邓稼先喜静不喜闹,平日里喜欢聆听一下莫扎特,打打桥牌、下下围棋,要不就听听京戏,虽不浪漫,却有着几分小资,结婚最初的五年里,他们和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样,上班下班、生火做饭,日子过的如小溪潺潺,纯净清澈见底,直到有一天,一纸调令打破了这份宁静。
  那是1958年秋初的一天,邓稼先告诉妻子,我要调动工作了,之后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我们也许要天各一方了。我去了哪里?何时能回?甚至能不能回?都是秘密。我能说的是,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好了,我这一生就会活的很有价值,为了这事,我死都值。许鹿希无论如何想不到邓稼先这是要去造原子弹,那会儿咱连汽车、飞机都造不出来,朝鲜战争用的喀秋莎大炮还得进口呢,造原子弹,岂不天方夜谭啊?那个年头,上至中央,下至县乡,全国各级官员都在争相放卫星,天方夜谭的故事此起彼伏,亩产都他娘的十万斤百万斤了,造个原子弹有什么难的呢?
  还真不能这么想,全国都在“大跃进”不假,中央领导希望自然科学界也和工业农业一样,大干快上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科学工作者们,在全国各行各业“放卫星”的鼓舞下,在科技报国的精神感召下,也肯定干劲十足,但那会儿科学家的主营业务还是搞科研,胆子小,拍脑门胡说八道的本事还没学会,所以上报给中央领导的情况还是真实的。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这样重大决策的依据,并非是我们自己的科研能力,而是基于对苏联的信任。我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之际,倾其所有,替社会主义阵营出头,挑战世界第一的美军,现在仇家是结下了,你不给我技术,我拿什么保卫自己,拿什么为社会主义阵营出力?再说,我这也不算是白要,我牺牲了包括共和国主席长子在内的数十万优秀青年的生命,理应得到的回报。
  中国政府要的理直气壮,苏联倒也没拒绝,说我教给你技术没问题,但你得先有能够学的会这些技术的人啊,我先帮你培训他们吧。苏联说的在理啊,原子弹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要出大事。这种前沿的科技,全世界也没几个人懂,懂了也不会告诉你,就算你留学美国、留学英国,也不可能学到核心技术。所以,1956年中共中央做出了搞原子弹决定的时候,年仅32岁邓稼先就已经参与其中,他的工作是带着二十多个比他还年轻的大学生,白天跟苏联专家学习,晚上翻译苏联专家的著作,进行最初级的理论积累,为接收这一高科技做准备,这一做就是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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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在完成了前期为接收核武器技术进行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工作后,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秘密开赴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建立试验基地。邓稼先被任命为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他的名字从此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妻子许鹿希不光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甚至与丈夫有关的话题也成了禁忌,不能和别人提起,她北医大的同事来家串门都不被允许,恐怕走漏只言片语。
  按照计划,邓稼先他们的任务就是接收和学习,没有研发任务,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也是围绕着如何更快更充分的学习先进技术这一主线。可是,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偏离了预定轨道,随着中苏交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大跃进”后果显现,全国性的饥荒正在迅速蔓延。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考虑,都必须放弃这个半拉子工程。可是,毛泽东拒绝放弃,同时和美帝、苏修两大集团闹翻,没有原子弹,如何自保?不论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原子弹必须要搞出来。物力、财力不用担心,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总能把钱挤出来,人力问题,咱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解决的办法就是,将这一重担压在了邓稼先身上,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你苏联不是59年6月终止和我们的合作吗?咱这个工程代号就叫“596”。如果说之前有苏联的帮助,搞成原子弹那是水到渠成的话。现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多多少少有着“大跃进”的时代烙印,亩产十万斤只吹牛没砸钱,“大炼钢铁”再怎么折腾废铁总还留下不少,起码还锻炼身体了,这搞核武器可得真金白银啊,弄不好鸡飞蛋打,没准真连个响都听不见。你邓稼先才多大岁数,35岁啊,这千钧重担,让你挑你就挑,领导外行你也外行啊?
  先别管邓稼先行是不行,单就甘愿抛妻舍子,忍受大漠戈壁之苦,做一件没成果则浪费青春、有成果也无法光宗耀祖的事,恐怕就没几个人能豁得出去。不对,真不是没几个,而是一大群与邓稼先一样的知识分子,无怨无悔的投身到了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中。这就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了,中国古代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其中“士”指的就是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士”排在了第一位,是因为中国人认为知书而达理,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引风气之先,成道德楷模。做人就应该“温、良、恭、俭、让”,做事就应该“仁、义、礼、智、信” ,就应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受这种文化定位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以“修身”为手段,以“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和社会认同的多重合力之下,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士文化”,概括起来,就是“安贫乐道、重义轻利、重然诺而轻生死,士可杀而不可辱”。“士”的外表可以柔弱,但内心必须强大,果敢、执着、坚韧、勇气加上学识,就完成了我们传统文化对“士”的形象塑造。古往今来,士,都是践行“舍生取义”的主力军,古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近代有面对死亡“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的林觉民、至死依然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的方志敏,他们在进必杀身殒命,退则海阔天空的抉择面前,无不选择以身殉道,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楷模,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有人说了,就算生活艰苦点,最多不过餐风饮露、战风斗雪,整这么高端干什么,又生啊死的,不就是做个试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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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不是一般的试验,即使拥有成熟的核技术,也不敢保证每次都成功,在制作、运输、安装、起爆等各个环节出现失误,后果都不堪设想,更不要说每个人都必须经受的实验区高海拔、高寒、低物质保障的考验了。可研制核武器的危险,又何止于此呢?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5分钟后,机长郭洪礼、飞行员李传森、领航员季现康、通信员王景海、空勤机械师耿君,和管理取样桶的小高等六人,驾驶着一架编号为“15503”的苏式伊尔-12运输机,在核爆之后剧烈的颠簸中,反复冲入七千米高空中形成的那朵美丽又充满杀机的蘑菇云(郭洪礼回忆冲了两次,李传森回忆是三次),这次死亡飞行的目的就是采集蘑菇云中含有高放射性的尘埃,并测试出核爆炸辐射到几千米高空的能量,以及冲击波的打击效应等等。这次飞行后3个月内,李传森乌黑的头发成了银色。老伴儿和孩子不知情,笑他是“白头翁”。直到2004年10月,大女儿看电视,发现40年前一位驾机穿越蘑菇云的英雄——李传森,和父亲长得极为相像。李传森这才打开了一个封存40年的塑料袋,拿出一个个红本,上书:李传森同志从事飞行三十年荣誉证书;完成蘑菇云取样任务荣立集体一等功……
  危险也不仅仅属于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位高至中国核武器的重要领导人邓稼先,也无法幸免。1979年,一次氢弹试验,计划应该是高空投弹,可是偏偏降落伞没打开,直接就摔了下来,还不知道摔在哪了。茫茫戈壁,全副武装的防化兵花了24小时,才算找到,全摔碎了,残骸散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上级命令,防化兵迅速撤退,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人来。氢弹摔成了碎片,有什么样的危险,会不会爆炸,防化兵们怎么能做出判断,事实上,他们得到的命令是连车都不许下,因为核泄漏估计已经发生,核辐射有可能会伤及每一个靠近的人。邓稼先得到消息吩咐备车,要亲自去。基地负责人陈彬就拦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值钱。咱基地这么多技术人员呢,怎么就能轮到你呢。可邓稼先断然拒绝了陈彬的好意,和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上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开去。这次试验是邓稼先签字认可的,他是总负责,面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他对于自己的安危已经无暇顾及,此时此刻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派谁去他都不放心。等到了现场,赵敬璞就和邓稼先争开了,中国的核武器没我可以,不能没有你邓稼先,所以我去你不能去。历来好脾气的邓稼先,对赵副部长大发雷霆,你懂吗?你会吗?你进去知道找什么吗?把众人喝止后,邓稼先一个人进入了碎片中心……,事后,邓稼先和赵敬璞合了个影,两个人都穿着厚重的防化服,根本看不出谁是谁。邓稼先不太喜欢照相,加之有保密要求,因此少有合影传世,可却在戈壁之上留下了这么一张,可见,他非常清楚这次身犯险地意味着什么?
  邓稼先隐姓埋名、困守大漠之际,正是大哥杨振宁声名鹊起之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重要的奖项,海峡两岸都为之兴奋和自豪。1958年9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官邸亲切接见了杨振宁的岳母,也就是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因为两岸隔绝,连通话沟通的管道都不畅通,曹秀清除了知道杜聿明还活着,别的就一概不知了。国民党逃台后,乱乱糟糟,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总之对一些被俘将领的家眷、烈士遗孀等照顾的不够。曹秀清是1924年的中共老党员,早年那也是热血青年,可如今,高官老公被俘,自己已成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带着婆婆儿女一大群来到台湾,日子过的十分清苦。长子杜志仁在哈佛读书,开始靠着银行贷款,到最后一年,银行停贷,孩子跟母亲说,再有3000美元可以毕业,曹秀清硬着头皮找蒋介石,也才借到1000美元,而且要分两年给付,母亲已经尽力,可杜志仁也实在不争气,看着从母亲这里只拿到500美金,竟然一气之下给自杀了。所以,曹秀清对蒋介石少有好感,此时蒋介石召见,无非是因为曹秀清正准备赴美找女儿女婿,而女婿为国争光了。果不其然,蒋介石当着曹秀清的面,对杨振宁大加赞赏,他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为国争光。李政道的母亲在台湾,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你这次到美国去,凭着岳母的关系,要争取杨博士为党国效劳”。(尹家民 《红墙见证录二——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 )
  曹秀清客客气气应承下来,可非但没有把杨振宁给叫回台湾,连她自己也住在美国不走了。在美国生活富裕,还有女儿女婿陪伴,重要的是,还能得到大陆的消息,回那偏僻的台湾干什么呢?功夫还真就不负有心人,一年多后,杜聿明来信了,信中说,1959年底被中共特赦,现在生活的不错,家里有卧室、有客厅、有厕所、有暖气,你也来北京吧,咱们共度晚年。杜聿明还真不是统战,老头确实十分满意现在悠闲的生活,堂堂国军大将,十年牢狱之灾之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姿英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老头,如果能过上妻贤子孝、吃喝不愁的安稳日子,就已经很知足了。后来,中共政府为杜聿明他们这一干被特赦的国民党高官大将,专门设置了一个职务,叫文史专员,愿意写点东西就写点,不愿意写就混,反正没人管你,人家今天炼钢铁明天打麻雀,根本用不着你参加,高层今天你批我明天我斗你,也和你无关,总之日子过的优哉游哉,末代皇帝溥仪也属于嘛也干不了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加入到了这个老年吃闲饭俱乐部。一次,杜聿明、沈醉就拉着溥仪,说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出去玩玩呗。溥仪早就没了皇帝的架子,说玩儿就玩儿呗,咱去哪?答曰咱去紫禁城。溥仪说不去,那地方有啥好玩儿的呀。沈醉说少来啊,你是怕触景生情吧?溥仪无奈,只好跟着去了。到了紫禁城,沈醉就张罗着买票,溥仪不禁多了几分凄凉,我带着朋友回自己家,还他妈的得买票?杜聿明只好劝他,中国没皇帝了,这儿也不是你家了,这么多人来参观游览,都不掏钱,拿什么维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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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曹秀清,在美国信息还是比较畅通的,有人就劝曹秀清,大陆一会儿“镇反”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大饥荒的,也没个准儿,你可要三思啊。曹秀清听说周恩来会见蒙哥马利的时候,让杜聿明作陪了,那不就说明杜已经彻底自由了吗,再说夫妻情深,杜聿明既然不能来美国,我就去北京,患难与共呗。这事说起来简单,办起来还真不容易,直到1963年6月3日,曹秀清才辗转来到了北京。虽然杜聿明曾经是统兵大将,但现在也不过是一介草民,曹秀清就更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夫妻在大陆团聚,更多的是具备象征意义,而他们的女婿杨振宁就不同了,他在最尖端科技领域站在了最尖端的位置上,新中国政府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和对科技兴国的渴望是不容置疑的,如能促成杨振宁回国效力,才是统战工作的伟大胜利,可是,杨振宁却没有回来。
  其实,海峡两岸对杨振宁争取工作,从1957年杨、李二人获得诺贝尔奖后就开始了,蒋介石通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的故交胡适,转达了对二人为国争光的祝贺,并通过胡适向二人发出邀请,请二人到台湾演讲。而大陆方面则是直接派出了杨武之前往日内瓦,与儿子会面。 可是,杨振宁最后还是在曹秀清落户北京之前访问了台湾,而访问大陆的计划却被搁置了。后来他受访时曾说过,父亲来见他,跟他讲,说现在中国做得怎么好,中国从前连一根针都不能做,现在可以大炼钢,从来文盲满地都是,现在小孩都可以上学了。讲着讲着,杨妈妈在旁边就说了,你不要光讲这些,我到街上去站了4个钟头买豆腐,还只买到一个歪歪倒倒的一块,有什么好?“反右”、“大跃进”、“大饥荒”这些事,毕竟是不瞒人的,杨振宁能不打鼓吗?1964年,邓稼先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杨振宁加入了美籍,一个掌握尖端科技的美国人,是不会被允许为敌对的共产党中国服务的,他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彻底断了他回国效力的念想。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当历史进入到1971年的时候,中美二十二年的隔绝坚冰,通过“乒乓外交”开始融化,两国开始有了些文化交往。而中国在核物理上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使得杨振宁来大陆转一转看一看,探探亲访访友,变成了可能。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各自的轨道上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此时的杨振宁备受尊重,名利双收。而邓稼先在领导研制了原子弹后,又和于敏合作,领衔了中国的氢弹研发,成就之高犹在杨振宁之上,可是却无名无利,因为他必须隐姓埋名,同时,邓稼先也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利,成功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奖金分三等,10元,5元,3元,邓稼先功劳最大,得了一等奖10元,两弹一共20元。美其名曰按劳分配,虽然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并未因此而影响工作热情,难道说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让这种以社会主义之名,行残酷剥削之实的分配制度延续下去吗?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分钱,1966年,一个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起,此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展了5年,这个运动不同于指向明确的“反右”,而是天下大乱,各个地方各个单位都有一帮无法无天、横行无忌的家伙,现在管这种人叫“傻逼”,当时叫“造反派”。基地的造反派与各地造反派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最常见的工作就是“揪斗”。揪斗是一个专业术语,原意是指把坏人从好人堆里揪出来,然后进行触及灵魂、皮肉乃至生命的伤害。坏人的标准呢,由实施揪斗的人来制定,也可以先揪斗再制定,也可以只揪斗不制定,总之,邓稼先莫名其妙的就被揪斗了,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你既然是学术权威,那必定是反动的,你在美国留过学,当然是特务,这什么烂七八糟的,邓稼先这样的人物能没警卫员吗?把这帮小混混打跑不就完了,想的美,告诉大家,造反派能耐大了去了,连刘少奇、彭德怀都照样揪斗,而且是数万人的大阵仗,罪名是工贼、内奸、反革命等等等等,此时他们二人已经被批倒批臭了,邓稼先又算什么呢,邓稼先就听天由命吧。不过天不灭邓啊,就在这时,上面来人把邓稼先给带走了,原因是美国来了个大人物,叫杨振宁,点名要见邓稼先。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报章上再三提到邓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连老婆都不知道的事情,美国人竟然全都知道了,保密工作对内不对外,难道是传统?与此同时,美国媒体还认为,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杨振宁看到报道后,就已经认定这个邓稼先就是自己那个发小。所以,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见邓稼先,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把邓稼先从揪斗中给救了出来。邓稼先在争得周恩来同意后,向杨振宁承认了自己领导中国核武器研究,并否认了有外国人参与。
  杨振宁后来又数次回国访问,毛泽东接见,周恩来亲自设宴款待,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是那个年代仅有的两个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美籍华人之一,另一个是张灵甫遗孀王玉玲。只可惜,杨振宁并未给中国做出任何和他能力相匹配的工作,没给大陆做事,也没给台湾做事,他把他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美国。
  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同时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解密了邓稼先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一个隐姓埋名二十多年的人,突然如此高调宣传,一些上了年纪的亲朋好像知道了什么,纷纷给邓夫人许鹿希来电询问,说这个人还在不在世?邓稼先确实已时日无多,一年前,邓稼先被查出晚期直肠癌,他终于可以回到北京,再次和夫人朝夕相处了,只可惜这样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在国家高调表彰他之后一个月,邓稼先带着无限的满足,魂归天国。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亲自参加了邓稼先的追悼会,邓稼先的直接领导,中国国防科技的卓越领导人,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诗赞邓稼先“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中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第二天,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
  2003年,杨振宁夫人杜致礼辞世,杨振宁遂回北京定居,第二年82岁的杨振宁续弦28岁的翁帆,老先生身体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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